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制度的力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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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靠制度的力量范文 依靠制度的力量，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下）演讲人李永忠第四点防止权力事故，制度比人更重要。 有的同志说，以前强调以人为本，现在强调制度比人更重要，我说前面强调以人为本，是讲我们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人为本就是要重视人民的主体地位，现在强调制度比人更重要，就是大多数符合客观规律所形成的制度比单个人的意志更重要，讲的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制度比单个人的意志更重要；所以说重视单个人的素质远不如你搞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可以更好的防止和预防腐败和解决腐败的问题；所以说制度是人制订的，但是符合客观发展规律的制度，人们却不能随心所欲的加以制订。 我前面讲到了人民公社随意加以制订，最后也解决不了粮食问

2、题；推荐上大学也制订了，最后还是被高考制度所淘汰了。 所以说称之为好的制度，必然是人们对客观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多数人意志的一种客观反应。 而好的制度一旦制订出来，包括制订者本人都无法随心所欲的加以违反。 因此好的制度必然以强制性为后盾，而非仅以自觉性为前提；必然以科学分权的专门机构的有效权利制衡为保障，而非只以颁布若干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上墙上的规章守则为目的；必然体现客观发展规律，有一种客观存在，而非警示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所以说也不是人的主观愿望就可以轻易改变的。 上面我讲了很多话但是为了让大家加深理解，我想讲一个故事。 当英国人发现了澳洲以后，开发澳洲最好的劳动力，是关在监狱里面的囚

3、犯，因此英国议会就想把囚犯放到澳洲去，让他们边服刑边劳动，同时也可以把澳洲开发出来。 于是决定让英国的船队去运送这些囚犯，私人船组就向政府承接了这一笔生意。 本来可以装150人的船，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装160，180，甚至装200人，而且减少粮食、水、蔬菜，根本不给装药品，于是死亡率很快就节节攀升，5%，10%，15%，20%，最高的死亡率是一艘海生号创下的，死亡率高达37%。 消息传回来，朝野大发，有人批评政府不作为，有人批评船组太黑心。 于是议会讨论来讨论去，第一个意见出来了，加强对私人船组的教育，让他们良心发现。 反对意见马上出来，船组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取向，教育就可以解决吗？那

4、他们就是上帝，就不是船组了。 于是讨论的第二种意见出来了，就是对每一个船加派一个纪委书记或者是检查局长，让他们进行监督，防止船组去多装人，少装食品、粮食和药品。 反对意见又有了，你上去一个纪委书记，就是上去一个监督者，别人一个船上一二十个人，你不听他们的就把你杀了仍在海里面说你得瘟疫死了，或者你给他的这些钱，船组给他10倍的钱把他收买了，不是照样帮船组说话吗？所以说加强监督也不容易靠得住。 所以第三种意见很快就出来了，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制度设计有毛病，我们老想从思想教育，从加强监督这个渠道来解决是不行的，我们有比这些更好的办法。 我们的制度设计存在一个大的漏洞，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给他们离岸价，我们

5、给他们到岸价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英国政府一想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于是把原来离开伦敦就给钱变成了到达澳大利亚以后，在那里设一个点，到达的船上来一个囚犯检查身体，合格而且可以干活以后再给他们钱。 从离岸价变成到岸价，船组本来该装150人的船，就得减少 2、3个人，多装一些水，多装一些粮食，多装一些蔬菜，多装一些药品，有的船大的还带一个医生，防止囚犯在路上死了，他得不到这个钱，于是死亡率迅速下降，最精彩的死亡率仅为1/424，从37%的死亡率降低到1/424的死亡率，是教育起的作用吗？是监督起的作用吗？不是，是制度设计起的作用。 用这个例子可以讲清楚，我们现在这个推荐，那个推荐干部，真的可以把好的推

6、荐出来吗？当然可以推荐出来一些，但是可以推荐出多少呢；同样我们这样查案，那样查案，可以解决多少腐败问题呢。 如果我们重视制度设计，搞好的话，现阶段一发多发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就会得到解决，那些跑官、要官、卖官、买官、欺官的现象就可以得到有效遏制。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领导者个人的因素，思想作风的因素在党的建设中的影响小于制度的影响。 因此尽管过去我们多次反对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 其原因正在于他的原话，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因此我们这些年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一把手的处分率不断的攀升，而且高于同级别其他的干部的受处分的人数比例。 这是我们广东省茂名市原市委书记罗荫国在被刑拘以后

7、，竟做数次狂言，我要是真进去了，茂名官场没有一个好人了，不腐败不是官，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来个，我是腐败分子，我的上任不是吗？敢肯定我的下任还不是，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腐败分子反腐败吗？一个党的市委书记，竟然敢在刑拘的时候说这个话，可以想见他对他所处的政治环境，那种环境他认为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而且他在被刑拘的时候，你看看他的那副不屑一顾的嚣张气焰，还摆着当市委书记一把手的那种傲劲、横劲和蛮劲。 这些情况表明，反腐倡廉形式依然严峻，任务依然繁重。 同时也说明32年的腐败与反腐败的实践证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不同步所拉开的缝隙，恰好是腐败滋生蔓延并得以一发多发的生成空

8、间。 人的一条腿左腿往前走了，右腿就必须跟上，右腿如果不跟上，这个缝隙就会越来越大，这个缝隙大了以后，这个腐败就会在这个缝隙中蹿来蹿去，这就是条件和土壤，而且你还会发现这条后腿不迅速跟上的话，人的臀部就会迅速的下移，如果下面是土就会沾上土，下面是泥水就会沾上泥水，下面是粪水就会沾上粪水。 我们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沾上了污泥浊水，就是因为这两个不同步造成的。 如果说权力架构，还有权力的生产线出了问题，再好的零配件做上去也很难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来。 合格的产品必须有好的生产线，而不仅仅只是选好的零配件。 零配件坏了只换一个零件，生产线坏了，那么整个产品就都是不合格的，我们可以看看，我们交通系统所出的问

9、题，今年我们交通系统机构的交通厅厅长和副厅长先后有17人中剑落马，河南省交通厅长就是连续三任交通厅长落马，第一任就是曾锦春受贿只是30万，判刑15年，大家记住这个数。 第二任张昆桐，100万，无期徒刑，是曾锦春金额的3倍，而张昆桐也是经过认真挑选的，但是上去仅仅两年，就落马了。 第三任石发亮口号比前两任喊的都好，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人情工程一件不干，但是前任还管了两年，第三任只管了一年半，金额呢，前两任加起来才130万，前两任一个是15年，一个是无期，而石发亮受贿金额1497万，美元48万，港元37万，将近了2000万元，是前面130万元的10多倍。 当然不光有这些实权者的腐败，还有纪检监察干部

10、的腐败。 我们有一个陕西商州市商州区纪委副书记为了平调到乡教育局当局长，给了区书记蒋改平38万元，如愿到教育局当了局长后，他很快就捞回了本钱，但是东窗事发，就锒铛入狱了。 我们江西省纪委主任陈东俊是一个劳模，是一个查案能手，但是也被腐败分子拉下水了，成了五毒俱全的腐败分子。 所以说既有权力者的前赴后继，也有查案者的前赴后继，这个权力结构还不科学的情况下，人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人人都有可能发生问题。 所以说靠教育更得靠制度。 结论就是防止权力事故重在制度建设，关键在权力结构，不能只在执纪上用力气，因为纪律管不了规律，必须在立足体制制度创新下功夫，因为还是制度靠得住一些，因为只有权力靠得住制度还

11、可以靠得住。 四、加强监督，让权力成为一种负担（一）加强党内监督的必要性1962年我们党执政13年时，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曾作出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第一个最重要的论断，就是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党委会本身的作用论断。 我把它称之为同体监督。 邓小平对党内监督有两个最重要的论断，第一个1962年他认为最重要的监督是同级监督就可以了，这是因为他的身份所定的，此时的他是我们党的八大选举产生的三个领导机关中其中一个的总书记。 当时的三个领导机关是第一个党的决策机关，中央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第二个党的执行机关书记处总书记是邓小平，大家注意此时的总书记不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

12、是负责执行的。 第三个党内的领导机关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董必武。 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党内权力结构的认识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端，他甚至在党的八大党章中的第37条还作出这么一个明确的规定，中央认为有必要时，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他表示他认为在党合适的时候他需要把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交出来，去当这个名誉主席，以便让党形成一个很好的权力结构。 但是后来的事情发展，是谁也不能再在党内权力结构方面来推动改革了，以至于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37条说的名誉主席，到1976年毛泽东同志去世的时候还没有人当，毛泽东同志还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的任上去世的。 讲完第一个最重要的，四年后，邓小平同志就被十年“文

13、革”打翻在地。 长达十年的时间，他和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生活在一起，从台上的演员转身为台下的观众，反而让他看清楚了台上存在的问题。 因此在1980年8月18日，他恢复工作不久，就明确提出了党内监督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我把第二个最重要称之为邓小平的异体监督思想，就是由1962年的同体监督思想发展到1980年的异体监督思想，在中央的核心层面对监督的认识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于是原来纪委只受同级党委的领导，通过中央纪委领导同志们的努力，中央同意实行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就是开始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后来不提以谁为主。 邓小平明确提出这种制度问题，关

14、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由于有长达十年的台下反思，使邓小平同志认识到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同体监督的做法是有缺陷的，使我们很难对各级领导人进行到位、并有效的监督制约，更谈不上制衡。 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遗憾的是，从1980年的这个讲话，至今已经31年了，我们严肃的说，我们今天各级被称作一把手的集权程度，在我看来超过了我们建党90年，建国62年，改革开放32年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 我们已经在一些地方形成并出现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这些就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的原话就是总病根所造成的。 我们这30多年来并没有对这个总病

15、根进行有效的解决，这就是我为什么讲要依靠制度的力量使权力成为负担。 权力过分集中就只能成为乐趣，不能成为负担，那么成为乐趣的权力最后就会成为发展演变成党无法承受的风险。 因此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同志有一句话讲的非常到位，改革有风险，不改革党有危险。 这是我们云南的一个县委书记，麻栗坡的赵仕永，他说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 这个人确实长的也比较温和。 我当了11年的兵，我觉得兵者凶器很多人也明白，但是权力凶器却知道和明白的人不多，而不少人只看到掌权者从小主席台走向中主席台到大主席台的掌声和喧哗，却很少想到在权力制约体制、机制、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主席台也是通往断头台的捷径。 xx年我到安徽去考察，当地的同志知道以后就在当年王怀忠经常做报告的主席台上让我给上千个县处级领导干部讲一课，我讲了那么几句话，我说王怀忠如果只是一个村支部书记，党的轻处分就可以把它解决了；如果他只是一个乡党委书记，那么党纪处分就可以解决了；不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