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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新路,做新人1 南通张謇（1853-1926），字季直，晚年号啬庵、啬翁。关于张謇，有很多“标签”。第一个标签：清末状元（1894年考上的）；第二个标签：立宪派领袖（曾担任过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在几乎所有中国近代史的教材中，都有这笔记录）；第三个标签：实业家（他曾创办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大生集团，毛泽东数次提到：搞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张謇）；还有很多，在时下语境较为流行的标签是：状元实业家！这些“标签”都从某个侧面反映了张謇一生的成就，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反映出他最本质的价值，在我看来，张謇最突出的价值在于，他是开创中国文明新道路的新人！2先看一下张謇所做过的事情：创办大生纱厂（1895起
2、），发展出二十多个分厂和配套厂，如生产棉籽油的广生油厂、以油渣为原料的大隆皂厂以及大生机器厂、资生铁厂等。创办通州师范学校（1902年），是中国最早的民办师范学校；创办通州女子师范学校（1905年）；创办南通博物苑（1905年），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博物馆；创办南通纺织专科学校（1912年），中国第一所纺织专科高等学校；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14年），是中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校；创办军山气象台（1914年），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气象台；创办南通公共汽车公司（1919年）；创办大达轮船公司、十六铺码头（1905年），是长江航运史上第一家现代民营企业：修建大生三厂至青龙港轻便铁路（1921年
3、），是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自办铁路；创办南通最早的电力公司（1899年），1918年起给南通城区供电；创办私营大聪电话公司（1913年），1921年又成立南通实业长途电话公司。以上仅是罗列了一部分他做成的事情，还有很多他有过设想、甚至也投入了精力实施，但都没有办成的事。比如，他曾想买两架飞机，创办航空公司（1917年前后）；再比如，他花费了巨大精力，想用现代科学技术治理淮河；有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张謇先生所创办的事业，据不完全统计，有数百项之多。这些事业绝大多数是全新的事业，是中国传统文明中没有的东西。3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老路就是考科举，考上科举之后当官。考科举的极致是考上状元，当官追求的极致
4、目标是做到宰相，故有所谓“状元宰相”之谓。说白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老路就是“读书当官”的路。张謇历经数十次考试，终于在四十二岁那年考上了状元，应该说来之不易，但他却毅然放弃了这条老路，辞官回乡，在偏僻的苏北小县，以一介平民之身，创办现代产业与教育。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首先是要有“时势”！张謇之所以能够放弃“老路”，是因为出现了走“新路”的可能性。张謇考上状元的那一年，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那一年。日本本是比中国还落后的小国，其现代化起步也比中国晚，1861年中国就搞“洋务运动”了，1868年日本才发生“明治维新”。但它却后发先至，短短二十多年，就打败了中国，?使得张謇深切地认识到，老路子
5、走不下去了，走老路是死路一条。但是，新路子只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出现了，在中国还没出现。在中国，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少数人意识到了要走新路子之外，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和官员，还大梦未醒般地走在老路上。更为可怕的是，还有一批掌权的官员，以“穿新鞋、走老路”的方式，以“创新”的形式继续走在老路上，使老路更为坚固，这就是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代表的洋务派。说他们“穿新鞋”，是指他们也意识到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意识到西方现代文明的巨大力量。但是，他们仍以传统的思维方式认识这个全新的世界，认为只要买些坚船利炮，引入铁路、工厂等工业，就是“新政”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仍然没有让他们觉醒，他们仍以为失
6、败的原因不是“读书当官”的老路子出了问题，而是“内部掣肘太多”，“买的军舰不够新”等等。这些认识看起来有道理，事实上仍是旧式思维的反应。“官场掣肘”，实际上就是官员拉帮结伙的恶果，凡兴一事，无论好坏，总有人跳出来攻击、使绊子，完全没有客观性。而以旧式官场算计统帅的军队，根本没有为国家作战的意志，无论投再多的钱、买再先进的军舰，也只等同于一堆废铁。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在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只是在火炮射速上劣于日本舰队，在总吨位与火炮威力上，是强于日本海军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没有“新路”，而且，“旧路”被包装成“新路”，从而让人们看不出来什么是新路、什么是旧路。中国的“时势”呼唤着英雄，
7、是那种真能开辟新路的英雄！张謇就是这样的英雄14张謇之所以能走上开拓新路的道路，是有充分的思想自觉和情感自觉的。他虽然高中状元，但对科举制却有深刻的认识，认为这都是专制统治者牢笼束缚读书人的手段。他在内心中早已厌倦了这种自甘为奴的游戏，他有过和一大批官员跪在雨水里接驾的经历，那些七八十岁的老臣子跪在雨水里被淋成了落汤鸡，慈禧太后坐在轿子里，连头不回，这使他深受刺激，觉得专制制度使所有人都没有人格。他是读书人，从心底里想着靠读书获得的知识，能够自立，能够做事，靠着知识，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但是，在中国的旧知识体系里，没有这种使人可以独立的知识，中国的传统知识只是使人奴化的官场哲学。张謇明确意识到：
8、“世界的进化，国际的竞争，中国要强要富，绝不是旧理论、旧法子办得到的，至少方法是一定要学一学欧美日本了。” 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给无数读书人带来了独立的机会。西方的现代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客观世界的独立性赋予了他们那种知识的独立性，科学知识创造出的生产力又为他们的独立提供了经济基础，这才使得读书人有可能摆脱专制皇帝和官本位体制的奴役，成为独立的自由人。西方的科学不仅为读书人提供了独立的基础，还为一切人提供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基础。1919年，张謇创立南通公共汽车公司，他为该公司题写的对联是：仁者不以人为驭；列子乃御风而行。“仁”，是中国古代先圣孔子提倡的核心理念，但在漫长的两千多年时间里，用
9、人抬着的轿子却是那些口颂仁义的官绅们一直使用的交通工具，以人为牛马，不能称之为“仁”，只有现代的交通工具才有了落实“仁”的条件，这是现代科学的力量，只有科学才能带来真正的人道主义。也只有科学，才能实现中国古代先贤列子御风而行的瑰丽梦想（前文讲过，张謇写这幅对联时，正在筹建航空公司）。晚年的张謇，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变化有了更强烈的认识，他在自订年谱时写道：“然而黄帝以来，五千年君主之运于是终。自今而后，百千万年民主之运于是始矣。乌乎，岂非人哉，岂非天哉！”5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有一批敏锐的中国人做出了应变反应，但是，他们选择的应变路径不同。前文讲过的洋务派，试图以不变应万变，用“西学为用”的方法
10、来维持“中学为体”的旧体制、旧文明的寿命，这也是一种应变反应。另外，更多的人希望在政治上先进行改革或革命，然后再去发展实业和教育，建立现代文明。这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和孙中山、黄兴等革命派所选择的路径。和这些路径相比，张謇所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径：以平民的身份办实业，办教育，办地方自治，建立起新文明的民间基础。张謇选择这条路经，受到了英国人李提摩太的启发。这位劝说八国联军将一部分庚子赔款投入到中国办教育的英国传教士曾对张謇说：“中国非真能实现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李提摩太
11、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他已预言，没有现代的教育、现代的实业、现代的公共理性，就是勉强建立起一个共和制度，也是样子货。仍以专制奴隶思维思考的民众是不能支持起共和制度真正运行的。张謇深以为然，他要在他家乡那一个小县城，先开启这无论如何也逾越不了的新道路。后来的历史验证着李提摩太预言的正确：政治上的改革失败了，政治上的革命重建的政权仍是共和幌子下的专制政权。而在专制政权下的实业建设和教育发展虽然规模越来越大，但仍然培养不出独立的科学精神和基于公共理性的现代政治意识。6张謇具有现代的法治意识。众所周知，他是清末“君主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君主立宪”的要害在于“立宪”而不是保君主，张謇毕生追求的是“宪政”
12、！他认为“宪法”对于国家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国家没有宪法，就无法保护公民的权利，无法厘定政府的职责，就如同在大海上失去了指南针和舵的航船。在实业活动中，尤其需要有健全的法律。1914年他就任民国政府农工商总长时，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制定工商实业方面的法律，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他主持制定了20多项涉及实业的法律，如：国币法矿业条例矿区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业注册规则公司注册规则商会法等等。有研究者指出，张謇是中国现代公司法之父。7张謇有现代的市场意识，他从切身经历认识到，发展实业，必须摆脱官办的旧路，官办企业是旧制度找的新“马甲”，没有出路。当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创办了上海机
13、器织布局后，竟然规定十年内不许民间再办纺织厂。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参观了日本范多隆太郎的铁工所，发现能造汽船及浚渫机船，匠目（即各级负责人）无欧洲人。对比李鸿章创办的上海制造局，规模远比日本这家铁工所要大，花的经费是这家铁工所的几十倍，但“未为农工实业造一船，制一械”，“彼此相较，何如也！”。说明，他已深刻地意识到官办企业没有出路。等到他当了农工商总长之后，立即大刀阔斧地推行“非官办改革”，他下令全国的官办企业能改成商办的都要改成商办。当时属于农商部系统的企业共12家，改革后停办了7家，改制为商办5家。但是，他的政策遇到的官场抵制更大。当时北洋政府直属的企业有69家，没有一家响应他改革
14、的号召。8张謇对新旧道路之间的区别认识是极为深刻的，他尽一切努力避免旧道路的干扰。他一生中办了各类学校近百所（也有说三百多所的），但是自始至终，对于法政和军事两种学校，他坚持不办。第一，他认为这是国家应办的教育，不是社会急切的事情；第二，他认为“中国清季至民国，外人称我官国、军国，概形容这两种人人数多而权势大，本来做官的人和名目一天多一天，而带兵的人，可以平地致富贵的习气，社会有钦慕的趋势，而没有正本清源的劝惩，推其结果，国家异常危险，所以绝不办这两种学校，也不加以提倡。”（张孝若著最伟大的失败英雄：状元实业家张謇）法政学校和军事学校是以培养官员为目标的。张謇不办这两类学校，并不是要否定这种培
15、训，而是认为，民间办教育的人?该开辟新路，不能以培养官员为目标，以避免重新走上官本位的老路。他的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直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居高不下的公务员考试报考率表明“官本位”仍是这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离真正的现代化尚有遥远的距离，什么时候“官本位”和“权力崇拜”消失了，什么时候才能说我们真正进入现代文明了。 9张謇对于科学的认识与信念也远比中国同时代的某些思想家强，至少比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要强。1919年，梁启超、张君劢等人参加巴黎和会后考察了欧洲的一部分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国民生计的困窘以及思想的混乱，动摇了梁启超等人对科学的信念。他们宣称“科学进步”破产了，要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救济西方文化的弊端。丁文江、胡适等人抗声而起，与梁启超、张君劢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著名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在这场争论中，张謇持和丁文江、胡适等人一致的立场。他认为“中国还在萌芽状态，奖进还来不及，哪里可以疑难摧残。”“文明完全是科学的结果所造成，哪里有物质和精神的区别，绝不能拿人类残忍贪欲的罪恶，硬加在科学的进化身上。”（张孝若著最伟大的失败英雄：状元实业家张謇）有一个具体的例子，也能看出张謇的科学精神。当时，中国也参与对德国的宣战，按惯例，宣战后，应将敌对国的侨民遣送回国。张謇晓得留华德国人中，有不少是科学专家，于是向省政府和中央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