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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天津故事”的前世与今生前 言 张清华 天津的历史，要说长也很长，汉代武帝时即在武清设了盐官，但这与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天津并不是一码事。自古这里是一片滨海的水泽之地，只因黄河多次改道于附近入海，带来的泥沙使之渐渐露出海面，但依然是一片水网纵横的荒蛮莽野，除了出产鱼虾盐卤之外，在农业时代不会成为显赫要地。隋代大运河开挖之后，沿河逐渐成为商贸发达之地，天津地面自然也就开始有了人气，但建城的历史还是迟至明代，建文二年（1400年），镇守北京的藩王朱棣为了同其侄子明惠帝争夺皇位，在此渡过大运河南下。后来朱棣做了皇帝，为纪念由此起兵的“靖难之役”，在永乐二年将此地赐名为“天津”，意为天子经过的渡口。
2、从此作为军事要地的天津，开始建城设卫，成为都城北京的门户。 清中叶时，天津特有的文化也开始发育，因为毗邻政治中心的北京，同时又以商贸和漕运而汇集了财富与人气，在水西庄一带便汇聚了大批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这些文人多来自江浙，有的属于暂时栖身，待价而沽，有的则并不志在科举，而乐得在此地吟诗作赋，消闲饮乐于市井。于是“水西庄文学”出现了，这是使得具有天津特色的文化与文学诞生的一个标志。钱塘文人汪沆的津门杂事诗、蒋诗的沽河杂咏、崔旭的津门百咏等，都是最为有名的。这类作品不仅带有南方的清新雅致，又有鲜明的天津地方的风俗民情。以此为标记，传统意义上的天津文化算是有了一个轮廓。 但真正成为近代意义上的都会，
3、是自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天津成为北方最早向西方列强开放的通商口岸，欧美多国在天津设立租界，西方的文化与城市观念迅速影响到城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之李鸿章等清廷重臣也将此地当作洋务运动的主要基地，由此天津开始了近代意义上的工业化进程，在铁路、电报、电话、邮政、采矿、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建设，均开中国之先河。天津也一跃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在此条件下，城市文学当然也就随着报纸、杂志、出版等近代传媒的出现而很快兴起。晚清时张焘编著的三卷本津门杂记，全面详尽记述了这里的地理自然、风俗物产、人情世态、社会样貌，包括文化上趋利而又好德、重商而多闲趣的特点，堪
4、称是一部鲜活的天津方志，以清晰的文字勾勒出了老天津特有的地方文化谱系。藉此，所谓“津味”文化已然显现出了物质上的一个基础，一个日后小说家们想象老天津的记忆原点。 至民初，天津的市民文化日甚一日地发育起来，与此同时，津门的市井小说也随之盛极一时，刘云若、李燃犀、戴愚庵等人都是民国时期重要的市井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大都通过报刊连载的方式，传播甚广。刘云若的言情小说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情海归帆歌舞江山、李燃犀的津门艳迹等，都堪称是民国俗文学的标志性作品。李燃犀还是相声文化的鼻祖之一，其创作的许多作品成为相声界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些都为后来的“津味小说”奠定了基础。 关于天津文化的另一个想象来源于鲁迅笔下
5、，这是国民性批判传统中的一个眼光。他在其著名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讥诮地刻画了天津“青皮”的做派，“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佩服”在其它文字中，鲁迅也常提到天津，但庶几是以讥讽这里独有的痞子文化为要旨的。总之鲁迅所理解的天津文化具有更多负面的东西，这也是其“闲文化”与小市民风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标记。 虽然民国时期的“天津故事”是如此发达，但1949年之后，却在革命文化的压抑下销声匿迹。建国初，丁玲即代表新政府召开会议
6、，对京津的报章小说家进行招抚和教育，力求对其进行改造。之后，随着革命意识形态的日益覆盖，旧文学完全断了踪迹。直至80年代初，具有文化品性和作为城市叙事的文学才渐渐复萌。最早产生影响的自然是冯骥才，作为在反思文学中涌现出来的一位作家，他最早的作品啊！是以略带反讽的意味，描写了“文革”年代令人噤若寒蝉的政治，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活剧。到80年代中期，他开始自觉地书写具有寻根意味的风俗文化小说，推出了其包括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在内的“俗世奇人”系列，共十七篇作品，以及具有近似主题与风格的奇人管万斤炮打双灯等中短篇小说。由于他的出色的地域文化书写，“天津叙事”获得了可以与“北京书写”“上海叙事”并
7、驾齐驱的地位。 这应了王安忆的说法，城市的地理和文化意义是“寻找”出来的，因为有某种传神的文学书写，一个城市的文化才获得了载体和物性，才能成为一种传奇，一种有神韵、类型、故事和标志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学叙事与城市文化是互相诞生的，是互为表里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冯骥才和林希两位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因为对于老天津地方文化与风俗的生动描写，这个城市才获得了文化上的品性和灵魂，有了独属于它的故事与传奇。 现在看来，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是一场丰富而混杂的运动。在有的作家那里，可能有更自觉的直接的当下诉求，有寻求传统文化中的“源头活水”，以为“当代文化的重建”谋取借鉴的意图，比如韩
8、少功、李杭育、阿城等人更多有类似的自觉;有的作家甚至直接展开了与传统文化的对话，如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小说，就刻意设置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对话角色“我”，不断展开与先人和文化传统之间的互动。但在另一些作家那里，这种当代的用意却不是那么明显，他们主要是用了“风俗画”一样的笔法，对不同的地域文化展开了精细的描摹，如贾平凹笔下的“商州”，冯骥才笔下的津门“奇世俗人”，都可谓是尘世奇谈的典范。冯骥才一方面似乎传承了鲁迅式的国民性批判的立场，另一方面又并不简单地否定这些文化的逻辑与构造你说他“暧昧”也可以，但他的确更精细和详实地书写了古老的生活与景观，展现了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人性真实。在今天看，某种意义上，这
9、类小说或许更接近“传统之根”的本身。类似神鞭中的傻二这样的人物，假如以简单的眼光去看，无疑是一个负面性的人物，一个以血肉之躯和农业时代的信念去对抗强大的现代文明，以冷兵器时代“刀枪不入”的咒语去对抗所向披靡的洋枪洋炮，无疑是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但冯骥才并没有简单地将他描写为一个丑角，而是尽量以客观的方式描写出这场荒诞而悲怆、可歌又可叹事件的内部景观，从而更深入展现了中国文化内部的结构性弱点，以及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林希同样是以他的大量中短篇小说，将天津卫的老故事讲述得淋漓尽致。早年他作为一个诗人，似乎并没有太多惹人注目的小说作品，但稍晚于冯骥才，他笔下市井民间人物与生活的描写也备受瞩目。与冯骥
10、才笔下的纯粹民间风情与传奇人物的书写稍有不同，林希在精细地描摹世俗生活的基础上，更注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大背景进行连接，展现出他对近代历史的思考。他的系列中短篇小说天津闲人相士无非子高买蛐蛐四爷婢女春红等，都讲述了一段不俗的天津世俗生活，反映出浮世沧桑背后的历史变迁。确乎，近代以来天津一直与京城政治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明清作为京师拱卫，到作为洋务运动的基地，以及列强设立租界，天津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下野官僚政客以及清朝遗老，均将天津租界作为避难所，经营谋划，以图东山再起。1928年，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告设立天津特别市。这些都对天津城市发展以及市民文化的形成
11、，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林希将笔墨深入到这些与天津世俗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之中，在书写民俗风情的过程中，表达出对政治与历史的独到看法。正如蒋子龙对林希的小说评价所说：“林希写出了天津味道，令津味小说有了品位，这种味道和文字结合在一起，使津味小说具有了经典的元素。” 80年代以塑造“开拓者家族”著称的蒋子龙，在其创作的早期是以“改革文学”的扛鼎作家著称的，之后，此类写作随着社会变迁和文学的演进而难以为继，随之他也将笔触转致天津城市文化的书写，在天津城市叙事的地图上贡献了诸如蛇神和人气这样的津味文化小说。塑造了神医世家出身的邵南孙、堕落于金钱与美色的房地产商房亮等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所承载的虽然更
12、多是当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但也折射出传统与地域文化的浸淫作用。 除上述人物，参与讲述“天津故事”的作家还有很多，如作为天津民俗文化之活化石的张仲，也以其对天津风土人情小说的鲜活描摹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古董张龙嘴大铜壶舍哥儿等作品，都融天津的方言俚语、民俗典故、街头巷陌的日常景观于文字之中，追怀且塑造着关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另外，赵玫的朗园，肖克凡的浮桥，李治邦的津门十八街，以及新世纪以来“晚生代”作家龙一的暗火潜伏，武歆的小说天津少爷等，都极大地丰富了近几十年来的天津叙事，也使我们从中窥见到天津故事的生长与发育的脉络，以及从题材到形式上的微妙变化。 总体上，天津作为一个城市文化的载体，其构
13、造中有与北京文化相似的东西，如三教九流、异秉奇人，其斗鸡走狗，养花遛鸟的生活确有几分相像。但与北京相比，其骨子里的草根与贱民心态，其好勇斗狠的码头文化，顽劣的黑道性质，与老北京那些破落八旗子弟的做派还是有着本质不同的。这城市中孕育出的一种轻贱而痞气的生活方式、斗狠而好猎奇的浮世心态、玩物悠闲而又急公好义的文化性格则是独有的，与作为殖民地的上海、旧帝都的北京，以及传统文化根基深厚的南京相比，均有鲜明的不同。而上述作家所讲述的故事中，这种地域文化色调也尤为强烈。 下面的几篇文章，分别选取了几位代表性的津门作家有关天津城市书写的作品，作为分析对象，从不同角度切入当代以来的天津叙事，力图挖掘出城市性格
14、的迥异侧面。冯骥才是“津味小说”创作的集大成者，也是80年代风俗文化小说创作的中坚力量，他将自己文学的时空坐标锁定于“清末民初”的“老天津”，在上承传统天津叙事的基础上，更侧重对天津卫码头文化和市井传奇的刻画。码头市井传奇冯骥才“津味”小说里的“老天津”形象一文从三个关键词切入，探索了冯骥才是如何在其“津味”作品中勾勒“老天津”形象的。首先，码头城市的特质塑造了天津人逞强斗狠的“码头性格”，因此，“斗”常常成为冯骥才小说的基本叙事结构;第二，市场林立形成了这座城市的市井生活风貌，这不仅成为了冯骥才天津故事的背景，也深刻影响着其叙事的逻辑与节奏。同时，在对斑驳庞杂的市井生活进行描述时，冯骥才往往
15、调动其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其民俗方面的杂学修养，这也是使其小说能够化俗为雅的重要原因;第三，为津门奇人立传也是冯骥才小说创作的特色之一，这使得他的小说惟妙惟肖，也涂上了传奇的色彩。林希是另一位着力于写作“津味小说”的作家，天津之“闲”林希小说中的天津故事一文从天津城市性格的一个面向“闲”出发，分析了由“闲”而生发的林希小说。“闲”不仅是林希天津故事中重要的世俗命题，也是其作品中天津人的内在性格。另外，“闲”还在建构着林希小说的天津叙事，它是故事发生的因由、故事发展的动力，也是故事的最终结局。在天津卫这个地方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闲”而哄起来的。年轻一代作家中，肖克凡笔下的天津书写没有过多对旧岁月的
16、凭吊，而是像画素描一样将一个原汁原味的天津勾勒出来。人间城郭肖克凡笔下的天津素描一文，以肖克凡的几部有关天津叙事的小说作品为例，挖掘了其文字中那些天津租界的创伤与荒谬，刻画了天津这个特殊的城市空间所孕育出的小市民形象等。新世纪以来，较为晚近的龙一开辟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类型化”讲述天津的方式谍战小说。暗流汹涌的战场或洋场龙一笔下的天津城一文以潜伏为例，探索了龙一怎样叙述三四十年代无声战火里的天津城。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之文学，“津味”文学发展至今，它们以最具地方色彩的方式书写了一部雅俗共赏的地方志，勾连起有关一座城市前世的记忆与今生的希冀，为一代又一代天津人“想象天津”提供了独有的故事与模式。 码头市井传奇冯骥才“津味”小说里的“老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