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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观东非朱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邮编 100836，邮箱：。2008年11月29-12月12日，我先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Nairobi）参加非洲经济研究会年会，然后赴埃塞俄比亚首都亚德斯亚贝巴(Addis Ababa)参加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理事会会议。会议间隙我还得到了田野观察的机会，所见所闻令人兴趣盎然，新鲜感充溢胸怀，特择出一二，写出来与同行分享。一、 南撒哈拉国家的发展研究据非洲经济研究会的同行介绍，“sub-Saharan Africa”是早先英国殖民者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域的称谓。非洲人至今依然沿用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撒哈拉以北的国家如埃及
2、，属于阿拉伯世界，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接近，而且经贸往来频繁。从上世纪70年代起，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就在这块大陆上出现，例如目前的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东非自由贸易区。这一区域曾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在此，英法两国势力最大，比利时和葡萄牙次之。上世纪60年代，殖民地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不少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独立。然而直到现在，曾经的宗主国留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印记依然鲜明，这些国家与其以往的殖民地还保持着超乎其他双边关系的密切联系。上世纪80年代，南撒哈拉国家依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除了刚果、津巴布韦等少数政局动荡的国家
3、以外，整个区域经济状况逐渐向好。1997-2003年，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马里、莫桑比克和乌干达等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5%（同期整个非洲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尽管如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仍然是当今世界最不发达的地区。每日收入低于1美元的穷人和营养不足的人分别占总人口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而且，四分之一的儿童低于正常体重，三分之一的儿童发育不良。如果要实现联合国首要千年发展目标，将穷人和饥饿人口分别减少一半，该地区的年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7%。可是自20世纪末以来，大约有73%的非洲国家年增长率低于5%。据世界银行预测，如果这一趋势不改变，到2015年, 整
4、个非洲的贫困发生率不可能降至预期的23.7%，而只能减少到42.3%的水平。 数据转引自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 2004, “Ending Hunger in Africa”, (IFPRI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Governance Division Discussion Paper No.9, 缩写本第3页，原文载于网页http:/www.ifpri.org/divs/dsgd/dp/papers/dsgdp09.pdf，2008年12月18日下载)。问题是，近两年接踵而来的全球
5、性能源危机、食品危机和金融危机，使得减少贫穷和消除饥饿的目标距离现实越发遥远。正因为南撒哈拉非洲的社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此地自二战以来一直是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和发展问题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地区。上世纪80年代，这些机构和当地政府及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即该地区的发展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可持续而又良好的经济管理；二是本土经济学家组织起来，以重大政策问题的研究成果支撑这样的管理。鉴于此，1988年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IDRC）提出动议，由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的发展援助机构以及世界银行、当时的欧共体和民间基金会协商资助，成立了非洲经济研究会（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
6、nsortium, 简称AERC）。 参见非洲经济研究会网页：http:/www.aercafrica.org/about/index.asp。 据AERC的培训部主任 Marios Obwona博士介绍，主要资助机构每5年与AERC签订一次资助协议，年出资在10万美元以上的机构可派代表参加理事会，即参与制定AERC的重大决策。目前，AERC的年活动经费在1000万美元以上，由设在内罗毕的秘书处管理。AERC的活动主要以研究和培训为主，每年举办两次年会，每次大约有300多人参加，耗资55万美元左右。结合Marios提供的诸多信息，我把参加AERC活动的体验梳理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AERC是一
7、个高水平的经济学研究和培训网络。南撒哈拉地区的经济虽然欠发达，但经济学教育、培训和研究力量却堪称雄厚，这与1991年我在印度看到的情形极其相似。AERC秘书处的高层管理人员，多为欧美一流大学毕业的博士，具有良好的经济学素养。例如，Marios便是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博士；秘书长William Lyakurwa 和研究部主任Olu Ajakaiye还有在大学经济系任教的经历。由这些人来主持AERC的日常工作，自然有助于保证整个组织的专业取向既紧扣非洲现实，又紧随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趋势。第二，AERC尽可能地将国际一流经济学家纳入非洲学者的“社群”网络。参与AERC活动的经济学人通
8、常在500人左右，涉及南撒哈拉国家的所有大学和研究机构。秘书处还通过课题立项、项目中期评估和结项评价、出版预审、专题讲座和学科前沿培训班等活动，聘请非洲大陆以外的经济学家参加本土科研队伍的能力建设。本次年会第一天的日程，是健康经济学讲座。讲演者和评论人都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例如参与撰写健康经济学手册的Paul Schultz和参与撰写发展经济学手册的John Strauss。每次年会讲座的主题早在一年前就已确定，秘书处通过AERC学者网络联系演讲人。接受邀请的演讲者须提前准备妥当论文和演示幻灯片，AERC除了提供交通和食宿经费外，还对每位演讲者支付5000美元的报酬。秘书处为每个申请研究项目
9、的非洲青年学者都配备一位外聘导师，负责指点申请人的课题设计和项目执行，为此对每位导师每年支付500美元。Marios介绍说，相对于导师付出的劳动，这只是一笔小钱，不过是为了表达感谢之意罢了。这些学者远道而来，并非出自收入动机，而是缘于对非洲研究的浓厚兴趣。几天会议下来，我感到此言不虚。全会讲座无一不精彩，多数评论人像主讲者一样准备了幻灯演示，个个滔滔不绝尽心尽力；分组研讨青年学者项目时，这些全会主讲人、评论人和指导教师一起，逐一评点青年作品，指出改进方向。沉浸其中，自会感到在知识海洋中游泳的愉悦。第三，AERC组织的活动，以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研究为焦点。在本次年会上，美国Yale大学的Paul
10、 Schultz教授利用包括非洲在内的经验研究结果论证，收入变化未必引起健康的变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胎儿和幼儿发育良好，则必将增进其成年后的健康、劳动效率和寿命，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实施胎儿及婴幼儿营养和健康干预项目，可谓经济与社会效益极高的发展政策之一。Brown 大学David N. Weil教授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南撒哈拉非洲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仅为50岁。在死亡人口中，传染病和寄生虫病致死者占43.1%。Weil构建了一个包含健康因素的宏观经济模型，利用非洲数据模拟出多种情境，展示人均预期寿命不同程度的增加，对南撒哈拉地区的劳动力供给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质上，他试图以
11、此来量化疾病预防和疾病控制的经济收益。英国Open大学Maureen Mackintosh教授的演讲，基于她对坦桑尼亚及相邻国家药品市场的经验研究。她认为，与人为压低药品价格的政策相比，营造规制良好的竞争性市场，对于保障低收入人群获得基本药品更为有效。在坦桑尼亚，治疗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药品主要产自印度、肯尼亚和本国。本国药品在农村具有显著的市场竞争力，占乡村药店同类产品的66%。因此，南撒哈拉国家应一方面激励本土制药厂发展生产、参与竞争；另一方面，需要强化批发市场的竞争性。非营利性的非政府健康服务供给机构和药品贸易商的参与，对于规范市场和改善穷人获得基本药品的途径尤其重要。法国CERDI(国际
12、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Martine Audibert的报告主题，是农业集约程度提高对农民健康的影响。依据她在南撒哈拉地区和中国四川的抽样调查，灌溉技术和农药的推广，在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了农民罹患水介质传染病、寄生虫病以及中毒的风险。四川农业和卫生管理部门有效的信息传播工作，提高了农民的防护意识，故而水介质疾病和农药中毒发生率都远远低于非洲。对此差异，世界银行的Shanta Devarajan博士评论说：“机制！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劳动保护机制！”第四，扎实的本土学术研究。年会讲座不但发布了第一流的非洲发展研究成果，而且为南撒哈拉地区的本土青年学者做出了示范。此后的五个专题小组会议，集
13、中讨论青年研究项目。这类项目设计一旦通过，申请人即可获得一万美元的资助。小组会议的主题涉及贫困、收入分配、劳动力市场、宏观经济政策、投资和增长、财政和资源筹集、贸易和地区一体化、政治经济学和社会政策问题，等等。依据主讲人的项目进展阶段，演讲分为四类：新提交的课题设计、修改的课题设计、已立项的研究进展报告和结项报告。主讲人先用半个小时说明研究目的、参考文献、研究步骤、数据来源、分析技术、研究发现（未立项者除外）、政策含义和尚待解决的问题。然后，主评人、导师和其他与会者再用半个小时提问、批评和建议。在浓郁的学术气氛中，我不但通过逐一参加5个小组的讨论获得丰富的非洲信息，而且还由于积极发表评论结识了
14、多位青年学者。此间令我感触颇深的有如下几个情景：其一，资料准备充分。会议报到前，全会和分组会议文章均已分类标号、装订成册，而且连同与会者名单和日程一起刻成光盘，摆放在资料室内。会场外还设有资料桌，提供AERC资助项目的出版物，包括青年项目的系列研究报告。无论是专著还是工作论文或课题报告，都显示出规范而又扎实的“研究套路”。其二，无论大会小会，自始至终都有英法两种语言的同声传译，从而保证针对每篇文章至少有一个小时的充分讨论。其三，包括前述著名经济学家在内的与会者，全都严格遵守会议日程，无一提前回国。这与当今中国学术会议的场景形成鲜明对照：总有一些“明星”如同赶场子一样在不同会议之间跑动，发了言就
15、走人，难得静下心来倾听别人或者认真参与讨论。最后需要强调的是，AERC委托本土资深学者的研究项目，多为直接服务于非洲高层决策的专题。例如，有关贸易政策的研究成果，用于支持南撒哈拉国家参与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的谈判；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帮助相当一部分非盟国家制定减贫战略和争取国际援助项目。如今，AERC“社群”中的学者与政治家之间的政策对话，已成为南撒哈拉国家中的年度重大事件。为了提高研究质量，AERC培训部每年还分学科组织硕士生和博士生课程，聘请国际一流经济学教授讲授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每期课程耗时三个月，由南撒哈拉地区最好的大学轮流主办，对所有来自本地一流大学的经济系学生免费。虽然AERC的教研
16、活动组织有方，学者的论文也很精彩，听来受益匪浅，可是现实状况太沉重了。包括南非和肯尼亚等经济状况良好的国家在内，众多贫困人口依然未能彻底摆脱饥饿、获得安全的饮水、清洁的卫厕、便利的交通、质量可靠的基本健康和基础教育服务。这些都是20年前不少国际会议讨论的焦点问题，20年后依然是尚未解决的问题焦点。对此Marios解释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南撒哈拉国家的社会结构松散、政府行政能力薄弱，以至于再好的战略和政策实行起来也要大打折扣。在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赢得大选的人上台后往往不履行此前宣布的执政承诺；在实行集权政治的地方，政客们轻而易举地就把公共资源变成自家财产，有个国家总统的财富竟然超过全国一年的GDP! 如此看来，“发展”无疑是个长久而又艰难的话题。曾听说发展经济学早已终结，然而实践对现行理论的验证表明，以“发展”为对象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依然任重道远。二、城市、草原、村庄和农户远行非洲之前在互联网上看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人口达250万。抵达之后才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