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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凭什么质疑苏富比尽管香港苏富比在2010年春拍前其拍品真伪遭遇空前质疑，但春拍的进程至少看起来还波澜不惊。有关质疑到底对苏富比的影响会有多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对中国文物艺术品来说，鉴定问题并不是谁是谁非那么简单。何止是苏富比的软肋“画家各有所长，齐白石本来画老虎就不在行，怎么能以画得不好来作为质疑真伪的依据呢?何况提出质疑的人只是在看图录，没有见到真迹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上海书画鉴定专家宣家鑫对于公开发表质疑苏富比的鉴定意见持不同看法。与李路平一样，宣家鑫也是在上海看了香港苏富比春拍预展，但李路平所认定的几幅伪作，在宣家鑫眼睛里，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李路平所讲的理由也
2、不能构成判定这些拍品为伪品的证据。例如，李路平分析认为，董其昌行书高士传开笔“南郡庞士元”几字与董氏代表作大唐中兴颂字形用笔相仿，作伪者书写到七八行已无意仿效，逐渐放纵狂写，因此绢纵度写五字太松，六字大塞，只好拉大字距，行距来填充，草书的变形因夸张过度尽显狂怪等，在宣家鑫看来，这种判断方式就是极不科学的。宣家鑫说，艺术品是有性情的东西，艺术家的艺术阶段不同，心情不同，地点不同，都会产生不同的作品。一个常见的情况是，书法家在家写与笔会时写得不同，应付之作和有感而发写得不同，董其昌作品出现这种情况非常正常，这不能构成赝品的证据。与宣家鑫判断类似，认为这几幅作品没有问题的还有书画鉴定专家、文化部文化
3、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吕立新，虽然他并没有亲自看预展，但是李路平所质疑的几件作品，他与几位老专家探讨过，这些老专家对李路平的判断并不认同。不过，也有观点指出，跳出对具体作品的争议，站在更开阔的角度看，中国书画拍卖并非苏富比的强项，在这一领域中遭遇问题挑战只是迟早的问题，而苏富比的软肋恐怕还不止于此。2009年，李路平因质疑伦敦苏富比拍品“八徵耄念之宝”乾隆玉玺为赝品引发广泛关注，所幸该质疑并没有最终演变为更大规模的公众性事件。然而，李路平却悄然掀开了玉玺拍卖质疑的序幕。古玉的鉴定问题，不仅是苏富比的软肋，也几乎是整个中国文物艺术品最软的一块。李路平认为，伦敦苏富比所拍“八徵耄
4、念之宝”乾隆玉玺，“玉质黯淡，局部似浸了污油的斑渍，色泽过嫩，人为的作旧包浆，不自然”，是一件假得不能再假的东西。清华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玉器专家李彦君不仅完全支持李路平的判断，同时提出更为惊人的看法，那就是有问题的玉玺不仅是这一块，在2010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以9586万港币成交的“太上皇帝”白玉圆玺也是一件有问题的东西。在预展上，李彦君上手看过这件玉玺。按照他的观察，该玉玺底部皮色完全一样，没有深浅过渡，裂缝处色泽稍深，这些都是人为染色的表现。玉玺所刻字口，刻痕不像手工琢刻，有机器加工嫌疑。按照周礼考工记所述传统，清宫应讲究使用纯色的玉，带皮的东西一般不会出现。李彦君观点的提出，让20
5、10年苏富比遭遇质疑的拍品行列中，又多了一件天价成交的重器。对“太上皇帝”白玉圆玺质疑者不乏其人，但质疑者的声音，包括李彦君的看法也只是一家之言。在同样的预展上，一位来自古玩行的古玉鉴定高手对展出的几件宫廷玉器较为认同。尽管没有上手，但这位高手以目测观察认为，现场展示的两件玺印应为开门清代老工。至于玉玺皮色，高手坦言，染色无疑，但是该染色为乾隆时期所染，为当时所常见，不足为奇，古玩行对此有专门的称谓，即“琥珀色”。至于几件宫廷重要玉器之外的其余预展玉器，古玩高手却表现得毫无兴趣，直言能够看上眼的东西不多，甚至个别器物为新仿，相对而言，苏富比开出的估价却比古玩行要高得多。乱相背后在李彦君看来，苏
6、富比拍品质疑频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是出在鉴定技术的落后上：“制度和理念是诚信的保障，但是没有技术，一切都无从谈起。至少我认为，国际大型拍卖公司的董事长还是愿意讲诚信的，只是技术达不到，而且这些拍卖公司多由部门经理把关，有些方面的鉴定技术还远不及国内的拍卖行。众所周知，目前文物艺术品的鉴定方式以专家目鉴为主，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而一旦落入主观判断，很多问题就变得极为微妙。例如，国内知名鉴定专家的资源有限，能够请出知名专家加入自己的商业活动，无疑会带来直接的利益。于是坊间传言，某拍卖公司持重金请某著名专家为其重要拍品写一段鉴定说明，最终将该说明刊印于拍卖图录上，结果遭到专家拒绝。相反的例子自然也
7、有，像一些北京专家乱开证书，早为业内所诟病。但是，对此现象，解释却并不相同。李彦君认为，这些老专家的问题不是出在品德上，而是出在鉴定技术的落伍上，“在他们眼里，那些东西就是真的。”鉴定领域专家的问题和苏富比的问题十分相像。而由于鉴定技术落后，一些领域的问题积累起来就变成一种令人惊异的怪相。今天拍卖场上炙手可热的玉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几年来，不断有大拍卖行拍卖皇家玉玺，而每一件玉玺出来，都会有争议之声。按照李彦君的说法，唯一一件没有听到争议的，只有五六年前在香港苏富比拍卖的一方明皇后玉玺，而且还是半块的。再有，就是2009年在法国博桑?勒费福拍卖行所拍的圆明园遗失玉玺九州清宴之宝，李彦君认为没
8、有问题。其他所有上拍的皇帝玉玺，至今都无法确定真伪，有的甚至一看就是低劣仿品，但依然还是有人在拍场抢拍，乐此不疲。李彦君说，说乾隆玉玺传世很多只是传说而已，如今市场上的所谓玉玺大部分只能称之为小闲章，称得上玺的没有几块。玉玺毕竟是皇权的象征，不会大批量生产，况且故宫对乾隆玉玺的保管并不差，现在大部分的玉玺还在宫里展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并没有抢劫故宫，明清帝后宝玺记录的玉玺基本上都保存在故宫。按照故宫有关专家的说法，清官流传出来的大型玉玺据史料推断只有3枚左右，而李彦君的市场观察结果是，仅2009年一年，可以统计到的乾隆玉玺上拍数量就达100多方。这是一个荒唐得令人震惊的数量。乾隆玉玺市
9、场上拍达到如此数量，且都没有定论，与玉器方面的鉴定专家缺乏密不可分。鉴定玉玺，从材质上很难形成定论，地矿部门无法完成和田玉产地鉴定。推测玉玺的真实性，只能根据宫廷的丢失情况，传世情况以及乾隆在位制造玉玺的特点来推断。藏品来源如何，是否流传有绪，是国际大拍卖行定性艺术品的主要依据。但这一点，在近两年的拍卖场上似乎正在遇到问题。2010年香港苏富比受到质疑的拍品，并没有因为流传与收藏是否清晰而堵住鉴定专家的嘴。质疑苏富比，更早的事件发生在 2009年的苏富比春拍上。当时一幅林风眠的渔获引起不小波澜。这幅署名林风眠的油画渔获被一位亚洲藏家以刷新林风眠个人纪录的价格1634万港元拍得。苏富比解释此画的
10、来源是丹麦前驻中国大使毕德森所藏，但几个艺术品经纪人判断这件作品来源于台湾某大藏家，推测者又根据一张收藏者和林风眠弟子的合影及林风眠义女冯叶的叙述，把最后假画的来源定格在了林风眠的弟子潘其鎏身上。不过，就在渔获由于来源问题被坊间定性为赝品时，又传出潘其鎏父子决定在2010年5月将此事诉之公堂的消息。实际上，国内藏家参与到文物艺术品拍卖中并最终出手购藏，都包含着对拍卖公司的信赖。也是由于这种信赖，在对大客户的争夺上，内地拍卖行不是国际大拍卖公司的对手。如果有确凿证据，在苏富比和佳士得购买的拍品，30年内都可以包退，如果是在北京信誉较好的古玩城买东西，只要时间不是太久，一般也可以包退。但如果在内地
11、的拍卖行，结果就很难说了。所以，即使要掏高出数倍的佣金，内地买家还是蜂拥至苏富比与佳士得。如果说苏富比出现争议拍品值得重视的话，那么内地拍卖行在内部机制上的差距也要正视。就像吕立新所说，一方面在国外，知假拍假是犯法的事情，发生这种事情的几率不大；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去质疑苏富比，就好比一个30岁的人质疑80岁老人的养生观。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反思自己。一个巴掌拍不响就像一位业内行家所言，由于大买家信任苏富比，苏富比对购买者的服务也做得好，因此东西的真假即使没有定论，有时你会认为自己买错了，苏富比也会负责帮你再卖出去。苏富比让人羡慕的成交额与和他们长期合作的大客户制度是分不开的。维系好这些大客户，是苏
12、富比必然要做的工作。李彦君说，苏富比这样的国际大拍公司，普通藏友送拍的东西他们一般不会上拍。他们重视拍品的流传有绪，一定要讲清楚拍品的来源。此外，他们还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比如说，在苏富比每年消费2000万元以上就可以成为金卡会员，消费1000万元以上就可以成为银卡会员。苏富比鼓励自己的会员拿藏品上拍，对金卡，银卡会员提供的拍品鉴定把关也不会过于严格。由于大客户俱乐部的特性，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根据客户需求，苏富比的拍卖图录偶尔也有可能只是文学创作。在内地客户不断膨胀的财富效应面前，苏富比也在投其所好，针对新近成长起来的买家定制拍卖品，满足这部分藏家的需求。比如说，佳士得公司因2 00 9年拍卖
13、圆明园兽首而与中国官方交恶，但2009年中国买家在这家公司竞拍中的销售额仍较2008年增长了94。据苏富比官方统计，苏富比向中国大陆买家出售的拍卖品的成交总额占亚洲全部销售额的比例也从2006年的15升至2009年的50。苏富比中国陶瓷及艺术品部国际主管尼克拉斯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中国是个曾经历苦难又重新崛起的国家，中国人希望通过寻回国宝重新建立自我。”苏宫比亚洲部首席执行官凯文也曾经说过：“还有什么能比买回因为清朝政府的软弱而被劫走的国宝而更能让中国人感到自豪?”因此，在一系列的定位分析后，2010年香港苏富比的春拍宣传材料的主题被定为“皇权”。从拍卖结果看，2010年苏富比春拍中国瓷器及工
14、艺品总成交额超过7.5亿港元，这是香港苏富比历来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拍卖的最好成绩，并打破多个纪录；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以9586万港元成交，刷新御制玉玺世界拍卖纪录及白玉世界拍卖纪录；清18世纪御制东珠朝珠以6786万港元成交，刷新御制珠宝世界拍卖纪录；清乾隆铜胎画北京珐琅“富贵万寿”图三层提匣以2754万港元成交，刷新北京珐琅器世界拍卖纪录，清乾隆御制竹黄“九如灵芝”图如意以1578万港元成交，刷新竹雕艺术品拍卖纪录。如果确如李彦君所讲，苏富比拍卖的“太上皇帝”白玉圆玺不真的话，那它的成本最高不会超过5万元。剩下的9000多万元价值，只能用商业炒作来解释，而对乾隆相关拍品的火爆
15、，李彦君也正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一些国际大型拍卖公司实力雄厚，买断某种艺术品再分批卖出去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乾隆拍品过多，则有不符合逻辑之处。“乾隆在位60年，占整个清朝六分之一的时间，但按道理来说，嘉庆、道光、光绪传世的东西应该比乾隆的多，现在每年上拍的乾隆的东西不下3万件，数量远远大于其他几位皇帝，这是因为乾隆处在清朝中期最发达的时候。200 9年乾隆宝座卖了高价，201 0年苏富比又出来好几个乾隆宝座。皇帝的宝座一共能有几个?齐白石一生的画怎么算都没有2万张，我的统计是，这些年上拍的齐自石作品约为5万张。这是买家不正常心理导致了文物艺术品市场的扭曲现象。一些文物赝品丛生，泡沫飞涨，却依然受追捧，而高古瓷，青铜器等一些类别的文物，价值很高价格不贵，但却被遗忘在角落里。”“既然无法分辨哪一件拍品最好，那就买最贵的吧。”这是为2009年中国艺术品拍卖进入“亿元时代”立下汗马功劳的刘益谦先生购买文物艺术品的哲学。按照刘益谦先生的说法，他买的东西很杂，且因繁忙的商业事务，没有时间去自己学习。判断一件件艺术品的价值。这时，艺术品的价钱成了判断标准，去大拍卖行买最贵的东西，这个东西在拍场又被很多人追捧，那它一定没有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