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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日两国国民性格民族主义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国民性格对两国民族主义特征的形成起关键作用。中国国民性格中重道德、重颜面、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中庸等特质使其民族主义具有国家主义、内容空洞化、排外、否定性民族主义上升等特点；日本国民性格中重情理、轻仁义、强调意志、易怒等特点使其民族主义具有分化、非应激性、表达激烈等特质。而中日国民性格中的共性，如对权威和等级制的尊崇、对礼节名誉的重视，使两国民族主义具有相似之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国民性格中的同质之处又构成两国民族主义相对抗的原因。进而，中日两国对立的文化、哲学、国民性格、民族主义将导致“政冷经冷”成为较长时期内中日关系的常态。
2、 民族主义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在过去的大约200年里，民族主义已成为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且被视为20世纪危险政治行为的主要来源。近几年来，中日邦交关系跌至自二战后的最低谷，又一次进入“坚冰”期，这背后的原因除了围绕历史记忆和领土争端的利益冲突外，两国民族主义的发展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为了在与日本的博弈中争取更多主动权，中国必须加深对日本的了解，以便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同时，为尽量实现两国关系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提供对策建议。除此之外，加深对本国相关状况的了解也是极其有必要的。在本文中，我们将通过对中日两国文化和国民性格的探讨，来分
3、析其民族主义形成的国民性格基础，以期从一个新的角度加深对两国民族主义的了解。7一、中日两国国民性格（1） 中国国民性格的结构特征 对于国民性格的理解，我们必须从其结构特征入手来进行较深层次的分析。就中国国民性格来说，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是构成其总体特征的关键。 所谓国民性格的态度特征，是指一国大多数国民对人、对事、对物，以及对自身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中国国民性格态度特征的内容主要包括这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道德、讲礼节。历代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将其所主张的关于个人道德修养的箴言视为正人君子的必备品质，比如“三纲五常”所要求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勇恭廉；受佛家文化影响，慈悲、
4、仁善、宽厚等也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处世信条。第二，重颜面，好婉转。在中国人眼中，“面子”代表尊严，理应得到维护；因此，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的说话处事风格倾向于迂回婉转，需要说出逆耳忠言时往往顾左右而言其它，这也使中国人被贴上了“圆滑世故”的标签。第三，重权威，轻自由。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等级制和千百年专制统治的历史所致，具体表现为遵从权威，渴望归属感，由此也导致了独立自主性较弱的特点；更具体地说，便是指中国人只有在隶属于某一个团体（如政党、单位、社区等）且该团体有一个最高权威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归属感，才能在权威的领导下进行自己的日常活动。第四，爱和平，不尚武。在中国民间
5、，“家和万事兴”，“万事和为贵”始终是普通民众孜孜以求的生活状态；中国政治精英一贯主张通过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身魅力来吸引他者，而非通过武力来征服他者；在当今中国，对知识的重视更是远远胜于对武力的推崇，即使发展军备国防，也是出于防范目的。 国民性格的意志特征指的是国人对其行为目的的明确程度以及对行为自觉控制的程度。中国国民性格的意志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行为目的具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特点。中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文明古国并不意味着其国民具有与之相称的精神素养，大多数中国人是功利的，其所作所为皆指向利己，使自己或自己所在的小集团有“利”可图。关于这一点，颇具特色的表现是中国人（尤
6、其是汉族人）的宗教功利主义：大多数人拜佛的目的在于祈求神灵保护佑以实现自己的心愿，而很少有人为了众生的福祉虔心祈祷；若非所求于神灵，便又自诩无神论者。其次，中国人对自身行为的自觉控制具有两面性的特点：其一，从行为管控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存在一定的“自利判断”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审视并批判他人，而很少进行自我反思，将自己的不当行为归因于所处环境；深知社会要求，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但很难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其二，从行为质量的角度来说，中国人是较具优势的中国人吃苦耐劳、适应力强的特点使其行动往往能取得较为可观的成果而很少半途而废。国民性格的情绪特征指大多数国民在情绪活动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强度、稳定性、持久
7、性以及主导心境方面的特征。在主导心境方面，中国人是中庸偏忧郁的。在这里，“中庸”是中正、平和的意思，即在情绪涵养方面，不大喜亦不大悲，不过分嗔怒不过分哀怨，保持较为平和的心态；但对当代中国人来说，生存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又使其难以时刻处于从容淡定的状态之下，焦虑忧郁也是常态，这是我认为当今中国国民的主导心境呈中庸偏抑郁的原因所在。在情绪表达的强度和持久性方面，中国人是节制自持的，这与其对委婉表达方式的偏爱有关：在中国人看来，无论是顾及礼节还是健康，都应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表达和感情，疏于如同西方人那般的热情宣泄；然而，这种自控往往存在于公众场合或与自己名利相关的熟悉环境中，并不等同与在网络这种虚拟空
8、间中、在自己的真实身份不为他人所知的情况下，中国人的情绪表达依旧内敛适度。总得来说，中国国民性格呈现表里不一的特征：表面上，大多数中国人有礼有节，立场明确，时刻以道义维护者的面目出现；实际上，这儒雅言行之下包裹的也不乏自私、怯懦、麻木等“恶性”。（2） 日本国民性格的结构特征 关于日本国民性格，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菊花与刀中做了详细而经典的论述；在这里，我仅针对与民族主义形成相关的日本国民性格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分析，为了便于和中国国民性格进行比较研究，将同样从国民性格的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三个方面展开。日本国民性格的态度特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知“情理”。“情理有截然不同的两类。第
9、一类我称之为对社会的情理，字面上解释为报答情理，是指一个人报答他的同伴的义务。另一类我把它称为对名誉的情理，它是保持某人的名誉不受玷污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德国人所说的荣誉。”1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电子版）“对社会的情理”表现在日本人对“忠”、“孝”的推崇上：抛却等级制下的道德规范这一因素不谈，之所以忠，是因为自己拥有的一切皆源于天皇的恩情；之所以孝，是因为自己承蒙长辈照顾和近祖护佑。从本质上说，这种情理实际上是一种恩情债。“对名誉的情理”集中体现在日本人对其荣耀名义的誓死捍卫上，这要求“消除毁谤和侮辱，因为毁谤使美名受损，从而应该洗雪。必要时要对毁谤者进行报复
10、，或者自杀。”第二，轻仁义。“在日本，仁成为了伦理体系之外的美德，完全被剥夺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具有的崇高地位”。从积极意义来说，类似于慈善的仁义之事固然值得称道，但它的确是可做可不做的分外之事；从消极意义来说，“行仁义”多用来指作奸犯科事件中当事人之间的互相包庇。由此，日本人对仁义的称赞远不及其对忠、孝的褒扬。第三，注重感官享受。“日本人一方面培养他们的感官快乐，同时又确立一种规则，规定不能把耽于享乐作为严肃的生活方式。他们把肉体享受当做美术一样培养，在他们充分享受以后，他们又会为了义务牺牲享乐。”“在日本哲学中，肉体并不是罪恶的，享受它可能带来的快乐也是无罪的。灵魂与肉体在宇宙中并非是对立
11、的力量，他们的这个原则导致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世界并非善与恶的战场。”1,2,3,4,5,6美本尼迪克特菊与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电子版）基于此，日本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遵循其本性，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也就不需要类似于中国道德格言那样的道德戒律来限制人的行为。就国民性格的意志特征来说，日本国民性格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强调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物质性的能力，日本更注重对精神性能力的培养，相信强大的精神力量可以战胜物质方面匮乏等其它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点在战争中表现得尤其突出：日本叫嚣的“必胜”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即使是战败之时，他们也坚定地认为物质力量必败。第二，强调意志训练。
12、在日本人看来，意志与行动有直接联系，一些意志特征有助于行动目标的实现，一些意志特征则会对行为目标的实现产生阻碍作用；因此要重视对具有积极作用的意志特征的培养。最能体现这一点的便是日本对瑜伽的喜爱，并“把瑜伽修行理解为完善自我以达到自身与其行为之间毫发无间的圆熟境界的方法”。此外，日本国民性格意志特征中还有一个特点值得关注：即不偏执的特点。“日本人认为采取了某个行动方针而未能实现目标就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他们就把它作为失败的方针予以抛弃，因为他们没有养成固执己见的性格。”也就是说，他们认定一条路便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但当发现这条路走不通时便会果断改弦易张，这与中国人的固执是截然不同的。日本国民性格的情绪特征具有矛盾性：一方面，日本人是易怒、冲动的。这源于其对武士精神的推崇和对名誉的珍视。正如前文所说，日本人注重对自身名誉的捍卫，当名誉遭到他者毁谤时，不惜以极端方式进行回击；而武士道精神对英勇无畏的追求，又使其情绪反应更趋向于激烈而非平和。另一方面，日本人是克制自持的。日本人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尊卑有序，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会格外关注自己的言谈举止，一般情况下会对情绪加以控制，使自己的情绪表达在合理适当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