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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的青年与我们的时代一百年前，新青年创刊，不仅意味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拉开帷幕，而且也把一种带有新精神、新价值的新青年召唤为改造社会和历史的主体。在二十世纪的“大时代”中，新青年被赋予领风气之先和变革的力量。一百年后，新青年蜕变为“老男孩”，在市场经济的“小时代”里自怨自艾。这种面孔稚嫩、脆弱，内心却老练、世故的青年，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剪影。不过，在小时代的“穹顶”和“老男孩”的怀旧中也有一批“新的”青年，尝试触碰主流景观中不可见的中国现实。 后工业“穹顶”与文化乡愁的来源 2015年初，柴静团队制作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一下子火爆朋友圈，这部纪录片以“科学”的面目探索了城市雾霾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把
2、雾霾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工业尤其能源产业的污染，另一方面又再次以欧美等先进国家的经验来为中国发展绿色能源产业“鼓而呼”。对于城市居民来说，渴望生活在一个没有污染的、封闭的“穹顶之下”。这种理想的“穹顶”空间就是后工业空间，也是穹顶之下所采访的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治理雾霾，主要原因是把工业污染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使得欧美地区变成了去工业化和产业中空化的地方。这就使得发达国家既可享受到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包括来自于第三世界的廉价工业品，又能够享受到蓝天白云等绿色有机的环境。这种制造业的转移不只是把环境污染转移出去了，更重要的是把阶级对抗的社会矛盾也转移到了第三世界，从而保证后工业
3、空间变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如果说十八、十九世纪的原发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向海外殖民地转移过剩的人口和产能，从而缓解国内日益加重的社会危机，那么二十世纪以来的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区域则通过工业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来缓解国内环境和阶级矛盾。这样一条资本主义不断向外部空间转嫁危机的“老路”，中国也能复制吗？还有一个现象，近两三年出现了越来越多知识青年、都市中产、大资本下乡做有机、生态农业的新闻，这和十几年前从事乡村建设的环境很不一样。2000年前后，“三农”问题很严峻时，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过度剥夺自然导致的生态和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积极探寻更环保、更持续的另类发展之路，比如发展有机农
4、业、重启新乡建运动。那个时候“主流社会”并不关注乡村问题，而近些年乡村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社会热点。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一批大资本如柳传志、潘石屹等投资有机农业，把有机农产品作为新的产业增长点，二是一些都市中产返乡创业，寻找绿色有机的生活方式。从大众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比如新周刊南都周刊等报道逆城市化再造故乡软乡村&酷农业等专题。可以说，农村、农业成为大资本和中产阶级追逐的“香饽饽”。这既与2008年食品安全问题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冲击有关，也与有机农业有可能成为后工业时代有利可图的支柱产业有关。从这里可以看出资本下乡和返乡创业诉诸的主体是作为消费者的都市中产阶级，而不是以农民、农村为主体。农村在这
5、种绿色有机的新主流价值观中变成了没有雾霾、纯洁、干净的乐土，这就是把曾经被现代化所抛弃的乡村重新乡愁化。乡愁是一个空间概念，在这个空间中，仿佛没有人，只有美好的、纯洁的记忆。就像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成功、帅气的爸爸们带着一个个“萌娃”到化外之地的乡村去探险。对于城里人来说，乡村是暂时逃离异化、污染的都市生活的“天然氧吧”，而不是反思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寻找新出路的异度空间。把农村变成乡愁不是现在才有的，自西方进入工业化以来就生产了一种文化上的乡愁叙述。与中国现代性经验里经常把农村描述为封建、愚昧、落后的地方不同，西方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也是把前现代的农村书写为拯救异化的现代人的精神家园的过程，这种
6、文化乡愁的前提建立在工业化、城市化消灭乡村、农民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作为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的主流文化中充满了浓郁的乡愁、乡绅和庄园气息，而英国的工业化彻底消灭了农村，并通过“羊吃人运动”把多余的农民强制赶到城里。这种乡愁文化的功能表面看起来是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认为工业文明让现代人永远失去了家园，失去了道德，失去了熟人社会的团结和互助精神，于是，所有这些美好的价值都赋予前现代的乡村，一个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浪漫化的乡村。这种乡愁里面不会看到乡村的狭隘、封建和剥削的一面。如果把这种文化乡愁看成是西方近代以来反现代性的组成部分，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西方资本主义
7、文明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现代社会，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城市和更民主化的世界秩序，但在文化上占据主流位置的恰好是一种反现代的文化。这种反现代的文化从对蒸汽时代、机器时代进行强烈批判的十七、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开始，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以及二十世纪的现代主义，都认为工业化、城市化带来了原子化、异化、物化的生活。相比之下，少有的献给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赞歌（如一些现代主义、未来主义诗歌）却始终是边缘文化。为了回应这种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及生态灾难，二十世纪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一种是诞生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二十世纪的社会实践，出现了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工业国家。与资本主义文化对工业的“仇恨”
8、不同，由于从所有制等方面解决了“资本”对工人的剥削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文化中反而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田园、工业田园的想象，也就是城市不是异化的空间，而是“工人当家做主”的人间乐土，农村也不是前现代的乡愁，农村是现代化、工业化的“希望的田野”。相比同时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流行的对现代社会充满绝望的现代主义（如荒原、变形记），社会主义对现代化、现代科技却充满了正面积极的评价，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等）；二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摆脱工业污染和工业异化的政治社会实践，这种方案把工业异化和蓝领工人从后工业社会中清理出去，建立一种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中产阶级不用像
9、工人那样从事流水线上的异化生活，也没有雾霾的威胁，处在一个一尘不染又高度发达的去工业空间中。随着19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第一种“共产主义”的方案被宣告失败，美国式的后工业社会成为拯救工业资本主义的唯一未来。不过，这种产业的中空化和去工业化，也预示着欧美资本主义从工业资本（实体经济）越来越转向金融资本（虚拟经济）。这种金融资本与中产阶级的蜜月期存在于二战后期从1940年代到1970年代所谓资本主义的“黄金三十年”，随着19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以及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产阶级“甜蜜的生活”也变成了梦魇。其实，后工业社会只是通过地理空间上的“乾坤大挪移”暂时转移了环境危机和社会矛盾，以“掩
10、耳盗铃”的方式假装找到了克服工业污染和阶级问题的出路，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 和欧美把工业迁到第三世界来完成去工业化相似，中国的大城市也通过把工厂外迁的方式变成后工业大都市，这改变了社会主义时代工业城市的职能。在这种生产型的工业城市变成消费型的后工业城市的过程中，伴随的是几千万城市国企工人的下岗、失业和作为廉价劳动力的几亿农民工的出现。与穹顶之下所“轻描淡写”的英国产业升级中矿工失业之后换了另外一个工作、从蓝领变成了白领不同，中国老工人的消失换来的是更大数量的新工人的诞生，因为中国1990年代以来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工人为欧美发达国家夜以继日地生产各种低档或高档的日用消费品。不管是
11、曾经作为城市主人后来下岗的老工人，还是从事工业劳动的新工人，在消费主义的后工业大都市中都成了“隐身人”，恰如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国在后工业的文化景观中也是不可见的一样。对于近些年的城市空间来说，工人离开工厂后留下的工业废墟，不只印证着工业时代的消亡，也印证着以工人为主体、以工业为核心的毛泽东时代的终结。这些工业废墟一方面被大量拆除、彻底从城市空间中抹去，变成崭新的地产项目，就像贾樟柯的电影二十四城记呈现的是一个三线工厂变成房地产的过程，另一方面“变废为宝”转变为当代艺术的文化创意园，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没有污染的、绿色的、有机的产业也成为后工业时代的支柱产业，如北京的798就是工厂变成艺术产业园的成功
12、案例。这种非物质的、高度资本化的当代艺术生产取代工业生产的过程，也是后工业空间替换工业空间的过程。 从“新青年”到“老男孩”从青年视角反思中国社会发展是很有意义的，青年人的命运不仅与百余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处在彼此互动的状态。2015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期刊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改名为新青年。一般来说，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是现代中国的起点，但是就像鲁迅的小说所揭示的，民国虽然成立，中国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封建意识依然存在。而1915年到1919年出现的“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才是中国进入现代
13、的标志。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阵地，一方面传播赛先生（科学）、德先生（民主），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文化推手。新文化运动的“新”体现在两点上：一是用西方的、现代文化来反对封建意识，比如用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用新文学取代旧文学；二是新文化所召唤的主体是青年，是掌握了新文化的新青年，青年也成为此后二十世纪中国政治社会革命中最活跃的群体。这本杂志在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也培育了一代五四新青年。简单地说，新文化运动确立了三种新价值：一是，新青年与一种新文化、新社会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有关，通过改造青年来改造社会，这标志着新青年登上历史的舞台；二是，出现了一种“新”意味着好、进步、正面的
14、价值判断，与之相对立，“旧的”、“老的”就是负面的、保守的代表；三是，新青年是一种掌握了新知识、新文化的知识青年，在二十世纪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五四新文化运动养育的新青年带有两副面孔，一是关心个人、追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个人主义者，如走出封建家庭的觉醒的人（如巴金的家、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二是关心民族、国家命运、参与社会实践的革命家。这又分别对应着两类典型的知识青年形象，一类是文学青年、文艺青年，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小资也属于此列，第二类是文学青年“投笔从戎”转变为参加大时代斗争的革命青年。随着19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以及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都市青年人（经历新式
15、教育的新青年们）意识到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包括把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落后的中国应该学习的榜样，于是，1930年代中后期很多热血青年投奔延安，经历八年抗战、三年内战的考验，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大致是1950年代的革命文学青春之歌所讲述的故事，讲述个人主义的五四青年怎样转化为为了更多劳苦大众的解放和幸福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这其中也涉及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如何背叛自己的阶级，与工农群体相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在1950年代也是核心问题。如果说陈独秀第一次将新青年放在历史和社会的主体位置上，那么到了1950年代建设一个崭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新中国本身就带有新青年的朝气和豪迈。人们相
16、信，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都不一样的中国。在毛泽东时代，青年问题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社会主义江山的红色接班人联系在一起。与五四时代的新青年相似，1950年代长在红旗下的青年人被认为“天然”是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新人，不存在旧社会的包袱和自我改造的问题。1960年代，教育青年，使青年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凸显出来，如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作品都讲述如何教育青年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不要忘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传统，这是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质、防止个人被资产阶级思想腐化堕落的保障。“*”初期，青年人以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份被召唤为新的革命主体，在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中成为急先锋。“*”有两个任务，一是反帝，一是反修，既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又反对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尝试走一条不同于美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使得中国处于美苏冷战结构的第三元，也是当时全球左翼激进运动的榜样。1968年12月22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