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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潮汕地方志中明清时期土地、人口与粮食情况研究 2020年4月 潮汕地方志中明清时期土地、人口与粮食情况研究 本文关键词：潮汕，明清，粮食，人口，时期 潮汕地方志中明清时期土地、人口与粮食情况研究 本文简介：一本文论述的地域，包括1991年12月起分治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大略相当于清代的潮州府除去大埔、丰顺两县，而以潮汕地区概称之。18世纪是潮汕地区区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段。这100年，在一个基本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本地人口快速增长，土地资源和粮食短缺的问题呈现。其 潮汕地方志中明清时期土地、人口与粮食情况研究 本文内容： 一 本文论述的地域，包括1991年12月起分治的汕头、潮州、揭
2、阳三市，大略相当于清代的潮州府除去大埔、丰顺两县，而以潮汕地区概称之。18世纪是潮汕地区区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段。这100年，在一个基本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本地人口快速增长，土地资源和粮食短缺的问题呈现。其他社会变化随之产生：土地资源的争夺引发的家庭、宗族、村落之间的争斗开始，而且愈来愈见频数；粮食买卖量的增加，使得商人的财富得以快速积聚，商人的社会地位藉此提升；以粮食买卖为主导的海上贸易发达，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也就此开始这最终导致了潮汕区域社会的转型。 文献不足，使我们在18世纪潮汕地区的人口、土地和粮食问题上，很难给出直接的证据。下面只能根据历史情状，合逻辑地做点推断。武断之处，或所难免，
3、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二 康熙后期开始到嘉庆年间，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已经是种共识。但是，在潮汕这个具体的地域里，要讲述人口增长的具体情状，却仍然不容易。潮州及其各属县历代的户口数字，潮州志户口志已经收集得颇为完备，可以说是细大不捐了。问题是不同时间、不同文献记载所采用的户口统计口径极不一致，作为人口研究的基础材料，使用起来难度很大。潮州志户口志已经指出：旧志纪录户口，大都附丽於赋役经政，但恃征税征役之成丁大口为依据，故所载不实不尽。兹勒成专篇，参稽册籍，勤为摭拾，断自民国三十五年止。历祀民数，略具于斯。惟资料匮乏，故不避苛碎，涓滴必采。比而观之，则生齿繁耗，因时消息，其故可得而省，於为政之道，
4、或不无少裨云。 最后那句话，很有启发。我们或者不必然要求得到整个历史过程人口增损的精细全貌，只要用户口记录去观察某些关键时期人口增损的信息和趋势，省察其社会原因及后果，目的已经达到了。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曾经对明代的人口做过一番估计。 明代潮州人口发展的高峰在嘉靖三十年前后，人口数字达到 95 万。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 开始海盗倭寇之乱持续到万历二年（1574），20余年之间，山海交讧，地方志书所记录倭难18次，不但沿海劫掠，连饶平大埔山区也受到侵扰。这段时间里，潮州人口数减少 1/4，剩余71.2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13.6。万历二年到崇祯三年（15741630），50多年较为安定的社
5、会环境，使人口恢复到95万人的水平，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5.2。崇祯三年到崇祯十七年（16301644），本地寇乱复炽，但主要发生在山区和海疆，对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影响不大，人口可以取零增长。 入清后，因为乾隆以前文献记录的丁口数字不可靠，我们只好坚持依据各个时段特殊历史环境的不同经济和政治因素，采用尽量合理的估算办法。顺治元年 （1644） 起，本地区陷入大乱之中。黄海如、九军、林学贤、苏成豪雄并起，攻城略地。郑芝龙、张家玉在本地募兵，勤王抗清。顺治三年（1646）清兵入潮，开始了与明郑政权的攻战争夺。郝尚久、沈顺在明清两朝之间反复。 从顺治元年到顺治十八年 （16441661），潮州陷入不
6、停的争战中。战争比嘉靖万历之间的寇乱要更加严酷，假设17年间人口减少25 万 人 ， 剩 余 70 万 人 ， 人 口 年 平 均 增 长率-18.1。接近葛剑雄对全国在崇祯元年到顺治十二年 （16281655） 27 年间年均人口增长率-19的估计，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接下来是康熙元年开始的迁海禁令，数年中潮州滨海百姓被迫迁徙外地，流离失所，造成人口损失。但复界以后迁民留居外地者甚少，绝大部分都返回家乡。郑成功在潮州争夺粮食的军事行动没有结束，他的部将邱辉固守着达濠岛，开市贸易，这股反清势力在本地的征战，可能造成一些人口损失。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又起，潮州总兵刘进忠潜通耿精忠反清
7、。作战在军队之间进行，对百姓的影响甚小。刘进忠在康熙十六年（1677）降清，虽然邱辉还没有撤离达濠，潮州战事已经基本结束。估计从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六年 （16611677），本地人口稍有损失。 假设年均减少5，剩余人口已经降到65万人上下。这是明清两朝之间的人口谷底，比明代人口峰值减少大约1/3。 中国人口史研究的学术圈，一般都认为嘉庆年间的人口数字比较接近实际。潮州志户口志对阮元广东通志虽然有所批评，仍然认为：阮通志嘉庆二十三（1818）年之人口数增至一四五一八，其时志方新修，徵查自稍翔实可靠。但是，这个数字还可能在统计方面有所欠缺（老人、妇女和儿童登记不全），因为我们发现嘉庆重修一统志记载的
8、潮州府原额人丁一九一九七九八，今滋生男妇大小共二一八九五名口，又屯民男妇共三二名口。如何对待这相差几近一倍的两个数字呢？ 从康熙十六年到嘉庆二十年 （16771815）前后，潮州处于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地方相对安定，人口数量也迅速增加。我们以康熙十六年（1677）的大约65万人为基数，如果采用阮元广东通志140.5180万人的数据，在141年的时间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5；如果采用嘉庆重修一统志221.0925万人的数据，在135年的时间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1。与何炳棣、葛剑雄的全国性研究对比，前一数字显然过低，后一数字又偏高一点。 但是如果考虑到海禁解除后，本地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和粮
9、食供应的相对充足，9.1增长率的估计也应该更为合理。就是说，到嘉庆十七年（1812），潮州人口达到221万人，差不多是一个半世纪前的4倍。何炳棣先生认为乾隆四十一年 （1776） 开始，乾隆皇帝很认真地强调人口登记是保甲的一个重要职能，而直到道光三十年（1850），朝廷的权威也还未受到损害，所以这一阶段的人口数据是可信的。 这一阶段潮州地方有无执行保甲人口登记制度，本地方志未见相关记载。地方志的户口记录，却仍然多归入经政篇或者田赋篇，而且沿袭着旧志的数字。地方官断不敢违抗朝廷的谕旨，但是马虎从事却极可能，不核查、呈报本地每年人口。何炳棣先生已经指出广东户口登记缺漏的现象也很普遍。因此，我们一方
10、面相信嘉庆十七年大清一统志和嘉庆二十三年广东通志所记录的本地人口数字比较可靠，另一方面又不免为这两个数字的差别太大而感到困惑。 这一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在地方志书和家族谱记中可以找到一些佐证。乾隆四十八年编成的南澳志上，有注明是编查烟户的两组人口数字，笔者把它列为表格，见表1：笔者的意见是，这两年南澳的户口，是由保甲登记的。南澳志在户口登记之后，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按往制计丁征银，有徭差、民壮、均平及盐钞各名色。饶平志载每丁征银一钱六分五厘，诏安志载每丁征银四钱九分二厘。康熙五十二年奉诏，盛世滋生，永不加赋。雍正四年命天下州县丁口俱派入亩米均匀表徵。按南澳地亩有赋，丁银无徵。每年奏销册籍，无地
11、丁款目，与各县异。 从这段文字可以推知，南澳在雍正四年已经实行摊丁入地，作为赋税的丁数，不再奏报。而南澳施行保甲制度，从雍正十年五月诏设南澳海防同知之后开始，见该志所载广东总督郝玉麟疏文。其中有为此，牌仰同知官吏照依事理，即便钦遵查照，仍将管辖地方一体编立保甲，各港渔船，稽查出入，造册呈送，征收租谷银两，一并查明列册报查无违等语可以证明。 但是，就如同何炳棣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对保甲制度在各地执行的情况，特别是户口登记的情况不可以十分乐观。由于官员们更加注重的是赋税的征收和地方秩序的维持，对妇女和儿童的登记，在他们看来就变得可有可无，甚至有人主张保甲登记时，把妇女和儿童排除在外。 上引材料中，
12、比较不合正轨的是性别比（每100男子对应的女子数）太低。原因可以肯定是女口的登记不完全所致。至于男子15岁以下未成丁的登记情况，或者可以推断也是不完全的。总之，南澳志所载男丁女口的数字应该是人口数，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人口数字肯定不完全，少于实际人口。 对于整个潮州府清代的人口研究，这两组数字或者意义不大。不过用这两个年度的总口数来推算，4年之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接近30，对当时潮州人口快速增长情况，多少还有点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本地的海上贸易已经相当发达，按道理旅居外地的商民应该已有一定数量，这些人都是男性，如果真正认真登记，显然性别比应该提高。笔者怀疑这类商民，即使旅居在外，保甲
13、在做人口登记的时候，还是将他们登记了。原因有两个：一是这时的人口已不是赋税的对象，登记了经济上也不会增加负担。 二是传统观念的影响，外出者同家乡亲族有割不断地联系，总要叶落归根，没有理由不登记。这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些人多数还是会记录到族谱里头，或者是一个有力的旁证。以冠山卢氏族谱为例。这个族谱旧抄本记载至25世为止，时间大约在光绪年间。谱中各房公祖，实际上要到第18世，也就是康熙中期后，才有相对比较完整的记录。我们也可以借此观察到卢氏宗族在清代的人口发展趋势。 兹据族谱记载，统计如表2。康熙五十八年 （1719） 争夺中舍潭的故事，发生在卢氏1719世公祖身上，当时全族丁口在100人上下。乾隆
14、到道光年间（2023世）卢氏宗族丁口有较快的发展，到道光年间（约1840）总数估计在600人左右。120年之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5，而且其中已经有族人移民高琼及南洋的记录。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更加真实地了解清代中前期本地人口增长的大趋势。 三 盛世滋生的大量人口，对于原来土地资源短缺的潮汕地区，造成巨大的压力。随着明代以来的人口发展，韩、榕、练三江平原以及山区河谷可开垦的土地，到清初已经开垦殆尽。由于耕地面积无法大量增加，即使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粮食紧缺的情况不可避免要发生。 先看土地问题。1949年出版的潮州志农业志农地一开始已经明确声明：潮州土地面积，向乏精确调查。间有数字，多系估计，而农地数额更难探获兹为略悉梗概，将以往志籍所载，及各方公布资料，稽其较近理者，为表于后以备存。然欲祈精确，尚待他日实测也。志书中有各县农田面积类别古今比较表（见表3），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些数据。表后有附注说明：水旱田面积，乾隆年间据周府志，南澳县据南澳齐志，民国十二年据六十年来岭东纪略，民国二十九年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然一华亩折合公亩为六亩一分四厘四毫，则二十九年全州已有水田 2,083,698 华亩，旱田1,384,765华亩矣。 民国十二年（1923）资料数据有缺漏，可置不论。民国二十九年（1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