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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曾参与解放齐齐哈尔抗战胜利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民主政权，我党从延安向全国各地派出了成千上万的干部，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是知识分子出身，1933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被日寇列入黑名单，“七七事变”后不久参加了八路军。在南方战斗生活不到一年，就被调到延安。在延安工作生活将近7年，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编译科、军委编译局做翻译，翻译了合同战术等十几部军事著作，后转为正式党员。随着革命高潮的到来，全国到处需要人，我便被派到东北去。到东北后，我参与了进军昂昂溪、解放齐齐哈尔、创建“西满军区驻满洲里办事处”等重要工作。进军昂昂溪1946年3月，我在西满军区司令部作
2、战科工作。那时候，我党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西满军区所处的位置和条件都比较优越：一是国民党在西满占据的大城市只有一个齐齐哈尔；二是地区辽阔，活动范围大；三是距离国民党占领的中心城市如长春、沈阳较远，我们容易进行巩固。要建立西满根据地，首先要解放黑龙江的省城齐齐哈尔。当时西满军区的计划是：由郑家屯派三师沿铁路线北上，配合嫩江军区的部队先解放昂昂溪(昂昂溪是齐齐哈尔的一个区)，对齐齐哈尔构成包围之势，然后解放齐齐哈尔。但是，当时苏联军队还没有撤退，并且占领着北上要经过的第一个城市白城子，这对我军的前进造成许多障碍。于是，我这个懂俄文的干部就有了新的任务，即同苏军交涉，保证我们的
3、军车能沿着铁路顺利通过。驻在白城子的苏军部队是一个团，驻军司令是一位中校，神气得很。在接见我时，阵势摆得很威风，全副武装，居中而坐，左右围着副团长和三个参谋人员。一见面，他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我是代表民主联军西满军区来和他商谈军队运输问题的，他能否负责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根据长春苏军总部的指示，不能帮助我们运输军队。同时，他本人是白城子的卫戍司令，铁路上的事情，不在他的职权之内。当时我有些着急，军车还有三天就必须通过了，但我的交涉毫无实效，怎么办?考虑到苏军在各地的驻军和铁路的军事管制可能是多个首领，彼此联系不密切，我决心找一找铁道司令。我到车站先找站长。这位站长听说我要见铁道司令，就说有事
4、可先和他谈。我告诉他：“我找你是想请你带我去见铁道司令。”他听了一口回绝。我只有自己找司令去。不巧，司令到齐齐哈尔开会去了，我就先和他的下级军官、士兵搞好关系。因为我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所以我们的谈话从八路军抗战聊到中国共产党，再到苏联军队对德、日法西斯的胜利和未来的共产主义，谈话非常融洽。不久，司令回来了。他看到有我这个陌生人在，不高兴地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情?”他的下属忙向他解释我的身份，说我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司令倒满一杯白酒递给我说道：“你如果真是毛泽东军队的代表，中国革命的战士，你就一口气把这杯酒喝下去，我们才好谈话。”我回答道：“客随主便!但要主人和我一起喝。做主人的如果不
5、一同喝，是表示瞧不起客人，而且做客人的可以马上告辞!”我说完话，他毫不犹豫地给自己倒了同样多的一杯酒，并要其他人也一起喝。这样一来，他马上对我的俄语和酒量产生了好感，把我当成自己的同志，开始了畅所欲言的谈话。第二天，当我与铁道司令谈起正事时，他感到有些为难。因为，按照苏军总部的命令，一切军事行动特别是铁路上的军车，都必须有正式的命令才能通过。但是，他的下属愿意帮忙，给我出主意说可以在夜里通过。司令点头说可以。我又想到那名站长可能不好对付，因此，请司令把这件事情向站长交代下去，但又怕泄密。这位司令也感到为难。最后，司令灵机一动，决定委派我做他的副司令。很快，司令把站长和值班站长都找到他办公的车上
6、，宣布我就是他的副司令，对于我的命令必须元条件执行。就这样，三师北上的军车，顺利通过了白城子站。军车通过白城子之后，驻扎在大兴、汤池、三间房一线，对昂昂溪形成了进攻的矛头。这时，嫩江军区的部队也由西北对昂昂溪构成了包围之势。嫩江军区司令部就驻扎在三间房。我被任命为西满军区与嫩江军区的联络参谋。嫩江军区的司令员倪志亮和政委郭述中二同志对我都很客气，称我为西满军区的代表。倪、郭二人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进占昂昂溪的问题。最终决定，由我作为代表进入昂昂溪，通过苏军的铁道司令，同国民党的护路队、保安队谈判，要求他们缴械投降。第二天早晨，我由三间房出发了。护送我的是一辆大汽车，上面坐着一个机枪班、一个步枪
7、班和两名警卫员。两挺轻机枪架在车的前面，。一挺对着后面。上午9时多，我与昂昂溪铁道司令正式开始谈判。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我们军队在两小时之内要进入昂昂溪，请他立即通知他的部队和所有驻扎该市的苏军部队，不要发生误会。他开始时和我打官腔，说要根据长春总部的指示等等。我马上告诉他，我的任务只是通知他这件事情，我们进入昂昂溪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请他注意时间。如果到时他还不对他的部队及时发出命令，那么。我军进入市区时同苏军部队可能发生误会的一切后果由他负责。这位司令听我话说得很硬，没有商量的余地，于是改变了态度，叫他的参谋马上向各部队发出命令。我紧接着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要他召见国民党的护路队长和保安队长，
8、要求他们投降。他虽然也有些不情愿，但还是叫值班军官打电话请他们二人马上来。两位队长来了以后，原以为苏军司令有事请他们，但进屋里看见我和两个警卫员在座，脸立马变了颜色。我说：“我是民主联军的代表，来此目的是要求你们缴械投降。大部队马上进入市区，如有半点抵抗行为，拿你们二人是问!”这两个家伙立刻慌了神。我要他们二人先交出枪来，然后说：“你们就在苏军司令部办公室内用电话下达命令：一、铁路上和市内所有的巡逻和哨卡一律撤销；二、全体护路队员在铁路护路队宿舍集中待命，保安队的全体人员在昂昂溪大石磨院里集合，架枪站队，等候我军受降。上述全部动作必须在十点钟之前完成。”他们打完电话已是9时40分，我马上派人发
9、出消息，说交涉已全部办好，大部队可以马上开入市内。就在我和苏军司令谈话时，大部队已开到市内。一枪未开，受降的过程进行得很顺利。三进齐齐哈尔解放昂昂溪以后，我军立即为解放齐齐哈尔做准备工作：要调动上万的部队，要摸清国民党军队在齐齐哈尔市内及其周围的配置情况，还必须同苏军留驻齐齐哈尔的部队司令进行联系，以避免在我军进攻时发生误会。于是，我这位联络官又有事可做了。在侦察工作方面，组织决定派我通过苏军的关系，进入齐齐哈尔市内，观察敌军设防和配备的情况。我接受任务之后，就积极同昂昂溪苏军铁道司令联系，请他设法送我到齐齐哈尔城里去一次。经过反复研究，最后有一位做保卫工作的军官提议：把我改装成苏军军官，和他
10、们的几个军官一同进城去。 这是我一进齐齐哈尔。这天早晨，我随几位苏军军官乘一辆吉普车由昂昂溪出发，直奔齐齐哈尔而去。接近市郊时，出现了国民党军队设防的卡哨。他们问也没问就放行了，吉普车一直开到车站。车站上的苏军铁道司令一看来的几个军官都是熟人，只有我一人不认识。经过介绍并说明来意，这位司令很高兴。除了提供一些他们已经掌握的情况外，他自己要带领几名军官同我们一起到市内去。汽车从车站开到市里，我们在龙江饭店前下了车。漫步街头，哪里有卡哨、铁丝障碍、工事等等，我大体都记住了。这样，我们跑了一个上午。街上的巡逻队和卡哨，看到这一帮苏联军官，没有疑惑或盘查。我虽然面孔是东方人的样子，但因为同样穿着苏军军
11、官制服，讲俄语，没有引起他们丝毫的怀疑。我回到车站上，向铁道司令道谢，拿好了全部资料之后，与同去的几位苏军军官胜利地返回了昂昂溪。我军从各部队报告的侦察材料中了解到，在昂昂溪附近有几个以前日军的仓库。比如，在富拉尔基有一座武器库，在榆树屯有一个汽油库和几十辆坦克。这些地方自然都有苏军看守。根据东北各军区的通报，在东满、南满一带，我们的干部通过苏军的关系，已接受了数量较多的日本关东军的仓库和缴械的武装。在北满的民主联军各军分区部队，通过苏军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关系，也得到了一部分装备。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同苏军较高级别的领导进行接触，大批的仓库和武装，仍然在苏军的控制下。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榆树屯的几十辆
12、坦克和富拉尔基的军火仓库。但是，这些东西必须经过苏军齐齐哈尔地区驻军司令上校乞日果夫的同意才行。为此，我必须再一次到齐齐哈尔市内与这位上校大人进行谈判。这是我二进齐齐哈尔。司令本人开会尚未回府，接待我的是他的副官。副官介绍我和另一位做保卫工作的上校认识。这位上校的作风很朴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是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并且后来一直很帮我。司令本人回府后，我就开始和他谈判。我谈到民主联军急需有好的装备，请苏军方面将日本关东军交给他们的仓库和武装转给我们一些。这位司令打起了官腔，以各种理由拒绝转让。尽管我说了很多道理，但他坚持不予转让。这次谈判就这样无结果而散了。根据1945年雅尔塔首脑会议决议
13、，苏联红军从1945年底开始撤退占领我国东北的部队。到1946年3月、4月，东满、南满的大批部队都撤退完毕，只留下长春的苏军总部和西满、北满一两个城市及铁路沿线的少数部队，负责为各批撤退的苏军服务，并保证铁路运行的安全、通畅。这一期间，我们最关心的是齐齐哈尔地区苏军撤退的日期。到4月15日左右，只有齐齐哈尔地区的驻军没有动静。我们又等了十天，还是没有撤走的迹象。这时，我们发现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和光复军的头子，开始一批批坐着苏联的军车经过昂昂溪逃跑了。这时，倪、郭司令部开了几次会议，最后决定不等苏军全部撤完，即开始我军解放齐齐哈尔的行动。这也是不久前李富春政委召开会议时规定的原则。当然，在行动前
14、，我军无论如何不得同苏军发生武装冲突。怎样协商?怎样避免误会呢?只有同苏军齐齐哈尔地区的驻军司令乞日果夫上校本人谈判，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我只好三进齐齐哈尔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谈判进行得并不顺利。我是夜里进城的，司令官大人同意在夜里一点钟与我见面。谈判开门见山。我说：“我这次来是代表民主联军正式通知苏军，我军决定在4月30日夜间，从国民党匪帮占领下，解放齐齐哈尔。苏军如果能在30日前撤走是最好的，否则，请命令市内苏军部队不得在市内行动，以免发生误会。苏军集中的营房，应事先告知我们，以便我军在行动时保障你们的安全。”我的话音未落，这位司令官马上发起脾气来，说：“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可以给我下命
15、令，向我宣布你们的决定?我不承认你是代表，也没有必要考虑并答复你的任何问题。只要有一名苏联红军在，你们就不能侵犯这个城市。否则，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发完脾气，他表示没什么要谈的了，撵我走。我马上激了他一句，我说：“不是没什么可谈的了，而是你司令官本人怕同我再谈下去了。”我问他：“为什么前一次接见我和今天夜间开始谈话时你没有拒绝，而是谈话进行到中间才想起不承认我这个代表了?难道你也不承认现在包围齐齐哈尔城上万的民主联军?”听到我一系列的质问，他的态度仍然很蛮横。我下决心冒着谈判破裂的危险，狠狠地刺他一下。我说：“你应该冷静地考虑你坚持错误意见的严重后果。我们都是马列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苏联从列宁
16、同志活着的时候，就开始强调支援东方的革命，强调支援中国的革命。苏联红军去年8月出兵东北击溃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是有好处的。这点我们知道。整个东北的人民和我们的民主联军是感激你们的。但是，红军的大部分已经根据总部的命令撤回国内，只有西满的齐齐哈尔地区留下少数部队迟迟不撤，而且又不同意我们解放这座城市，这岂不是在客观上帮助国民党光复军巩固他们的统治，加重国民的灾难?而且，据说你们迟迟不走，就是因为接受了国民党方面的请求，才多留几天的。很明显，你们是在主观上甘心情愿这样做的。”我说到这里，他马上声明：“我们推迟撤退是因为另有任务，并不是因为国民党的请求。”我看他马上解释，知道他开始心虚，于是马上进攻一句：“纸里包不住火，你不要以为国民党和你谈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你阻止中国革命武装解放这座城市，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中国的反革命。你如果坚持这样做，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件事情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很快地反映到苏联共产党，反映给斯大林元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