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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晋国服饰看晋文化的影响衣食住行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历来为社会、民族和国家所关注，而“衣”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标识之一，尤为人们所重视，并赋予其超越穿戴佩挂之上的、甚至上层建筑领域的特殊社会意义。如史记?历书就提出：“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将服色变化上升到国家层面;耳熟能详的蒙学经典千字文中更是写到：“龙师火帝，鸟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将服饰发明推崇到与文字创造同等尊贵的地位。传统文化甚至将其作为古中国与周边少数民族相比较而言，文明开化的显赫特色而大为赞赏：“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2、。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礼记?王制）”“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此谓华夏之名之由来。其中，源远流长的晋国文化乃至三晋文化鉴于“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晋一直在东方国家中占首位，晋也罢，三家分晋也罢，并未改变这种基本格局（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而发育延伸成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同样，晋国服饰作为晋与三晋文化的载体之一，在引领东周春秋及以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服饰发展上，彰显出“以正诸华（左传?襄公十一年）”，领袖群伦，成风化俗的文化自信和独特魅力。 /1/view-13063131.htm从文献史料
3、看晋国服饰关于晋国服饰的记载散见于诗经左传国语墨子孟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反映色彩纹饰类。主要有“素衣朱?q，从子于沃.素衣朱绣，从子于鹄（诗经?唐风?扬之水）”。“子（晋襄公）墨衰?（孝服）遂墨以葬文公。晋于是始墨。（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大子帅师，公衣之偏衣（左右两色的衣服）（左传?闵公二年）”“夫绛之富商金玉其车，文错其服（国语?晋语八）”“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从衣文之媵七十人（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晋灵公好狗，筑狗圈于曲沃，衣之绣（郁离子?晋灵公好狗）”等。二是反映质地材料款式类。主要有“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羔裘豹?，自我人究究（诗经?唐风
4、?羔裘）”“纠纠葛屦，可以履霜？（诗经?魏风?葛屦）”“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韦以带剑，以治其国，其国治（墨子?公孟）”等。三是反映多寡繁简类。主要有“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诗经?唐风?无衣）”“子有衣裳，弗曳弗娄（诗经?唐风?山有枢）”“宣子盛服将朝（左传?宣公二年）”“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尹文子?大道上）”等。从考古发现看晋国服饰考古发现的晋国服饰主要集中于铜器、玉器、陶范、陶俑等出土文物上，均以装饰形式出现，涉及人物情景有攻战、竞射、乐舞、狩猎、采桑、投壶、出行、驯兽、陪侍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不同
5、的服饰类型，而不同场景下的着装衣饰也有着一些明显的差异。1959年1963年，侯马“晋国遗址”的铸铜作坊遗址清理出土了30000余件陶范，其中能辨认器型的有1000余件，能组成配套又能复原器型的100余件，能够反映晋人服饰的人形范10件。比较典型的有半侧身女雕像外范（下半部残缺），图案衣着为右衽和尚领上衣，并显有条形纹饰。另有一组五?K合范的浮雕立人像，身着右衽和尚领齐膝连衣裙，腰系长带，打成斜角相对的结，衣裙细腰，向下渐成喇叭口，饰有斜角雷纹。还有一组五块合范的整套跪状武士像雕塑外范，齐膝连衣，上半部分刻有云纹及填圆点纹装饰，背部插剑，下半部分装饰有勾连“T”纹，用雷纹衬底，腰部有长带在前系
6、结，两个短穗下垂，鞋底饰有方格花纹上述人形陶范，为我们提供了春秋中期到晚期晋国人的服饰资料实物，参照文献资料和曲沃晋侯墓出土文物，我们大体可以将晋国服饰的款式分为三类：一是早期以上衣下裳的服饰类型为主流，衣、裳分体，下裳两侧开衩，不相连缀。二是中后期，主要是春秋时期，则在左襟前后开片后缝合，上衣下裳合体并连，宽衣博带，绕身系扎的深衣流行开来。深衣分直裾和曲裾式。曲裾深衣为下摆齐足曳地或齐膝的长袍，穿着简约而不失华贵。在竞射、乐舞、采桑、加冠、投壶、出行等日常仪礼和宴乐类活动中，因大多于室内或近郊举行，穿着普遍选用长袍深衣，束腰，或佩剑，或素面或窄衽镶边，颇显典雅脱俗。直裾深衣一般为齐膝短袍，更
7、适用于从戎，在攻战场景中多有发现，穿着上下连体的短袍深衣，其对下肢束缚较小，行动便捷，考古大家张颔先生在其侯马出土陶范歌并序一诗中所描述的“僮竖?V褐无裳裾，下士腰中服剑匕”，便是指此类服饰。三是上衫下裤的着服形式。在泛舟射猎时，多采用此类着装。此类衣裤组合一改以往衣裳的搭配，均束腰，佩剑，摆脱下裳对双腿的束缚，下身动作更为自由，由于服饰无开合的下裳，则其所着筒裤必有裆部，抑或是短襦和分裆筒裤的搭配，以便遮羞。晋国服饰折射出晋文化中极为闪光的审美意蕴从文献及考古发现，我们能够知道，源远流长的晋国服饰，上至君臣贵族，下至平民黎庶，其服饰款式多种多样，材质用料也各不相同，但大体上均统一于长期作为中
8、原霸主的社会氛围当中，折射出晋文化中极为闪光的审美意蕴。主要表现在：1、“以正诸华”的担当精神著名的秦晋崤之战的起因，在于秦穆公利用晋文公新丧，意欲趁乱东进争霸诸侯，晋国正卿先轸认为：“敌不可纵。纵故，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并进一步分析道：“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于是，尚处在悲痛中的新君晋襄公将孝服染成黑色，举哀哀之师，同仇敌忾，终获崤山大捷，一战而巩固了晋国霸业，稳定了春秋列国的诸侯格局和社会形势。而且由此晋国有了着黑色孝服的丧俗习惯。春秋时期，奉行“士农工商，四民守业”的国家政策，商人的地位并不像后来那样低下，甚至出现了许多为国
9、分忧、责任感极强的大商人，像郑国大商人弦高、卫国大商人子贡、吕不韦等，尤其是孔子弟子的子贡，肥马轻裘，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能让各国国君分庭抗礼，史载：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可见其影响力之大。而作为商贾群体出现的绛（晋国都城）商，虽“韦藩木楗以过于朝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其力量同样不可小觑。难怪“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左传?襄公九年）”。2、“服以旌礼”的教化功能无论屠蒯“服以旌礼，礼以行事（左传?昭公九年）”、还是赵盾“盛服将朝（左传?宣公二年）”，甚至重耳“降服而囚（左传?僖公二十三年）”，都在凸显晋国服饰的礼仪内涵。难怪
10、叔向强调：“朝有着定，会有表，衣有?W，带有结（左传?昭公十一年）。” 狐突主张：“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正色：青、赤、黄、白、黑），用期衷则佩之度（左传?闵公二年）”。否则“衣之?矗由?）服，远其躬也;佩以金?i，弃其衷也。服以远之，时以?s之，?戳苟?杀，金寒?i离，胡可恃也？（同上）”，由服饰礼仪进而升华到一诸侯一国家，可以想象，新田“且民从教（左传?成公六年）”作为主要的迁都优势之一，其深远的历史意义。3、“兼收并蓄”的人文特质晋国服饰多姿多彩，呈现出既尊崇周礼又不完全受制于周礼约束的多元开放姿态。究其原因，其与地处北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交汇的前
11、沿地带密不可分，同样，也是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左传?定公四年）”的立国方略使然。 侯马晋国遗址出土文物反映出的服饰，单单从衣领上分辨就有方领、交领、和尚领等多种款式，剪裁用料上既有素面也有窄衽镶边，即所谓的素衣朱?q、素衣朱绣。晋国中晚期传统的上衣下裳以及当时流行的深衣，特别是似有几分胡服特征的短襦与分裆筒裤的搭配几乎同时存在，但已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相反，同时期南方地区常见的宽袖长袍却不多见。这表明，脱胎于传统服饰但借鉴胡服的深衣适应性更强，“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摈相，可以治军旅。完且弗费，善衣之次也（礼记?深衣）。”而类胡服的出现，其对下肢束缚小，行动便捷，更适用于征战，无疑开启了战国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