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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咬定管子不放松外国学者在中国学者的记述中总是处于陪衬地位，不会成为专题，几十年前更不宜成为描述对象。现在不同了，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叙述乐意叙述的任何学者，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我之所以选择一个外国学者作为叙述对象，不仅是因为他有些特别之处，而且是因为他进入中国乡村时所发生的那些今天看来平平常常、往日却非同寻常的故事，见证了中国音乐学转型期的一段重要时光，因而可以成为20世纪最后十年和21世纪最初十年间社会观念和学术观念伸缩度的测试表。他是把中国传统音乐介绍给世界并在对外宣传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英国学者，不但写了五本中国传统音乐的书，为世界权威的辞书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撰写“中国音乐”条目，还编辑
2、过多种中国传统音乐的唱盘，三番五次组织中国民间乐班参加欧洲和美国的音乐节。无需说，能够如此做的外国学者不多，数十年间坚持如此做的外国学者更不多，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叙述这一个案，不但有助于学术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学术机构开启对外合作之门从而造就了外国学者在中国施展抱负的经历，也有助于解读我们的学术视野在与西方学者的交往中如何逐渐矫正、渐与国际接轨的历程。一、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初，钟思第（Stephen Jones）从英国来到中国时，并未打算成为一名“中国通”。他的老师劳伦斯?皮肯（Laurence Picken）研究中国“唐乐”，受其影响，钟思第到北京
3、大学学习汉语。他来时，国门初启，人心向外，连中国最杰出的学者都愿意对久违的外国“小字辈”报以欢迎态度。起初几年，他的经历并无特殊之处，像一拨拨到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不知怎样自我定位。把中国学者写出来的东西翻译成英文，再加点走马观花的田野记录，就是他初来乍到后的第一本书中国民间乐社。田野考察让他很快发现，重复别人不是他想要的。他不但越来越不相信从来不曾生活在“异文化”的外国学者的著述，甚至越来越不相信中国学者在“特殊时代”带着“特殊观念”记录的东西，而要亲自验证一下免不了虚实相间、真假并存的叙述。于是，他抛开已有资料的“扶手”，走进田野，开始建构起自己的叙述。他与一拨拨过客般的留学生的不同之处，就
4、在于早早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不再“复制性”写作，决定选择一个地方作为长期落脚的采访点。当然，免不了纠结于落足何地更合适的困惑。最后，决定扎根北方，因为一个具有特殊历史内涵的“乐种”拴住了他的脚。1993年夏季，是他的人生分水岭。他在“英中友好协会”申请到一笔经费，决定对冀中乡村的乐社“音乐会”进行深度采访。从此，生命乐章中的“华彩”，就发生在这里。那是个闷热的夏天，他带了一部相机、二十多个让中国同行羡慕的彩色胶卷、一台专业录音机，以及装满各种插头和配套设备、重量不轻、体积不小的灰色旅行袋，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学者一起走进辽阔的冀中平原。充满学术事件和意外事变的数年，重新定义了他，使他不
5、但成为北方乡村田野考察最深入的学者，而且成为中国音乐学界重新启动田野考察的撬动者。他带来的那笔既不算多也不算少的英镑，让几乎没有任何科研经费的中国音乐研究所重新开启了田野征途。数年间，他不停穿梭于两个文明之间，从英国到中国，从伦敦到北京。1996年，英国牛津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英文著作采风新旧中国的民间艺人生活。该书以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立足乡村的视野，以及描述乐社故事细致而生动的天赋，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找到了释放生命的闸口，知道了自己到底是为什么来到中国的目的。于是，埋头乡村，不断扩大版图，从冀中到晋北，从晋北到陕北，一口气写了五本北方乡村音乐的书，让被描写的地区和人群感动。讲述乡村乐社
6、的故事，成为钟思第偏爱和驾驭自如的体裁，聚焦于此，他慢慢攀上学术巅峰。他著作的意义并不在于20世纪最后几年对北方乡村音乐所做的填补西方汉学空白的详细记述，更在于带动了中国学者顾视到一个埋藏身边的庞大乐种，并因为民族音乐学理念的渗入而使双方的叙述都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广层面。中国音乐年鉴19941996年三卷，刊载了五十家“音乐会”的普查报告。他和中国同行对冀中乡村从未中断的传统笃信不疑，从而使这份真实记录立于学术前沿。作为普查者之一，他的名字显于普查报告刊头，并因中英对照而分外夺目。中国音乐学家笔下的考察身影以及与一个考察最多的学术集体连在一起的身影，使他迅速成为学界名人。这使他异乎寻常地获得了
7、“露脸”的机遇，从此“天下无人不识君”，到了音乐学界对他无人不知的程度。二、走进平原我们的合作，始于冀中。1993年夏，薛艺兵、他与我，摄影师刘晓辉、司机邓立东，开着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当时唯一一部小型日本原装“面包车”，径直奔向京南。第一站是保定市雄县。一路上他不怎么说话，僵硬地握紧把手，紧盯车窗，眉头紧锁。我感到他不怎么愿意讲话。“高傲的西方人”与“谦卑的东方人”，两个冰炭水火、天隔海阻的人之间的相互适应，就这样开始了。钟思第不买“享誉世界”的“中国饮食文化”的账，不吃野店里的饭，骨子里忌讳“卫生”条件，不放开肚子“好好吃饭”，与早年到中国来先注射预防针的西方记者一样，坐在小店，拿着与
8、周围环境很不协调的巧克力自己啃。90年代初，巧克力对于我们来说还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奢侈品，他也不让一下，自顾自地吃，我们只能在一边眼巴巴地瞅着并装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样子啃馒头。他吃鸡蛋和花生，我揣度那是因为它们有皮，不像其他食物无法预测干净不干净，所以每日早餐必吃鸡蛋。然后坐在一边看着我们津津有味地吃油条喝豆浆。他愿吃的另一种食物是土豆，平时一直把自己的渴望说个不停的英国人，自从农民端出炸土豆片之后，就显得异常安静了。长期的农村生活，磨练了钟思第，使他日益“中国化”。开始在农民家应付着吃上两口以待回“招待所”再啃巧克力的“恶习”，一旦人住农民家就行不通了：总不能在一群馋得流口水而且毫无掩饰
9、站在你面前的孩子对面啃巧克力吧。于是，与我们一样大嚼农家饭，真正做到了“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越来越懂中国，若不到“最缺乏文明习惯的地方”与农民睡在一个屋檐下，盖着“娶媳妇用过一次”的干净被子在炕上唠嗑，不拿起筷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一边让烟一边抽烟，表面上人家不会说什么，但现场自然会笼罩上一层“生分”，因为你分明嫌弃乡下人“不卫生”，摆城里人的“臭讲究”和“臭架子”嘛！这就像你不能与农民乐师一起唱工尺谱、一起奏中国乐器一样，任你敬烟敬酒也白搭，什么真话、实话、贴心窝子的话也听不到。 对于从事田野考察的中国学者来说，陪同老外的确可以获得更大便利。到了人生地不熟的乡村，学者身份十有*不让
10、人待见，更不愿听那类“保存民间音乐”之类冠冕堂皇的说辞。“*”后遗症还在，民间艺人对城里人抱有戒备，害怕“干部”打着幌子“抄四旧”，我们不止一次在气氛紧张的对峙中被村民包围，亲身感受到“城乡之间”、“干群之间”的对立多么尖锐。然而，老百姓对于没有厉害冲突的外国人反倒没有戒备，敢于说出在干部面前不敢说的话。这时，陪老外就会享受“准外宾”待遇，听到“国家干部”听不到的话，包括很“出格”的抱怨诉苦和破口大骂。这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国外学者“先天”的“强势”和自己的“弱势”。要把一个乐社中大部分都是老人的会员召集起来，即使在淳朴的乡村也不那么容易，尤其农忙季节。浪费时间，增添麻烦，耽误功夫，令人不安。我们
11、恬不知耻地强调英国人来一趟多么不容易，他多么喜爱中国音乐之类的说辞。果不其然，打动人心的话总能见效，很快就看到聚集起来的乐师，而且总把录音录像的最好位置让给他。还好，90年代初还没有“外出打工”一说，只要“会头”招呼，会员基本都能到，老人们还会为一位千里迢迢而来的外国人演奏“音乐”而无比高兴。有老外在场，演奏总会有点不自然，但也会超常发挥。特别是在架好了录音机、录像机并招引来一大批村民围观时（有时整个村庄的人会像看戏一样全部出动），乐师们会越奏越带劲儿。在一个村庄招呼十几号甚至几十号人（最多四十多人），为两三个人奏乐，折腾大半天，一分报酬没有，这种事只能发生在商业意识尚未流行的90年代初中期。
12、巧借村民对待外宾的好客和好奇，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获得热情接待。三、逼出来的笔记跟老外一起既有有利一面，还有不利一面，那就是没完没了做笔记。按照“傲慢”的西方“老板”要求，事无巨细，什么都要记录。谱本曲目、乐器道具、会员名单、会社历史，自不必说；还有我们当时认为超出音乐本体之外的一大堆“额外”问题，葬礼程序、庙会仪式、家族关系、经文宝卷、碑文族谱，他都穷追不舍。当时，我还部分持有“音乐本体第一”的老观念，主要记录与音乐相关的事，对于乡村仪式与民间信仰不怎么在意，但这些材料反而是他最想要的。他关注人物轶事、旧闻传说，尤其宗教信仰。总之，社会学、人类学关心的事儿，一样都不放过。要求虽然出格，但记录却矫
13、正了我的视野，理解到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民族音乐学“文化中的音乐”所应该包括的具体内容。那时，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刚普及，新论未遑，只知皮毛，如何操作，尚不清楚。实际的笔录，则让我把刚刚读到的理论与具体操作结合起来。几大本笔记让我累得直不起腰来，收获却是实实在在。他偶尔也会说几句客气话，称自己是“奴隶主”压迫“劳苦大众”，但大部分时间会毫无客气地带着“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老板支配权”，没完没了地催交笔记。从大老远的英国伦敦打来“国际长途”，让我们这些当时还对“国际长途费”心怀敬畏的“穷书生”心怀歉疚，觉得不早交稿不好意思。实在说来，记录过程就是记忆过程，服从“他者”，也改造自我。于是，被动变
14、主动，记录者不再是初期只依附音乐本体、介于老外与农民两种行为者之间的第三方旁观者，而是增长了人类学意识、充分投入、积极主动吸纳各种信息的参与者。我和薛艺兵一致认为，如果没有他急赤白脸、毫不客气地催促，当时疲于奔生活的我们，不会对田野坚持这么久，也不会记那么多笔记。他确实应该感谢我们为他记了那么多笔记，我们也确实应该感谢他逼着我们记了那么多笔记。收获是双向的。不管怎么说，笔记成为每次采访回来的主要任务。钟思第对我们的信任，或者说我们之间的友谊，是以交给他一大摞厚厚的笔记为代价的。我渐渐感到，关系开始亲密，交往日益频密，讨论日益深入，渐入“交友投分，切磨箴规”的阶段。当然，他有自己的笔记。每天有了
15、感受，都会拿出笔记本来记上几笔。因为语言障碍，他无法听懂村民们滔滔不绝、方音极重的口语交流，但他也巨细靡遗地记录会员的一举一动，不断提醒我们询问各种琐事。钟思第之所以能写出五本中国乡村音乐的著作，与我们提供的笔记有很大关系。这使他获得的资料均出自专业音乐学家之手，当然，也与他自己的努力密不可分。四、“进局子”1993年，在河北易县采访，钟思第被县公安局“抓了起来”。一个外来学者在中国“进局子”的事大概也算采访史上的“奇案”。与老百姓的友善目光相比，当时政府官员犀利寒冷的目光让他如芒在背，冷汗透脊。国产电影中一向被描绘为间谍的外国人，在当地公安干警的目光中演变为实际“敌人”，他们无情地限令我们2
16、4小时内离开县境，理由之一是易县驻扎了一支数量不大的军队，属于“不开放”的“军事重地”。这当然是冠冕堂皇的理由。另一个理由，易县是“清西陵”所在地，外国人在此“转悠”，有盗取文物之嫌。钟思第既是外国人又是文化人，双重犯险。其实，挡住学者脚步，并非那么容易。我们服从命令，但掉了个头，又“潜伏”回来，因为有县文化馆的朋友王占明“内线接应”，老百姓更喜欢我们，钻进干警绝不会光顾的乡村，如鱼得水，神不知鬼不觉。公安干警的推理和判断当然是没谱的事，除了认识中国乐器哪个好听和不好听之外，钟思第对“文物”一窍不通。至于乐器年头是明代还是清代，是祖传还是新制，对于只关心音乐的音乐家来说，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国门初启，官员还不能理解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原因是什么。真的不求名、不为利、仅仅为了连中国老百姓都不愿听的“乡村音乐”？他花了那么多钱到中国来，就不图点什么？到处转悠，充满好奇，图得啥？想不通呀！类似怀疑是在“阶级斗争”观念下培养的嗅觉灵敏的公安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