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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会善款募集公信力状况调查报告【摘要】: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20XX年8月前言512汶川地震敲开了中国人善良的心扉，社会捐赠以百亿元为单位进入到大大小小的募捐组织的账户中，于是引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20XX年8月前言512汶川地震敲开了中国人善良的心扉，社会捐赠以百亿元为单位进入到大大小小的募捐组织的账户中，于是引出了社会公众对于另一个问题的关心：募捐组织是可信的吗？基于这样的社会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的师生以及长期的志愿者，于5月18日开始确定下了自己的行动目标即追溯救灾善款的流向，这一目标最
2、终被定名为“善款捐赠的公信力调查”。调查的目的是要看人们善良的捐赠钱物，是否会在可靠、可信的组织中运行。我们至今的动机与最初的出发点仍是十分一致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行动，让老百姓有一个更放心的捐赠环境，让那些良性运作的组织为社会所认识。了解社会慈善捐赠环境的人们大抵知道这样做的必要性。我们沿循专业性的做法，不是去揭示哪家组织的善款出了问题，而是揭示哪家组织其善款的募集与使用中存在着漏洞。我们判别是否存在漏洞的依据采用评价公益组织最为基本的标准：是否公开透明，是否具有接受社会监督的渠道；然后是在公开透明的运作中，是否存在着善款流失的漏洞。对于那些向社会公开透明度不够的组织，我们则采取寻求对
3、方合作而登门求教的方式来加以澄清。自5月18日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30日，我们一共联系了90家基金会，其中未做抗震救灾事情的组织38家，其中除了1家之外，我们不再进行下一步联系。因此而剩下63家组织（含1家未做抗震救灾事情的组织）。这63家组织中，全部至少有其访谈、访谈拒绝或网站信息，其中28家有全部信息。具体情形为：直接拒绝我们访谈的组织有11家，委婉拒绝的组织有19家。但我们记载了他们的一个拒绝的过程，并且收集了其网站信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其联系方式的有2家，但有1家我们也整理了其网站。正在联系而截止到现在还未成功访谈的有3家（现在也放弃访谈），但我们也收集了其网站信息。最终完成全部访谈的
4、组织28家。其中公募基金会50家，非公募的13家；在民政部组织的基金会评估中1，21家未参评，4家为挂靠在其它基金会下面的基金项目，其他39家中，0a4家；1a3家；2a8家；3a7家；4a10家；5a6家。有2家来自于港台，其他来自于中国大陆。这些性质不同、级别不同的组织，就为我们后面的对比提供了基础，我们将看一下他们的差别如何。由于参与抗震救灾募捐与做事情的基金会并不多，并且由于一些基金会经常会拖上数周的时间不给你明确的答复，所以，最终调查到的组织数量并不是十分的众多。但即使如此也能够来看出其中的规律性结论。整个调查都是在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生与本科生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进行的，他们都是北
5、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公益研究中心的学生或志愿者，固定人员10人。公益研究中心的老师是他们行动的指导老师。我们首先发现的是，绝大多数组织还没有一个基于自己的公开透明、接受社会监督与社会选择机制的概念。募捐组织不是基于将自己的财务与运作等状况向社会公开而由此承受监督的压力、追求自身的努力，而代之的是另外两种方式：第一，接受政府的监督，也就是传统方式的监督；第二，组织内部的自以为以自觉自愿为基础的自我约束。但组织之间差异巨大，少数组织的优异运作使得我们看到了乐观的前景。我们正是可以由此为基础而建构起社会监督与社会选择的基础的，从而不再过于依赖政府监督。在报告中我们会逐渐会看出，社会监
6、督与选择机制与政府机制是非常不同的两种方式。在政府的监督模式下，只要社会中的募捐组织中存在着一批“浑水摸鱼”者，政府就不能在对社会放心，他们不得不接手社会、强力监管；相反，在社会自我监督的模式下，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一批优良运作的组织，那么不管是否存在着问题组织，都可以认为社会能够通过自身的选择机制而实的优良组织得以选择、成活下来、走向成功，那些缺乏公信力的组织将被淘汰。因而，不需要政府加以全面接手。这里的值得强调之处在于，运作良好的组织与运作不好的组织与民政部门组织进行的基金会级别评定并不完全吻合；实际上，a级评定的标准本来也不在于这里。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社会监督机制，那些运作良好的组
7、织与那些运作不规范的组织，就缺少了一套新的标准加以识别。而民政部门目前所展现的评级差异，与运作公信力的差异，之间还有距离。那些大型的具有官方背景的组织在政府严格监督与财务审计之下，也未必会在善款使用上出什么问题，只是他们最终更多地带有政府的影子，而不是社会本身。这最典型地表现在，一些大型的被认为具有救灾募捐合法性的组织，其在公开透明上存在很多的问题，使得我们还难以从其社会公开平台上就看到其公信力的存在。这还只是其一，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我们主动登门寻求这些募捐组织的信息时，一些最主要的公募组织对与社会公众的隔离与冷漠，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将其“公信力”建立于官方背景上的特殊组织，是如何远离现代公益慈
8、善意义上的社会公信力概念的。许多募捐组织没有明确地向社会展示公信力的意识与做法，甚至一些最主要的募捐组织也在被动地应对外界社会的监督。他们可以将网站做成展示业绩的平台，但却不是做成展示公信力的平台，业绩与公信力的不同还没有深入进一些公募组织的概念中。一些大型组织由于拥有“官方”做依靠，他们就缺乏了获取社会公信力的内在动力。我们知道，这次救灾行动中，获得救灾善款的合法募捐资格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一些拥有这一资格的组织却不注意自己的社会合法性的建设。虽然政府将公开募捐的资格赋予他们，但是，在社会合法性这一点上，一些小型组织却已经超出了他们。如何取得社会公众的公信，是这些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公开透
9、明程度不够，真正的社会监督机制形成缓慢，外界的社会监督也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追要程序上的合理公正，而是试图挖掘出一些有问题之处。最终容易导致社会公众对募捐组织持有一种不健康的怀疑态度。一批新近出现的具有很高的公信力的组织产生出来，他们中既有一些有着良久运作经验的境外基金会，也包括国内最新出现的“草根”型的募捐组织。这些组织通过自己的公开透明的机制，展现出了组织募捐与使用善款的良好运作。但是，仅仅从做法上看，并不能得出“小的就是好的”的结论，一些最糟糕的组织很可能就是一些不正规的组织。只是我们认为，一旦社会监督机制成活，我们是可以依赖它来实现筛选与改变的。于是看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们开始实行社会
10、监督的条件已经成熟。实际上，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混合的结果：从拥有最前沿的社会公信力的组织，到闭门自我经营的组织，存在着整个的一个序列。而社会监督与社会选择价值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一种状况。我们看到政府在善款募集与社会稳定中意欲有所作为的努力，这些努力是针对当前的公信力问题而进行的。可政府的这种做法确也存在着很高的副作用：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扼杀一种新型的社会机制，即社会监督与选择机制。虽然政府可以同样公开透明，但其效果却是另一回事。如果我们扼杀了这种机制，就又回到了政府决定谁有公信力的老轨道上去，而其长期结果则是我们在沿着已经显示出苗头的公益行动的公信力危机轨迹滑落下去。一个募款组织在正
11、常运作中遇到了外界社会的“干预”的确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还有很多组织做得很好，他们公正、规范、廉洁、透明地做着救灾募款，他们很希望社会能够知道他们的做法。在他们心目中，自己作为一个从捐款人到帮助灾民的中介分子，公信力就是他们的生命，而社会公众对他们公信力的认知，则是他们生命成活的条件。我们的初衷实际上就可以具体化表述为：将这些做得好的组织向社会展示出来，帮助他们，也帮助社会公众。贵州省修文县扎佐镇和平村社会调查报告凡能通达中国古今之变者，必不轻忽中国农村和农民，也就必然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对于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乃至华夏文明的命运气数有着不和分割的莫大关联。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
12、社会，为华夏文明的诞生、成长、成熟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使之绵延数千年。尽管时时受到或内或外的危机和挑战，却每每在艰难困苦中玉成。古代君王在统御天下之时，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水舟之喻，民为邦本之言，表达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机理。而如此文明在近现代饱受来自海洋的西方文明冲击，西洋人以蛮暴裹胁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将中国传统从器物、制度到思想撕裂成碎片。然而在撕裂之中，谋求中国图存富强者比比皆是。但其中唯一成功者，便是毛泽东。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功，显然与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本身的把握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主要的判断是：中国尽管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但依然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农业社会，中国改天
13、换地的依靠力量于农民。时至今日，中国处于复杂而巨大的转型之中，在这转型之中人数众多、地位卑微的农民何去何从就成为重大的问题。不管是政府不断出台数个中央一号文件以示关切，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示决心，还是“三农”问题成为学术思想界关注的热点之一，无不表明尽管经历历史沧桑，中国的问题似乎还在原地。但毕竟时代改变，古之日作夕归的小民，在今天已经经历现代文明的熏陶成为具有现代经济意识、权利意识的公民。可问题又不是如此简单，中国广阔的区域由于各自特定环境，造就着不同农民意识。在中国某些区域的农民依旧还保留着传统的印记。那么在中国社会现实发生迅速深刻变化的、处于内外多重、彼此交织的复杂动态关系之中，农民
14、、农业和农村在发生着怎么样的变化，又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应该如何引导这样的变化呢？伴随着种种的疑问，上海思博学院赴贵州志愿团学生在德育教研室陈粟老师带领下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访。由于时间、人手等等限制，我们不可能对贵州各个类型的乡村做调查，而是希望于通过对一个村庄的调查帮助同学们了解社会现实、思考社会问题，并有意识地培养起社会责任感和行动能力。之所以选择贵州省修文县扎佐镇和平村，似乎是一种巧合。但细究起来，也不无缘由。贵州省是内陆山区省，山地和丘陵占了省土地总面积的%。因此，很多村庄坐落于山峦之间，交通不便。而和平村却有着比较良好的地理条件：有一条公路穿行于村中，连接着贵阳和遵义。相对于闭塞的村
15、庄，和平村有着和外界较好的联系通道，借此我们可以观察外面世界对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偏僻农村的影响以及它的变化。考察的重点是为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提供一个视角，提供一个缩影。做社会调查，从社会学角度，有种种的章法可循。但往往源于西方，固守成规，流于形式。要知道，今天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三农”问题，尚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加以明晰地观察和透彻地把握。面对日益在发生变化的中国社会，唯一的方式是先“悬置”任何一种理论，而让自己带着惊奇和探寻去接触中国当下，加以观察和思考。而我们进入扎佐村的方式是大学生志愿者服务，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村民对于调查的犹疑。当然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选择采用的调查
16、方式是田野式访谈，选择了和平村新任村长和主管农业的一名村委员。尽管仓促，并受到种种的限制，我们每一位调查者还是希望诚实地面对现实，认真地思考问题，进行一次真正的有效有益的自我教育。以下便是对扎佐镇和平村调查内容：一、扎佐镇和平村基本情况和平村所属修文县地处黔中腹地，为贵阳市北部郊县。总面积平方公里，辖四镇六乡，217个行政村、12个居委会，人口万。修文因五百年前一代哲人王阳明龙场悟道，并创立了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而享誉中外，被誉为王学圣地。而扎佐镇位于贵阳市北，修文县城东南，全镇总面积125平方公里，辖25个行政村、2个居民社区，总人口万人。扎佐镇是全省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全省重点建设的32个小城镇、贵阳市规划20万人口规模的重要卫星城镇。和平村共有580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