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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洲作为方法的第三世界思想路线受访人：陈光兴（KuanHsingChen），美国爱荷华大学大众传播博士，台湾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教授，交大亚太/文化研究室召集人，并担任民间机构亚际书院执行长以及人间思想、InterAsiaCulturalStudies：Movements，CulturalStudies等国内外期刊的共同主编及编委。代表作有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2006）、Asiaasmethod：towardsdeimperialization（DukeUniversitypress，2010），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影响。 采访人：郎静，南开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博士生，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系访
2、问学者。一、我的亚洲观郎静（以下简称L）：陈老师您好！非常有幸在美国杜克大学遇到您，感谢您接收我的访问。我知道您一直积极投身于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对亚洲文化研究的关注，您在昨天的讲座中也提到了“瓦解殖民世界”（decolonizingthe earth）的构想和愿景，那么，促使您产生这个想法的背景和条件是什么？陈光兴教授（以下简称C）：其实，研究背景的产生首先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学术经历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是在台湾求学还是到美国深造，我个人都是在大众传播领域，也就是没有学科的学科，在美国受到来自第三世界同学与左翼学长们的影响，又碰上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浪潮，是后来工作的前身。20
3、世纪80年代末期回到台湾，感到我们的知识状况其实是有问题的，我自己是在美国念理论的，那个时候用理论的意义和现在人们使用理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发现理论的东西对我们处理身边的问题往往是无解的。因为我自己关注当代问题，所以回去读后现代理论，不是追逐时髦而是借由它认识处于变动中的欧美世界，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后现代理论始终是在处理欧美内部自己的问题，所以有一个很清楚的原则就是从来不把理论?作一切，它其实就是相互参照的方法，而且从事文化研究也不是强调特定性（specificity）也就讨论主体所处的历史脉络，要追究的是特定的文化现象、社会矛盾，在不同的历史状况里究竟要如何解释。这些解释是接地气
4、的，根植于以在地史为基地与区域、世界史的互动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界，知识状况其实包括两大潮流，一个就是所谓的广义的文化理论，包括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后现代等；另外一个就是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我有一些缘分碰到斯图亚特?霍尔等人，曾经在1986年做主编期间制作了JournalofCommunicationInquiry这个当时由研究生所主导的刊物的StuartHall专号，其中部分的访谈集结成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台北：元尊文化，1988），在10年后扩充成书，跟老友DavidMorley编成Stuart Hall：CriticalDialoguesinCultur
5、al Studies（Routledge，1996），这本文集是目前文化研究领域中很有影响力的一本书，也是可以作为文化研究入门的书目之一。因此，对我而言，后现代理论（福柯、德路兹、加塔里、布什亚）和霍尔的文化研究，以及它们之间的对话成为我思想体系的基础，之后不断地演化，思想资源包括中文世界（鲁迅、陈映真、钱理群、王晓明等）与亚洲（泰戈尔、沟口雄三、白乐晴、ParthaChatterjee、AshisNandy等），以及近期的非洲（MahmoodMamdani、Thandika Wkandawire等），计划中要慢慢开展阿拉伯世界与拉美的重要思想。朋友们已经在谈要如何更有系统地以各种语言进行整编
6、、翻译的工作。文化研究从来就不可能是一座孤岛，就其本身而言，和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方面密不可分；就其社会影响力而言，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单薄的，所以认识到这一点以后，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准备了大概10年的时间，来筹划InterAsiaCulturalStudies：Movements这个刊物。这个刊物中文名是亚际文化研究，我们的着眼点就主要联结亚洲各地，我们有20多个编辑在亚洲不同的地方，以季刊的方式从1988年初刊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连续性，而且这个刊物有一个副标题“movement”，把工作当成思想运动，是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运动中的一个环节，立足、参与社会是不需要导论的共识。所以在这个理念下
7、，除了刊物本身，我们2004年筹办成立了亚际文化研究学会，从2010年成立机构联合会开始举办暑期班，给亚洲各地年轻的研究生进行授课，并提供一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后来又组建了亚际书院，旨在为亚洲思想界创造新的互动空间、寻找新的知识方式，克服殖民、战争与冷战在区域内造成的沟通障碍与思想困境，推动亚洲思想界在知识生产层次上的连带与合作。L：您刚才提到文化研究中的特定性，我的理解就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文化现象，这不仅是方法论的要求，而且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也已经很难对自我和他者做一个泾渭分明的划分。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语境下，您是如何认识自我和他者？C：当我们始终活在自己的文化氛围中时，是无法真正理解自我
8、和他者的意义的，你刚来美国，慢慢地这种感觉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我1981年来到美国求学，他者文化一方面对我的思想产生了冲击，另一方面也开阔了我的研究视野。2006年我出版了去帝国化亚洲作为方法这本书，这个书稿其实是中英文对着写的，英文书稿在2010年由杜克大学出版，这样的写法就会把一些原来的盲点全部暴露出来。在这本书中我主要关注三个主要场域的对话，即后殖民研究、全球化论述和亚洲的亚洲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是基于当时理论上的偏执，为批判而批判，往往会被批判对象所制约，而走进死胡同。面对这种情况就得思考，要“超克”后殖民批判的局限，只有经过将认同对象的多元转移，以及建立起不同于殖民主义的另类参考架构，
9、我们才有可能摆脱对西方及对它长期形成顽固的妒恨，也只有在消解妒恨政治的同时，才有可能超脱各种形式认同政治的限制，在新的情势中建立起真实的连带。 正如我刚才说的文化研究的特定性，想要割断全球化与殖民帝国主义的历史关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将其放回到全球化的论述中，认真思索帝国主义为人类历史带来的错误与痛苦，将批判的力量建立在“去帝国”的前提之上，揭露新帝国主义试图征服世界（乃至于败北）的真面目；这些最后就都得回到我们自身，就是将所谓的亚洲研究转化为在地性的亚洲研究。近年来，亚洲经济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所谓“西方”对“东方”的看法，就自身而言也不同于以往的自我认识，不能再继续透过帝国主义的
10、眼神认识自己及邻居。而发人深省的是，虽然很多学者一直在从事亚洲研究，但由于我们本身的亚洲意识薄弱，加之欧美学界贬低区域研究的特殊主义论调，所以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找到在亚洲从事亚洲研究的意义以及更具活力的知识，而去帝国化是认识的第一步。简单地说，去帝国化是一个更具涵盖性的范畴，是动力所在，而透过这个概念我们能够批判性地重新检验帝国主义的历史冲击力。L：认识的产生通常都是为了更好的实践，“去帝国化”“瓦解殖民世界”都非常鲜明地表达了您对全球化语境下亚洲研究发展的愿景，而您近几年更多地投身于文化实践的活动中，您可以具体介绍一下这些活动吗？C：目前亚际书院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是“西天中土”（WestHea
11、vens，2010年起）、“亚洲现代思想”（ModernAsian Thought，2012年起）、“人间思想”（RenjianThought，2014年起）和“亚际双年展论坛”（InterAsiaBiennaleForum，2014年起）。我重点说一下“西天中土”这个项目，我是2010年年初开始卷入这个计划的，在上海双年展的架构下，推动那一年10月到12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印中社会思想对话”这个部分，本来是从旁帮张颂仁、高士明这些朋友的忙，没想到越卷越深，参与到以后的一系列活动中来。“西天中土”是一个综合性的跨文化交流计划，旨在梳理、比照印中两国各自不同的现代性脉络，促进两国社会思想与当代
12、艺术的交织互动。从2010年开始，我们举办了包括论坛、展览、影展、工作坊、参访、翻译、出版等各项学术活动在内的百余场活动，并且公开出版了十余种活动的成果。当时为什么选择印度？首先中印作为历史上的文明古国和中国相互邻近的大国，战后在思想界的接触几乎挂零，除了1950年尼赫鲁与周恩来总理携手推进第三世界的想象之外，人们记忆里印中民间的有象征意义的交流要追回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泰戈尔的访问。也就是说中国从革命到冷战到全球化，我们的道路一直摆脱不了欧美的世界想象，话语也固定在“东西”和“中西”之说法。在这样的语境下，印度不在一般国人的视野之内。在百年西化的意识形态革命之后，把作为天竺的印度重新拉回中国
13、的视野，成为学习与参照的对象，并提醒我们在想象世界版图的“西方”时，尚有一个离感官更远而路程更近的“西天”。因此，在2011年3月，我们走访了印度的四个城市，新德里、孟买、班加罗尔、加尔各答，带了许多问题与之前来访的朋友们继续对话，也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进一步体会孕育他们思想的土壤。在加尔各答，与Chatterjee教授交谈时，他谈到了2010年在上海参加活动的感受，他说过去他在欧美，无论是上课还是讲学，都碰到很多中国的学生或是学者，他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不同，但他在上海演讲后的讨论中，几位中国学者对于当初泰戈尔访问中国进行了争辩，虽然他不能完全掌握讨论的细节，但是争论的方式是他所熟悉的，在印度与中
14、国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地方讨论的关切点与欧美差别很大，在那里（欧美）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自己的语境中）会是个大问题。同属于亚洲的中印需要进一步的思想交汇和沟通，今天的印度、中国已经是一个力道十足的磁场，他们可以更为积极地扮演平台的角色，促成不曾发生的汇聚，转变既有的僵硬格局，推动更具想象力的知识运动的新方向。这也是我愿意为之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有关InterAsia的诸多活动不在这儿细说，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考SmallAxe这个加勒比海思想文化最重要的刊物出刊50期的专号（KuanHsingChen，“InterAsiaJournalWork”，SmallAxe，no.50：106114）
15、。二、非洲作为方法L：非洲是第三世界的核心构成，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它存在的重要意?x。中国与非洲许多国家在历史上就有着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除了亚洲以外，中国与非洲在各方面的联系是其他大洲所不能相比的。有趣的是，虽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就我感受而言，二者在文化上的交流似乎并不是那么密切，以至于我们中的大多数对非洲仍然保持着标签式的印象。我知道您不久前刚去过非洲，谈谈您对非洲的印象。C：我首先想谈一下非洲思想界的核心组织CODESRIA（Councilforthe DevelopmentofSocialScienceinAfrica），它的存在其实已
16、经形成了面对非洲整体的思想界。2016年6月，我们亚际书院同人在已经过世的非洲好友SamMoyo与MahmoodMamdani这两位前任主席的邀请下到塞内加尔参加三年一度的大会，四五百人参会，五天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8点，三种语言同步翻译，英文、法文和葡萄牙文；他们的组织结构是大会的方式，研究视角不是以国家，而是以区域，包括北非、东非、西非、中非、南部非洲等。简单来讲，40年间这个由Samir Amin开创出来的组织取得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成就：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把“泛非主义”变成了方法论，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把非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分析；第二个是出版的积累，他们到现在有10个刊物，有独立书店和出版社，所以有庞大的知识积累，早就摧毁了欧美对非洲的认识；第三个通过研究撑起来一个非洲思想界，底色是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呢？因为社会的客观状况类似，农民是社会的主体，毛泽东思想能够摆脱教条转化马克思理论，意味着理论是要依据历史显示不断更新才能有开创性，同时毛泽东强调“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