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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化经济中的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与贸易模式的演化（上）2010-6-13摘 要：在贸易、投资与技术进步并存的全球化经济中，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整个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以北方的发明与创新、南方的模仿与追随为特征的世界技术创新模式逐步形成。伴随着技术创新方式的演化，贸易模式和世界收入分配方式也发生着巨大的转变。经济学家在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框架内建立了一般均衡动态模型来分析有关技术创新、收入分配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化问题。本文对这些国际学术前沿进展进行阐述与评析，以期为我国学者提供理论借鉴与启示。关键词：全球化，产品开发，技术创新，贸易模式一、引言在贸易、投资与技术进步并存的全球化经济中，有
2、五个典型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作为技术创新结果的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整个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二，西方发达国家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明者、生产者与出口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其模仿者、消费者与进口者；三，产品的成长过程所展现的生命周期，即产品在时间上所展现的由开发、创新到成熟、标准化引发了技术创新、直接投资与贸易政策在全球范围内的调整；四，与北方的发明和创新、南方的模仿与追随相关联的，是北方的产业升级以及随国际外包与FDI而来的产业向南方即发展中国家的不断迁移；五，与上述现象相关联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发达国内部技术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之间收入差距的
3、不断扩大。面对上述典型的事实，经济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是：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整个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为何不断上升？以北方的发明与创新、南方的模仿与追随为特征的世界技术创新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这种技术创新模式与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怎样的联系？它又与国际贸易的动态演化方式有怎样的联系？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经济学家在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框架内建立一般均衡动态模型它们包括Krugman（1979）开创的外生性产品开发模型、Helpman（1991）开创的内生性产品开发模型与Grossman and Helpman（1991a）质量阶梯模型。在这里，我们将阐述与评析有关技术创新、收入分配与国际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化的国
4、际学术前沿进展。二、产品开发、收入分配与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化正如人的生命成长要经历青年、中年与老年这样一个演化过程一样，每一种产品也要经历一个包括以开发与试制为核心的导入期、以批量生产与出口为核心的成熟期以及以规模生产与国际投资为核心的标准化期。在产品的导入期与成熟期，西方发达国家是新技术与新产品的发明者、生产者与出口者，发展中国家则是该产品的进口者与消费者；在产品的标准化期，发达国家成为该产品的投资者、进口者与消费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成为该产品主要的生产者与出口者。与这种发生在全球范围内的产品、企业与产业的生产方式、贸易模式、与投资方式的随时间的演化相伴随的，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不断
5、扩大。那么经济学家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全球范围内，技术创新与转移机制怎样导致了产品生命周期产生与贸易模式的演变，这种技术创新基准的贸易模式的演化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也就是南北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1.创新、技术转移与世界收入分配将Vernon（1966）的描述性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设建模为比较严格的数理模型，即一般均衡动态模型，并且奠定关于产品开发、技术进步与贸易模式动态演化关系的研究基础，是Krugman（1979）的最大贡献。在其产品生命周期基准的外生性产品开发模型中，Krugman假设新旧产品存量随时间的变化是由技术变动，即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两个过程决定
6、的。技术创新是新产品创造的过程，而技术转移则是新产品转化为旧产品的过程。并且北方的技术创新率与南方的技术模仿不是企业跨期利润最大化的结果，而是外生给的。在这些条件下，Krugman证明了如下的关系：首先，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的连续发展决定了北南贸易模式的动态化。初始的产品引入与出口由北方即发达国家完成，但最终的生产与出口由南方即发展中国家替代。随着时间的发展，贸易最终趋向于一个动态均衡，在其中，北方出口新产品，进口老产品。其次，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的连续发展也决定了北南收入的不平等，即北方在创新上的领先性造就了其在新产品上的垄断地位，即使两方在可比较的职位上同样有效，但是较之于南方，北方仍然具有较
7、高的工资水平。而且由于北方工资部分反映了北方新产品的垄断租，南方技术转移的加速与北方技术创新的放慢将会缩小工资差异，并且导致北方工人生活标准的绝对下降。2.关税、技术转移与国民福利根据经验，人们已经广泛地认识到，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对国家间的贸易模式与相对收入有重要影响。而且Krugman（1979）的分析已经给出了南方技术转移的加速与北方技术创新的放慢将会缩小北南相对工资的差异并且导致北方工人生活标准的绝对下降的严格数理证明。那么发达国如何利用关税政策对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加以有效控制，来提高技术创新的福利收益呢？Feestra与Judd（1982）对Krugman（1979
8、）的外生性产品开发模型作出了最重要的扩展，即在一般均衡动态模型里，内生化了技术转让水平，即任何产品的开发与生产均需要初始的研发成本，而且这种研发可在南方与北方的任何国家发生，并且产品开发的实际区位与投资规模的选择将由企业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决定。在这些基础上，Feestra与Judd通过企业最优化行为与比较静态分析证明，基于提高本国国民福利的要求，最优政策是对本国的技术转移征收出口税以及对本国使用的技术予以补贴，次优政策是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第三优政策是对出口货物征税。对技术转移征收出口税与对本国使用的技术予以补贴的效率，取决于研发活动所在的产业结构：如果研发活动在外国子公司内部进行，则出口税难以
9、征收，反之，如果研发活动发生在产品生产部门之外并且创新成果被交易，则出口税易于征收。3.策略性的动机与北南贸易中的“技术缺口”Posner-Hutbauer假说是技术创新基准国际贸易文献中的假说。该假说阐明，发达国家不仅是高技术产品的第一个出口者，而且其出口的领导权或垄断权将由10年扩展至20年。在稳定状态下，北方维持技术领先，并且北方选择的创新率低于最优化南方福利所需的创新率。Krugman（1979）证明，北方的产品创新率与南方的技术转移率共同决定北南之间的技术缺口，也共同决定北南巨大的工资与收入差距。为此，一个既有实践价值也有理论兴趣的问题是，技术创新的北方为何并不想尝试继续扩大其领先性
10、，从而扩大它与南方的收入差距？而南方为何也并不尝试提高模仿率来缩小技术差距。换言之，北方的创新率与南方的技术转移率是否为其各自的企业家策略上最优的选择呢？针对上面的问题，Jensen与Thurshy（1986）内生化了Krugman模型：假设北方的创新企业是垄断者，其将资源投入新产品开发的决策由跨期利润最大化行动决定。南方的技术转移率在一定的范围内是由关注南方的社会最优结果的计划者而非企业家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条件决定的。同时，Jensen与Thurshy为了在一个动态模型中分析创新与技术转移如何彼此联系与相互作用，引入了博弈论分析方法，并且利用开环策略限定垄断者与计划者在事前为整个博弈所作出的
11、决策。Jensen与Thurshy证明，在博弈稳定状态的开环Nash均衡中，北南的技术缺口存在并且不随时间而变化，它可由在产品周期模型中决策者的最优策略行为解释。最后，Jensen与Thurshy分析了有关比较稳定状态，证明了策略性与非策略性行为的意义：南方劳动力的增加会提高均衡的创新率与技术转移率，北方劳动力增加的效应不确定；基本技术转移率的提高会增加均衡的创新率与技术转移率，尽管其对改造工艺的劳动量的影响不确定。不论其是否增加技术转让，南方总会从北方新产品开发与贸易中获益。4.技术创新、资本流动与世界收入分配伴随着技术创新、资本流动、产业转移与贸易模式演化，世界收入分配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特
12、别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种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世界收入模式的巨大变迁，其发生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Dallar（1986）在维持Krugman基本假设的前提下，把Vernon与Krugman产品生命周期分析方法与Heckscher-Ohlin基准的新古典贸易模型的特征资本与技术的国际流动性产生了所有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压力结合，构造了一个局部内生化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即南方的技术转移速率依存于北南制造产品的成本差异，并且是北南贸易条件的增函数。Dallar（1986）将创新、扩散与资本流动速度与通过贸易的价格决定联结起来，并且证明：在每个地区应当有一个稳定生产的产品数比率
13、，它是要素价格与贸易条件稳定的基础。而且北方不变的创新率是维持其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条件；在长期均衡中，成本推动的技术转让是使北方工资高于南方真正所需的机制。但是当南方的劳动力扩展时，这个成本推动技术转让机制，会破坏北方工资。南方次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增长（与扩散的外生增长相结合），通过加速技术转让，必定会减少工业国的劳动力需求；同时说明与国际生产要素流动相结合的产品贸易产生了与新古典结论相似的生产要素均等化，即资本与技术的国际流动性产生了所有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但是只要北方保持其创新能力，则工资的严格均等化将不会存在。5.Schumpetefian创新、收入分配与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化技术创新不仅是
14、一个新产品的创造过程，同时，它也是旧产品的淘汰过程。产品开发是企业支出大量的资金并且彼此竞争的结果。因此，参与研发的企业既是竞争的胜利者，也是失败者。Segerstrom、Anant与Dinopoulos（1990）将Sehumpeter（1942）的破坏性创新假说同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结合，构建了一个Schumpeterian动态一般均衡北南贸易模型。作为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一个重要扩展，该模型再度证明Krugman（1979）的技术创新与北南收入差距的联系：在稳定状态下，北方可维持的创新率导致其相对工资高于南方同类工人的工资。同时也证明了相对工资、要素禀赋与北方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如果南方拥有充
15、分大的世界劳动力，并且南北工资相等，则南方劳动供给的增加将提高北方参与研发的劳动投入量，增加主导型企业的数量；当南方工资低于北方时，则相反的结论成立。此外，模型证明：当南北工资相等时，专利期限的增加提高了北方产品发明率；当南方工资低于北方时，则相反的结论成立。最后，北方受保护产业数量的增加会导致北方相对高的工资率。Schumpeterian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型为Grossman和Helpman（1991a、1991b）建立产品生命周期的质量阶梯模型奠定了基础。6.完备的内生性产品开发模型中的技术创新与收入分配自Krugman（1979）建立外生性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以来，内生化企业的产品创新率与技术
16、模仿率成为了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重点：Feestra与Judd（1982）由企业的单期利润最大化决策内生化了技术转让率，Jensen与Thurbby（1986）由企业跨期利润最大化决策内生化了技术创新率。Dallar（1986）维持Krugman的产品创新率外生性假定，但内生化了技术转移率，即将它界定为北南贸易条件的增函数。但是上述的扩展只建立了局部内生性产品生命周期模型。Grossman与Helpman（1991a）在吸收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内生产品开发模型：北方的技术创新率与南方的技术转移率（或模仿率）分别由各自企业的跨期利润最大化条件创新或模仿产品的利润流的贴现值与其各种的开发或转移总成本相等的关系决定。Grossman与Helpman（1991a）在这个完备的内生性产品开发模型中证明：南方的快速仿制最终增强了北方创新的激励；在北南工资差距不太大的小缺口情形下，北方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