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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茂堂和他的打工子弟学校田晓慧一说要回老家，脸涨得通红，紧接着，眼泪鼻涕一大把地往下掉。她几乎把北京当成了自己的家，尽管她对这个城市的了解只有动物园和天安门。2010年2月4日，立春。北京市大兴区旧富镇树桥村的一片廉租房前，一两个月前的积雪尚未融化，冷得彻骨。不远处瓦砾堆旁的一幢三层小楼和一个院子，几乎成了这一带最庞大的建筑。一侧的墙上，“新苑学校”四个大字尽管已被敲掉，但剥落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的操场上，扔着几本被风翻开的课本。教室里残存着元旦联欢会的喜庆五颜六色的拉花挂在窗户上，黑板上“新年快乐”的字样也没来得及擦去，看得出主人离去时的仓促。“春节之后，就轮到拆它了。”废墟上的一节
2、旧车厢里，钻出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负责帮人掌管着这所学校的钥匙。城市边缘10岁的田晓慧曾经是新苑学校四年级的学生。从出生到现在，她只回过两次湖南株洲的老家。家里，除了年迈的奶奶，还有一个马上要读高中的姐姐。早在1992年，田晓慧的父母就开始在东高地的市场上卖菜。东高地是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等单位的驻地。几个作业区和家属区，使得此处的市场随之繁荣起来。来京打工的外地人，和本地人穿插着住在一起。田晓慧一家的廉租房，和航天系统的家属院仅一墙之隔。“房租每月300元，电费是1.4元。”这个10岁的孩子熟谙这些数字。田晓慧的母亲一直觉得有些愧对女儿，“她爸爸每天凌晨一两点多就去上货，我早上五六
3、点出门，晚上七八点才能回家。孩子上学后，一次都没送过她。学习也没时间教她，在学校靠老师，回家靠自己。农村人不像城里人，一个孩子好多人看着。但我们农村的孩子吃饭洗衣服都要靠自己。”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田晓慧的母亲从没把自己当成过城里人，因为“户口不是城里的”。她惟一的指望就是两个孩子，“要是能考上学了，就可以从农村到城市了。”河南人刘锋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最早来北京的时候，他在一个厂子里打工。有了女儿刘晶文后，刘锋两口子在东高地的市场上租了个门面房，开起了加工制作羽绒服的小店。为的是时间自由点儿，可以照顾孩子。“我们老家有不少人在外打工，把孩子丢在家里。大部分孩子初中都没上，就辍学了。”刘锋家有
4、亲戚上过大学，甚至还有个表妹出了国。家里人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否则没什么出路。翠绿色的长羽绒服套在6岁的刘晶文身上，显得有些臃肿。小姑娘似乎完全听不懂父母说的话，径自一人晃晃悠悠地走来走去，摆弄着满地的碎布头。问到她，她会说喜欢上学。“如果不让上了呢?”刘锋逗她。“还上。”刘晶文忽闪着眼睛，奶声奶气地说。同样来自湖南株洲的符金鹏也喜欢上学，并且会说，“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但具体到什么叫改变命运，改变什么命运，她摇着头，一脸茫然地掏出一本练习册，其中的一篇短文，标题是战胜命运的孩子。狂热的校长新苑学校校长蒋茂堂从这些孩子身上找到了他当年的影子。即将到知天命的年纪，蒋茂堂也没搞清
5、楚自己究竟是哪的人，亲生父母是谁。他是个被抱养的孩子。严重的胎毒使得蒋茂堂刚生下来就被遗弃，后被一个拉车人抱走，交到了他在山西长治的养父母手中。那个年月，这对好心的夫妇抱着孩子四处寻医问药。这段听来的身世让蒋茂堂觉得自己的命是“捡来的”。“没有这个社会和这么多好人，今天就没有我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回报这个社会。”说这些话的时候，蒋茂堂言辞恳切，目光炯炯，看上去不像“唱高调”。至今，蒋茂堂还完好地保存着当年赶大车的人抱走他时用的毛巾。几十年的侵蚀，这块普通的白毛巾泛了黄，破旧不堪。真正让他疯狂投身教育事业的原因，来自另一个小插曲。刚上小学，周围的孩子就听说了蒋茂堂的身世，还发现他身上有胎毒留下
6、的疤痕。“小疤瘌屁股”、“不是亲妈生的”蒋茂堂在前面走，后面就有人跟着喊，更调皮的孩子甚至会找准机会扒下他的裤子。“放学是要排队回家的，每次我都不排，一下课就赶紧往家跑。慢了，就会有人追上来喊。”蒋茂堂记得，最后还是老师挺身而出，批评了那些孩子。蒋茂堂找回了自己仅存的尊严。“当老师”从此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根植于他的童年。高中毕业后，蒋茂堂没上大学，直接当起了老师。此后的几十年，他又因为各种原因转投其他行业，开过长途车、在街边画过像、下井挖过煤。挖煤的时候，他的脑子里都会想着自己站在讲台上，有学生等他上课。上世纪90年代，蒋茂堂到了北京，先是在一个贵族学校当老师。那里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每学年
7、的学费是85万兀。“那些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蒋茂堂的语气中带着些鄙夷，倒是那些外来打工者的孩子更让他揪心，“他们虽然有亲爹亲妈跟着，但毕竟是从大山走到北京，走在边缘地带，是弱势群体。在这个城市里，没人眨他们一眼。像我当年一样，孤零零的。”2001年，蒋茂堂拿着全家人2.5万元的积蓄，在大兴区租了两个民宅，建起了学校。当年，一个挺有名的教育家给他题词，说他“急家长所急，为国家分忧”。大兴区政协的领导也参观过学校，并鞠了个躬，说是代表大兴人民感谢他。蒋茂堂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三次“蒸发”2003年，蒋茂堂接到了“逐客令”。主管部门给出的理由是，地方太小，不适合办学。当年的蒋茂堂还很“听话”
8、，把能卖的东西卖了，课桌和椅子拆了腿，拉回山西老家。学生们能转学的转学，实在没办法的，就送回了老家。蒋茂堂管那天叫“黑色的8月25日”。后来别人告诉他，他离开后，学校还是好端端地摆在那儿。办学的是附近一个做小生意的人。“你蒋校长这个人做人太厚道了，吃亏。”有人这样提醒他。仅仅三个月后的11月26日，蒋茂堂再次“杀回”北京。而今，当天的火车票就夹在他的笔记本里，车票背后写着教委、双语等几个关键词。“我在火车上想着，来了北京一是要再找一下教委，二是看看一个双语学校的教学楼能不能用，另外就是，干脆回以前的那个贵族学校。”奔走了一个月后，蒋茂堂找到了一个地方租用。对方要求他交22万元，蒋茂堂只凑了5万
9、元，双方便达成协议，蒋茂堂办学，对方收学费。蒋茂堂花了6000块钱，把以前的桌椅板凳从老家拉回了北京。半年后，蒋茂堂再次被逐。合伙人看到蒋办学校挣不到多少钱，索性把他赶走。从学校离开时，蒋茂堂的身上只有1000块钱。随后，他找到了大兴区的一座二层小楼。他和人家谈合作，依旧是由他办学，对方收学费。第三次搬离，是蒋茂堂惟一一次“主动出击”。他觉得学校成了规模，应该有更好的校舍，更大的发展。 2005年，蒋茂堂找到了新苑学校现在的房东。他和房东去谈，先交了8万元钱，盖起了学校。接下来，每年25万元的租金。“几乎每一次，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搬迁。”蒋茂堂认为，搬迁指的是找好新的地方，迁过去，“我的每一次
10、搬离都是一次蒸发，一次消失，一次中止。”主管部门“如果时光能倒流，你要是我的学生，一定会崇拜我的。”蒋茂堂陶醉在他的光环中，丝毫不在意脚上那双几十块钱的皮鞋已经有了个裂缝。他甚至不吝啬用“伟大”这样的词形容自己，说出之后，又会补充一句，“其实也不是什么伟大，只是借用这个词。”老师曹丽红也认为蒋茂堂挺了不起。此前，曹丽红已经辗转过三个打工子弟学校任教。第一个学校因为离家远，第二个学校没过多久就拆了，“我骑着车在北京周边转了好几天，最后找到了新苑学校。这个学校收费低，条件也还不错。更主要的是，校长这个人有感染力。”蒋茂堂的感染力在主管部门那里并没起到什么作用。新校舍刚建好不久，当地管理站的领导找上
11、门来，一进门，就给开了5000块钱罚单，说是设施不全。并称是为儿童健康考虑。“你是关注儿童健康，我是关注儿童健康成长。我为了儿童健康成长，砸锅卖铁地办学校。你关注儿童健康，一来就罚5000块钱?你捐上5000块钱多伟大呀!”蒋茂堂的爆脾气一下子上来了，堵得对方没话说，悻悻离去。搬进去的第10天，公安局的电话又打到了他的办公室，说是教学楼电线老化。蒋茂堂又让对方撞了一鼻子灰，“我们的教学楼拿的是国家A级合格证书，怎么会老化?再说，你怎么知道老化，你刨墙了吗?”在新苑学校工作了4年半的教务主任倪景珍的印象中，主管的教育教学部门从来没到学校过问，偶尔来找的都是卫生等相关检测部门，“政府可能也有过一些
12、保障什么的说法，但到这儿来就什么都没有了。”2004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启用。北京市教委下发的通知称，办学许可证仅适用于符合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范畴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不在民办教育促进法调整范围内的学校和教育机构，不再颁发办学许可证。检查学校属性主要包括举办者性质、举办资金的性质和学校服务面向的性质等方面。大兴区教委社教科科长张香坦说，目前大兴区的31所打工子弟学校，通过审批的有12所。蒋茂堂的新苑学校不在通过审批之列。“本来和北京的孩子比起来，我们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就是二等公民了。现在又分了有许可证的和没有许可证的，那我们岂不是又成了三等公民?”蒋茂堂忿忿不平。他认为所
13、谓的审批并没有一定标准，批不批都是上面领导说了算。他承认，也可能是自己的性格使其无法委曲求全，也给办学添了不少麻烦。慈善家没通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同样会受到一些公益人士的关注。两年前，一位慈善家给新苑学校捐了25万元。教务主任倪景珍在那一年涨了工资，此前，她每月工资只有600元。由于交不起自家孩子的学费，只得把他送回了老家读初中。在打工子弟学校当了9年校长，蒋茂堂多少看出了点儿名堂，“办这种学校的一般有三类人。一种是想好好干点事，培养些学生的。还有一种是一些小商贩，有的甚至是文盲，每年花一两万元的租金找个潮湿、阴暗的角落办学，靠这个挣钱。第三种是一些搞房地产的老板，做企业之余，想借助公益事业
14、给自己脸上贴金。”最容易被同情的是第二类人。“旁人一看，哎呀，这个学校条件这么艰苦，孩子们在这么简陋的地方学习，得赶紧捐钱。其实他们办学成本很低，大部分钱都被力学人装进了腰包。”蒋茂堂“鄙夷”地说完后，又不忘了补充一句，说自己并不是看不起这些人。让蒋茂堂引以为豪的是他的学校有着明亮、宽敞的教室，升旗仪式上，学生们要用双语讲话；他请过美国、荷兰的老师过来给孩子们上课；考试的时候，他把孩子们拉到操场，间隔一米五，一定要他们的真实成绩。蒋茂堂绝对相信，这些打工子弟们可以和北京的孩子相媲美，这甚至成了他潜意识里的一个目标。“有公立学校组织学生来新苑学校参观，估计那儿的老师是想让北京的学生们看看我们这些
15、可怜的孩子，让他们受受教育。”蒋茂堂对这种行为有着隐隐的敌意，他找自己的学生来和对方PK，“那些北京孩子唱歌，我们的孩子能跳舞。他们吹笛子，我们就会拉二胡。估计他们走的时候，也是灰溜溜的。”“真正愿意为孩子们做点什么的慈善人士，我们是欢迎的。那种带着施舍的慈善，我们是不欢迎的。”蒋茂堂分得很清楚。南城改造2009年12月16日，蒋茂堂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平等。这一天，他拿到了“全国优秀校长”的奖项。在人民大会堂，和247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校长共同领奖，其中大部分来自公立学校。这一荣誉对蒋茂堂来说，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此时，他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学校在2010年元旦之后必须搬走。“我拿了这个奖，但注定
16、成了光杆司令。”蒋茂堂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这一次的搬离，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2009年11月，北京市正式发布城南行动计划，要将近2900亿元的资金投向城市南部，改变北京城南北“阴阳脸”的不均衡现状。大兴区也在改造之列。蒋茂堂再一次廉价卖了些桌椅，找了几辆货车把剩下的东西拉走，暂放在燕郊的一个仓库里。大兴区教委主任李达显然也有些无奈，“这个是城市统一规划，因为以前的平房区需要改造。那些学生我们会让他们到附近的学校上学，而且，打工子弟学校要拆的并不多，不是说我们取缔了这种学校。”旧宫镇教育助理刘玉卿也强调，这一次不是光拆学校，而是连附近的民房一起拆，“拆了之后，外地人、本地人都得迁走。一些孩子恐怕就得跟他们的父母回老家，或者找别的地方了，不会再在这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