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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与沈浮的交往在与沈浮导演交往之前，就听到过不少关于他的故事，也可以说是他的“趣事”。 一次，我在厂里二楼的大会议室，恰巧碰到吴茵，我没有听到她所说内容的全部，只听她和大伙说：“有不少戏就是演员们在小座谈会上吹出来的”有人见我一脸漠然，便轻轻对我说：“听吴茵说沈浮哩！”于是，我产生了兴趣，就“赖”在那儿“旁听”了。 吴茵并没有因为我的“打岔”而关闭她的“话匣子”，她继续告诉大家：“万家灯火中我们一家就是我、蓝马、上官（云珠）、沈杨和傅慧珍吃红烧肉的那场戏，大家坐在一起，丰富了很多细节，没有说一句话，把这场戏用动作、眼神演得无声胜有声，得到沈浮的充分肯定他就是这样，在艺术上十分民主，群众观点又特
2、别强。每部戏开拍之前，他都会召开许多小座谈会，让大家各抒己见，并且让演员在对词当中，边对边改，把那些生硬、别扭的对白，改成生活语言。对有些情节的修改、补充，他也很尊重群众的意见。每次在听到大家的好建议时，他都会竖起大拇指夸你一声高。” 吴茵说沈浮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导演阐述与众不同，有的导演在阐述他的导演构思时，往往是从理论讲到理论，而听他讲导演阐述就像说评书、听故事。从第一个镜头开始，一直到结束，都是绘声绘色。谈到重场戏，他渲染得更厉害，到了高潮，那就是手舞足蹈了。遇到他高兴的时候，还给你配上音乐，不少地方还加上效果。这时他已身入其境了，大家也就跟着进了戏，效果自然不一般。” 沈浮于195
3、6年导演了一部优秀影片李时珍，我的妻子陈蝉有幸参加了这个摄制组担任场记。她曾经跟我讲过沈浮的一些“轶事”。 那一年，摄制组在黄山度过了国庆节。晚饭后，大家在一块平地上休息聊天，赵丹为了给大家增添一些节日的愉快，便出起“洋相”来连续模仿了好几位导演的语言、动作、生活习惯。当然，模仿沈浮则成了他模仿的重点。他把沈浮导演的特点抓得准极了，引出场上一阵阵的笑声。沈浮则在一旁笑咪咪地听，还不时地“自出洋相”作一些补充或纠正。 接着，钱千里出了个主意，他要大家听他的指挥来一场国庆大游行。他根据各人不同的形体、气质，分派了角色。胖乎乎的制片主任丁里成了工商界人士，副导演卢珏则为高级知识分子代表，个头矮的几位
4、扮成少先队，陈蝉则当上了妇联的代表，还有什么理发业工会、体训班、宗教界人士等等。然后，他命令沈浮导演站在权充主席台的石阶上，以国际友人的身份检阅游戏队伍。 沈浮身高个大，被钱千里称作“苏联老大哥”，他按照钱千里的“命令”，站在台阶上，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像煞有介事”地“检阅”起他的合作者来。钱千里确实抓住了每个人的特点，一个个经过主席台时，又都做出了符合扮演对象身份的动作，于是，所有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而沈浮导演却在钱千里的“导演”下，“恪尽职守”地充当了“检阅者”的角色，不时挥手向“被检阅者”致意。 这一切都说明，沈浮是一位十分谦逊、随和，没有一点架子的人。 在黄山外景期间，卢珏因事离组，
5、一些副导演的工作便落在陈蝉肩上。一天，由于陈蝉工作的疏漏，出发前又未作细致的检查，到了拍摄现场，发现少带了一件演员要换的服装。而这件服装如果不换上的话，就会出现与已拍镜头“不连戏”的事故（即上个镜头穿这件衣服，下个镜头却换了另一件，造成不连戏）。怎么办？派人回驻地去取，山陡、路远，来不及。再说阳光也不等人呀！正当陈蝉一边自责、一边急得六神无主的时候，沈浮却跑了过来，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的宽慰陈蝉说：“别急，别急，我有办法了，把两个人的镜头改成一个人的，避掉他就可以了！”沈浮没有说一句责备陈蝉的话，让陈蝉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以后再也没有犯过类似的错误。 这又证实了他是一位在艺术上十分严谨，在待人
6、接物上又十分宽容的人。 在*中，我被造反派“揪”出来后进了牛棚，同处一室的难友除天马厂头号“走资派”、党委书记丁一，副厂长葛鑫，表演艺术家舒适外，还有著名演员卫禹平。 我们关在一个“牛棚”中，闲来无事少不得要找些话题来打发时光。卫禹平就曾悄悄地对我说过不少影人的逸事，而讲得最多的就是这位沈浮导演，卫禹平叫他沈大春这也是电影界与他同代人对沈浮的尊称。 有一天，卫禹平和我的话题，从金焰、刘琼等人又转到沈浮身上。 卫禹平问我：“你知道你说说的故事吗？” 我说：“听说过。” 卫禹平立刻用天津话仿效老沈在“纠正”一位演员说台词时讲过的话，原因是那位演员在说台词时咬字不准，将说话的说，说成了天津口音的说（
7、近似普通话中的所）。当时，老沈说：“我说说（所），你不要说说（所），你要说说。”但老沈在这里应该说的说，居然又说成了说（所），这当然弄得在场的人乐不可支，而沈浮也跟着大家大笑了一番。于是，“你说说”的故事不胫而走。 卫禹平还告诉我，每逢演员的表演没有达到要求时，沈浮往往会现身说法地加以纠正。你想想，这么一个大高个子，在摄影场里去演年轻妇女时，会是什么样的效果。偏偏沈浮全然不顾这一些，会连说带做地给演员“示范”用他浓重的天津口音念台词，动作也往往极为夸张，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卫禹平曾在天津读过书，对天津文艺界比别人更为熟悉。有一天，在谈相声演员马三立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问我：“你知道沈浮的
8、艺名吗？” 我摇摇头，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 卫禹平似乎在卖关子，说道：“老沈那可是身高个大，十分魁梧！他辍学以后，曾到过北平，在北洋军阀的军队里当过号兵” 这个经历，我听别人说起过，但他的艺名到底怎么起的呢？便急不可耐地说：“这我知道，但他究竟用了个什么艺名呢？” 老卫还是不疾不徐地说：“大概是他20岁的时候吧，老沈看到报上登了一则广告，说电影公司要招艺员，他便去报了名，居然被录取了。既然正儿八经的当演员，总得有个带有艺术性的艺名呀！” 见卫禹平还在卖“关子”，我急了：“别兜圈子了，究竟取了个什么名儿呢？！” 卫禹平在“抖包袱”之前，又?嗦了几句：“你绝对想不到，这么个彪形大汉，用了他
9、写文章时用过的别名，叫沈哀鹃一个应该是娇小、柔弱的女子用的名字。”为了强调这个名字的特别，“沈哀鹃”三个字是用天津话说的，分外“传神”。 我不禁哑然失笑了，但一转念又想到当时的老沈，用这样一个名字，一定有他的想法，莫非是他要用啼血的杜鹃来表示他对时事、对社会的哀伤并同情小人物命运的悲苦？当时，真的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呀！我把这个猜想说出来后，卫禹平只是说：“可能吧！”因而并未得到证实。 后来，我曾当面向沈浮求证，当我说出我曾经的设想时，他说：“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当时，我有好几个喜欢写点东西的朋友，在向报社投稿的时候，用的笔名当中都有个哀字。有一位叫孙哀鸿的才华出众，文章写得非常好，大鼓书的鼓
10、词写得更好。我很敬重他，所以就跟在这位哀鸿的后面叫哀鹃了。”当然，他也没有完全否定我的猜测，他肯定下过决心，要像啼血的杜鹃那样代表劳苦大众来诉说他们的悲惨境地，代表他们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 这些人的介绍，已经将沈浮的形象十分立体地刻进我的心中了。 我和他的交往，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逐渐频繁起来，这是因为我从1980年开始，担任了上影厂的部分领导工作以后，与这位曾担任过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并担任着厂艺术委员会领导工作的老导演，有了这样那样的接触，到了1985年前后，为了解决他与夫人高依云入住医院的问题以及解决高依云的经济待遇问题，我曾多次到他们的寓所了解情况、商量办法，来往十分频繁，对他们了解
11、就又深了一层。 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政府曾动员一部分职工返乡或离职回家，来帮助国家分担“暂时的困难”，上海电影界当然不能例外。作为海燕电影制片厂厂长的沈浮，为带头贯彻政府的这一号召，主动申请，让他在演员剧团当演员的妻子高依云退了职。虽然，高依云并不在动员退职返乡人员之列，但她支持了丈夫的决定，成了电影界知识分子中唯一退职回家、不再领国家工资的人。 二十多年过去了，高依云年老体衰了，医药费用的大幅增加，让沈浮一家过得很艰难。沈浮虽然没有因此说过一句话，但组织上怎能不闻不问呢？当一些老同志向电影局党委反映了这个情况后，党委命我去了解情况并提出解决办法。 也说不清楚为什么，电影圈子里的人都爱
12、称高依云为“高姐”，这大概因为人们习惯于称沈浮为“沈大哥”，高依云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姐”吧！这虽然未经考证，但我也跟着大伙这么叫。 这时，沈浮已退居“二线”，但艺术委员会的事情还挑在他肩上，厂里创作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一些重要剧本的“拍板”，仍然要请他参加讨论。 我来到中山南二路华侨新村他的寓所，在他的书房里坐定后，便说明了来意：“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您带头让高姐退职回家，这件事在电影界产生过很大的反响，大家都感谢您、钦佩您为国家分忧解难” 他打断了我：“可别这么说，可别这么说！” 高姐也在一旁帮腔：“那时候，国家有困难嘛！” 我由衷地说：“这么多年来，我们在电影局，在上影厂工作的人，没有主
13、动地来关心、来解决你们的困难，这是我们应该检讨的。” 沈浮还是那句话：“别这么说！”我知道，他是真心的。 接着，我告诉两位老人家：“电影局党委听了反映后，准备想点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二十多年了，你们对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就是想点办法来弥补，恐怕也是车水杯薪，补不了你们对组织的情分的。” 沈浮连连摇手，又说了句：“别那么说，可别那么说！” 于是，我问他们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沈浮斩钉截铁地：“没有，组织上怎么说就怎么办！上面主动来过问这事，我和高依云已经感激不尽了，怎么还会有其他要求呢？” 我向局主要领导汇报了与他们谈话的经过，并提出一个初步设想，经局领导研究决定，参考与高依云资历与艺术水平相
14、仿演员的待遇，按月给予补助。 我又一次来到沈府，把局领导研究的结果传达给老两口，沈浮听了后，只是堆满了一脸的笑，什么话也没说，我看得出，在他似乎平静的表情后面，是波澜起伏的内心。而高姐则一连声地感谢组织上的照顾。 其实，这不过是“迟到”了的照顾。高依云为了维护丈夫的决定，为了动员职工离职返乡的大局，从一个职业妇女成了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这是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呀！ 我曾听朱莎等人说过，高姐出身贫寒，后来在抗日的大潮中，与具有进步倾向的沈浮结合了。他们共同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辛岁月，锤炼了这位本来就有坚强个性的女子的意志。乍看起来，她仅仅是放弃了从事在银幕上创造角色的权利，但实际上，
15、她是用一个孱弱的身躯，去支撑丈夫为电影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沈浮与高依云结婚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单身的男女其实只有半颗心，两个半颗心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颗心，这才有了真正的家。他们这两个半颗心融合在一起后，支撑了这个家，也支撑了沈浮为中国电影事业创造的许多可以称之为经典的优秀作品。” 后来，我迁居到双峰路，距沈府只有一箭之遥，便常常在星期日骑着车子去沈家，高姐遇到什么事也会打电话来找我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陈蝉与他合作时，不过二十四五岁，当然是他的晚辈，我与陈蝉同龄，沈浮自然会把我当作与陈蝉一样的“小家伙”，所以对我特别亲切，这是我每次拜访他时都能感受到的。我们的聊天无拘无束，我有时还会“以小
16、卖小”行使“童言无忌”的特权。比如，我问他为何起“哀鹃”这个名字时就说过：“这名字太女性化了，和你一点对不上号呀！”“你不怕人家知道后笑话你吗？”“听说您讲导演阐述，还稍带着表演、音乐、效果一起来哩，您能给我学一学吗？”诸如此类。他一点不嫌我“僭越犯上”。 我对徐桑楚厂长力排众议、作出拍摄曙光的决定十分敬佩，同样，对敢于导演曙光的沈浮极其崇敬。须知，在那个“左”的思潮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判断标准、行为准则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拍一部被有些人视为“共产党杀共产党”而“有损于党的形象”的戏，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 我与沈浮在一次聊天中说到这件事，我问：“这个题材，很多人都认为太尖锐了，您当时怎么想的？” 他在说下面这段话时，没有任何激动、昂扬的表现，而是十分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