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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早年的饥荒经历影响了人们的储蓄行为吗？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的居民高储蓄率提出了一个新解释，认为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之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作为物质匮乏的一种极端形式，我国19591961年大饥荒为检验这一假说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为此，本文使用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s）数据，估计了大饥荒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我们发现，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那些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饥荒程度每上升1个点，家庭储蓄率大约提高23%26%.这说明早年的饥荒经历确实对人们成年后的家庭储蓄倾向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到在早年时期受大饥荒影响的人们
2、，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中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和储蓄主体，他们的高储蓄倾向或许是整个社会高储蓄率的重要原因。关键词：经济起飞；饥荒经历；居民储蓄率；消费习惯*程令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 ；张晔，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210093，电子信箱：.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的指导，感谢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谢建国、皮建才老师的建设性意见和评论，感谢匿名审稿人有益评论和建议，当然文责自负。一、引言为什么中国人偏爱储蓄？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是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的“人口红利说”，即在我国目前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
3、下，老年抚养比较小，储蓄人群的比重大，因此整体储蓄率较高（Modigliani ，1970；Modigliani Cao，2020）。但这一结论在中国家庭层面的近期研究中并未得到证实（ChamonPrasad ，2020）。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转型时期的各种制度变革，如失业、教育和医疗体制改革等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相对滞后促使中国人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BlanchardGiavazzi，2020；Chamon Prasad，2020；Chamon et al.，2020；何立新等，2020；杨汝岱等，2020）。但这一观点则难以解释2020年以来中国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市
4、场化程度已经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居民储蓄率为何仍居高不下。也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对中国居民高储蓄率进行研究，比如黄少安（2020）探讨了中国父母对子女的遗赠动机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陈斌开等（2020）研究了户籍制度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等等。与已有文献不同，本文提出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我们认为，人们的消费储蓄行为不仅受制于预算和商品价格本身，还受制于以往的生活经验和行为模式。因此，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为此，我们以19591961年大饥荒为例，检验了户主的饥荒经历对家庭储蓄行为的长期影响。我们的研究证实，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早年
5、经历较严重饥荒的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节约欲”和储蓄倾向。考虑到在早年受大饥荒影响的整整一代人，目前正是我国社会中有较高收入的年龄群体和储蓄主体，其旺盛的“节约欲”或许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居民储蓄率。我们的灵感来自于对经济生活的观察，但前人关于消费习惯与储蓄倾向的研究也给予了我们启发。早在Marshall（1898）就发现消费习惯的存在，即人们当前消费的效用水平受到过去消费的影响。Deaton（1992）、Carroll Weil（1994）进一步指出，习惯导致消费对未预期到的收入增长反应迟钝，从而在短期内形成了较高的储蓄率。在此基础上，Carroll et al.（2000）认为新兴工业国家的经
6、济增长带来了收入的提高，但消费惯性的作用使得人们倾向于保持原先的低消费模式，导致高储蓄率形成。这一观点为理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储蓄率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然而，前人的研究并未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高增长低消费模式为何得以形成和保持。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曾经的饥荒或长期物质匮乏经历对人们储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曹树基（2020）发现，人们对饥荒是有历史记忆的。经历过较严重饥荒的地区人口更珍惜粮食，并有一套应付饥荒的办法（比如更多的粮食储藏）。Harbaugh（2020）则认为对大饥荒的记忆是中国居民倾向于高储蓄的原因，且饥荒强度和居民的储蓄倾向正相关。徐滇庆等（2020）认为中国的高储蓄率存在所谓“第
7、一代人效应”，即长期遭受物质匮乏的第一代人在经济和收入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仍然保持了原先节约的消费习惯，因而有较高的储蓄率。美国2020年12月3日的纽约时报干脆将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归结为“对饥荒的记忆和不完善的社会安全体系”。然而，中国乃至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居民高储蓄率是否与群体性的饥馑经历有关，并没有得到严肃的验证。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提出了对我国居民高储蓄率的一个新解释，为探讨我国乃至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起因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二是我们的研究可能首次评价了大饥荒对个体的偏好选择以及宏观经济的长期影响。三是本文也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微观机制上证实了，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外部环境
8、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偏好和习惯形成。人们的消费储蓄行为受到其早期经验，甚至遥远的童年时期经验的影响。其余章节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了大饥荒的历史背景，并提出我们的理论假设；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的数据来源、变量及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阐述了本文的识别策略和模型设定；第五部分是结论和讨论。二、历史背景与理论假设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个饥荒频仍的国家。而最近一次全国性的严重饥荒出现在19591961年。发生大饥荒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苏联索债和政策失误（彭尼。凯恩，1988）。饥荒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的省份和地区，目前大约年龄在49岁以上的成年人都经历过这次大饥荒。大饥荒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首先，大饥荒带来了死亡
9、率的急剧上升。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561958年全国死亡率仅1.14%，而在1959年上升到了1.45%，1960年更激增到2.54%，1961年有所下降，但仍达到1.44%.与此同时，妇女生育率也急剧下降。在大饥荒之前，39岁的妇女大约平均生育5.6个孩子，但这一比例在1961年下降到3.01（Peng ，1987）。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然状况、地区政策、人口状况，以及灾害的严重程度不同，各地承受饥荒的冲击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安徽、四川、贵州等地的饥荒最为严重（曹树基，2020）。一个家庭主要通过几种途径来应付饥荒。首先是减少粮食消费，尽量使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得以保存。同1957年比较，19
10、60年农民消费水平下降22.8%，1961年下降21.4%，非农民消费水平1961年下降26.1%，1962年下降23.5%（李子超，1990）。其次是拓宽粮食获得渠道，或是动用储蓄或借贷高价购买粮食。饥荒期间，城市家庭除了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外，可以用货币购买高价商品，或黑市交易来获得额外的食物，当然价格极为昂贵。因此，如果一个城市家庭有足够的收入或储蓄，家庭成员也可以吃得比周围的人饱些。在农村，由于农民需要上缴公粮以供应城市，而国家的征购额又往往超过农民的负担，因此家庭生存的关键在于能否保存一定的余粮。在黑市交易方面，农民由于较为贫困，加上饥荒时期粮价猛烈飙升，农民微薄的货币储蓄对家庭生存的
11、帮助并不大。我们推测在这种情况下，大饥荒对幸存者的储蓄行为可能造成了两方面的长期影响：一是在饥荒中度过童年时期的幸存人群形成了节俭的消费习惯。童年时期是指个体从出生到成年之前的整个发展阶段（张向葵，2002）。在大饥荒中得以存活下来的儿童，大多都经历过仅能维持生存的消费水平。Becker（1992）认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外部环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偏好和信念形成，并对成年后的欲望和选择产生影响。因此，即使这些饥荒中幸存的儿童在成年后生活环境发生显著性改变，收入水平或财富有了显著提高，但孩提时代养成的节俭习惯仍然持续对其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证明，节约型消费习惯的影响越大，人们的储蓄意识就越强烈（S
12、eckin ，2000；Carroll et al.，2000）。这意味着，在大饥荒中形成节俭消费习惯的人们，往往将收入增长的大部分结余下来而转化为储蓄，从而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发现，人们的效用水平往往取决于当前消费与过去消费的比较，因此逐渐小幅的提高生活水平，而不是一下子将消费量提升到高标准，将使人们的效用达到最优化（Becker ，1992）。所以，相对节俭的生活方式也是符合人们理性的最优选择。二是大饥荒的惨烈记忆，给人们留下了永恒的心理创伤，造成了非理性的预防性心理动机。心理学派认为，人类行动的依据来源于人们对过去的知识和经验的记忆。通过条件反射和学习，人们会形成对当
13、前和未来行动的指导（弗洛伊德，1915）。尤其是童年经验，将对人们的心理倾向、人格结构等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童年经验是指一个人从童年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等。惨烈的大饥荒使未成年人过早地体验到了生存的艰难与困苦，对他们的身心发展有着至关重要影响。早年的饥荒经历对人们的身心发展至少造成了两种心理状态：一种是缺失补偿心理。童年时期造成的缺失体验，人们往往在后来的生活中寻求满足和补偿。已有研究发现，大饥荒往往导致儿童时期的营养不良和成年后的大吃大喝错配（Gluckman et al.，2020）。二是对饥饿的恐惧记忆可能引起非理性的预防性
14、储蓄行为。童年时期食不果腹的经历，将引起孩子们巨大的心理恐惧，并影响其成年后的行为选择。由于只有积蓄的家庭才能在饥荒中较少挨饿，孩子们过早地认识到了储蓄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正如Schlag（1999a，1999b ）模型和社会认知的经验检验所发现的，个体倾向于模仿过去成功的行为模式，即使环境发生了改变。在这种心理状态下，不断增加的储蓄能够增加他们的安全感。即使成年后不再真实面临饥饿的危险，但他们依然倾向于增加储蓄，异常珍惜粮食和金钱（曹树基，2020），因而表现出更高的储蓄倾向。不管是何种原因，早年的饥荒经历都刺激了人们更高的储蓄收入比。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家庭的高储蓄倾向可能与人们过去的
15、饥荒经历密切相关；人们早年遭遇的饥荒越严重，其成年后家庭储蓄倾向越高。五、结论与讨论我们的研究证实，家庭的储蓄决策与该家庭曾经历的饥荒严重程度密切相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早年经历较严重饥荒的人们会表现出更高的“节约欲”和储蓄倾向。其原因在于，在大饥荒中正处于性格形成时期的个体，由于受到童年时期形成的低消费模式和饥饿恐惧的影响，成年后做消费储蓄决策时仍会表现出异常的节约倾向，以及对维持基本生存需要的特定商品的偏好差异。显然，当个体的收入增长而节约型消费习惯没有及时改变时，便会形成较高的家庭储蓄率。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发现。这意味着，人们的消费储蓄选择并不是外生给定的，遥远的过去对人们的经济决策所产生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要持久得多，尤其是个体在性格形成时期的生活经验，对其成年后经济决策的影响甚至长达几十年。正如上文所言，19591961年的大饥荒并不是个别地区的现象，而是普遍性和全国性的；饥荒大致持续了3年的时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几乎所有目前年龄在49岁以上的居民均经历了这次大饥荒。从总体来看，饥荒经历可能对这一群体的经济行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显然，特定年龄群体在性格形成时期外部环境的不同可以解释特定人群之间的行为差异。由于大饥荒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的地区，因此大饥荒的共同经历可以解释这一代人在储蓄消费模式和偏好上的特殊性。19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