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史实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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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史实考摘要: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确定梅花为国花之事广为人们关注,然而迄今海峡两岸对于整个事情过程的认识都失之简单粗疏,对关键细节多有误解。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和考证,笔者发现,此事最初由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起,1928年11月底,内政部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决议以梅花为国花,报请国民政府核准。12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交教育部核议,教育部对内政部的主张深表赞同,认为“定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以往多认为此议最初由财政部发起,因筹铸国币而请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示国花,然财政部的申请在1928年底,远在内政部和教育部之后。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财政部的申请批

2、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核办,宣传部审核认为,梅花、菊花和牡丹三种花中可择一种为国花。1929年1月2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采用梅花为各种徽饰”,至于是否定为国花,要提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2月8日,国民政府据此正式通令全国以梅花作为徽饰。其实,早在1928年12月初,内政部和教育部拟定梅花为国花的消息见诸媒体,就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未能就此作出决定,原因是会上意见分歧较大,一时难以统一,与当时桂系所起“湘事”风波无关。整个过程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关键词: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国花;梅花国花是现代民族国家一个重要的象征资源或常见标志

3、,包含着国家自然资源和民族历史传统、文化特性等方面的宝贵信息,备受人们重视。国花大都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出于法定的少之又少,世界大国中只有美国的国花由国会决议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也非没有国花。明清以来尤其是民国初年,人们多称牡丹为国花。1927年南京蒋介石政权建立后,明确推尊梅花为国花,为社会普遍接受和使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一政治遗产为台湾当局所继承,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国际社会“青天白日”“青天白日满地红”等“国家”标志按例受到排斥时,多以梅花图案“作弹性运用”,形成一定的惯例。尤其是“”势力逐渐兴起后,岛内人士对梅花的象征意义和文化蕴含关注渐多,80年代初期曾出现“推广梅花运动

4、”,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以来,国花问题渐受关注,以梅花为国花的呼声一度最高,民国年间梅花为国花一事常为人们谈起,出现了一些相关史实的介绍文章。然而据笔者考察,海峡两岸的相关说法多只以当时党政机构的两三篇公文为依据,对整个过程的全面把握不够,对一些关键细节不乏误解。笔者综合当时政府公文、媒体消息和其他有关史料,广泛参考海峡两岸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和考述,力求全面、准确地再现整个过程一、国民政府拟选国花前的民间舆情现代意义上的国花评议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开始的,最初人们多主张牡丹,也有因北洋政府设授嘉禾章,而认为“嘉禾”水稻是国花者。牡丹自古与君主威权、荣华富贵联系较多,自

5、“五四”运动以来,受“反封建”思潮的影响,赞成者渐少,而梅、兰、菊等精神寓意鲜明之花渐受推重。1926-1927年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1928年底“东北易帜”,全国形式上基本统一,从此进入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代。随着国家政权机构建设的全面展开,作为国家标志的国旗、国徽和国花的讨论逐步摆到了议事日程。民间有关国花的讨论又一次兴起,1927年10月“双十”国庆节前,申报自由谈发表张菊屏规定国徽国花议,提出:“惟国徽、国花,虽勿逮国旗需要之繁,其代表国家之趣旨,要亦相若。每逢庆祝宴会之际,与国旗并供中央,自陈璀灿辉皇之朝气,亦盛大典礼必具之要件也,似不宜任其长付缺如

6、。”该文认为牡丹浮艳,不足为国花,而梅、兰、荷“类皆恬退独善之旨,处今竞争剧烈、强食弱肉之世,而犹以恬淡相崇尚,在私人尚觉非宜,其可以是方国家乎”,因而主张“升菊为国花”,理由是:“坚劲傲霜,正符国人沉毅耐劳之美德;而菊号黄花,可喻吾黄裔;花于双十节,适应国庆之期,可备礼堂供养;而清季革命诸役,实以广州省城一举为最烈今诸烈士合葬于黄花岗,恰与国花同名,亦足慰英灵于地下。”同时,也有人提出异议,主要顾虑菊花是日本国花,“我国亦以菊为国花,岂不互相冲突”。随着国民革命纪念节庆系统的逐步形成,人们更多地将国花与国庆等国家仪式相联系,菊花花期适值“双十”国庆节前后,从二十年代中期国民革命运动兴起以来,

7、菊为国花的呼声越来越高,梅、兰、荷等传统名花虽间也有人主张,但远不足比。这是国民政府正式拟议国花前的舆论背景二、以梅花为国花最先由内政部拟议发起以梅花为国花,由国民政府内政部礼制服章审订委员会第18次会议首先提出,时间在1928年lO月26日。该委员会属于内政部发起成立的一个议事机构,由军委会、外交部、大学院(教育部)、工商部、司法部等单位派员参加,内政部长薛笃弼任主席,主要职能是审定各类制服式样、军政徽章图案乃至公私各类礼仪程式。该会10月16日第17次会议曾决定向社会征求国徽图案,并明确了截止期限和酬金数额,而拟定国花之选应即自认属于同类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该会由薛笃弼倡议成立,薛属冯玉祥系

8、的核心人物,进入10月以来,一再向行政院请辞内政部长,已经中央政治会议批准,并改任卫生部长,当时处于等候交接状态。也许预料其主导的礼制服章会将“人走茶凉”,难以维持,第18次会议就成了该会的“闭会式”,正是这次会议决议拟梅花为国花。11月1日,内政部长薛笃弼正式离任,当日以其名义呈文行政院:“国花所以代表民族精神、国家文化,关系至为重要,如英之蔷薇、法之月季、日之樱花,皆为世界所艳称。吾国现当革命完成,训政开始,新邦肇造,不可不厘定国花,以资表率。兹经职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拟定梅花为国花,其形式取五朵连枝,用象五族共和、五权并重之意。且梅花凌冬耐寒,冠冕群芳,其坚贞刚洁之概,颇足为国民独立、自

9、由精神之矜式,定为国花,似较相宜。”请求行政院“核转国民政府鉴核施行”。三、教育部奉命核议,认为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1928年11月6日,行政院第二次会议议及此事,决定发交教育部会核。11月28日,教育部审议认为“定梅花为国花,备极妥善”,对内政部的意见极表支持,只是因梅花五瓣,可以象征五权,建议将五朵连枝改为三朵,用以“取喻三民主义”。事后教育部社会教育处处长陈剑俪对于定梅花为国花之我见一文介绍了教育部的审议情况,此文发表于1928年12月5日的上海国民日报,稍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公文中特别提及,而今论者多未引示,全文并不长,现抄录如下,个别误排处径予订正,并重新标点对于定梅花为国花之我见陈剑

10、倚现在世界文明各国,都取一种花以为国花,如美国以蔷薇,日本以樱花为国花,凡有什么盛典或纪念,没有不拿她那种特别标识出来,表示其国民性之特点。来内政部发起的礼制服章委员会提议定梅花为国花,以国民政府发交教育部核议,教育部的部长、次长先生又发给我们研究,叫我们有什么意见尽可提出供参考。我于是乎审议了几次,结果以为,以梅花为国花,是异常妥善的。理由不消说是很多,举其大者:(甲)梅之苍老,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之古老性。冰肌、玉骨,铁干、虬枝,所以形容梅之苍老者。我中华立国四千余年,民族的存在,更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史上,我国可算是个老大哥国家。这样的远古,大概只有梅的老态,够得上代表的(乙)梅之鲜明,足以

11、代表中国随时代而进化的文明及其进程中政治的清明。梅花的美,自古已经有多少人形容过了,清香曲态,蝉叶蝇苞,黄金的萼,碧玉的枝,这是多么的美,恐怕非屈原再世,不能描模尽致罢。自古及今,我中华民族的生活,由草昧而游牧,由游牧而农业,由农业而工业商业。我中华的政治,由混沌而酋长,由酋长而君王,由君王而民主,都是因时代而孕生的新的进化、新的文明。这样的新,惟有梅花的鲜,足是应期而代表一切。中国的政治,在历史上,不管任何政体,任何国体,总有一个时期曾一度一度的表现清明,也惟有梅花的明媚,可以拿来代表。是故黄帝缔造之功,有周一代之治,汉唐之阐明人事,世之借镜欧西,匪特使我中华民族,举世清明,益见广大,我中华

12、民族胥于是赖,而代表这种清明精神者,其惟梅罢?还有春为岁首,梅花则动香于破腊,开丽于初春。际兹革命初期,庄严灿烂,亦必有俟于梅,方能代表一切(丙)梅之耐寒,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之坚苦卓绝性。梅,本是岁寒三友之一,是以她开花的时候,正是百花凋谢之日,或霜而破雪,或却月而凌风。谁能当此?谁能于此艰难困苦的状态中,挣扎生存?取譬我中华民族,恰好相当。所以黄帝的时候,我们先与苗族争个你死我活。周秦以后,北有匈奴,西有氐羌,而我仍能维持我的黄河流域文化。五胡乱华,毕竟有隋来统一中土。元、清两代,汉族统治权虽失去三百余年,而游牧者与白山黑水间之民,反乃同化于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切生活。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侵

13、凌,而我整个的中华大族,始终未尝失却东方的一等地位,是非赋有坚苦卓绝的精神而何?而这样的精神,试问除以梅花比拟而外,有谁可以拿来做个配头?根据以上三个理由,于是有前项审议的结果。将谓不足,请再以梅花赋节录在下边,作为审议报告的结论:素英剪玉,轻蕊捶金,绛蜡为萼,紫檀为心。凌霜霰于残腊,带烟雨于疏林。漏江南之春信,折赠远于知音。含芳雪径,擢秀烟村,亚竹篱而绚彩,映柴扉而断魂。丰肌莹白,耿寒月而飘香。傅说资之以和羹,曹公望之以止渴文中所持中华民族的概念有些大汉族主义的色彩,带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最后缀录宋人李纲梅花赋的语句,采摘也不够精当,这是此文瑕疵。该文明确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教育部的审议意见主要

14、采用了陈剑俪的研究结果,包括“备极妥善”之类措辞都出于陈氏之言。陈氏主管的社会教育司,当是教育部中与社会各界联系最多的一个部门,后来媒体对两部有关消息的报道,多与陈氏此文措辞雷同,很有可能出于该司的发布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奉命审查国花案的文件介绍,此后教育部“委托艺术院绘定制服帽徽图样,于徽内分绘折枝全开梅花三朵(引者按:教育部改拟图案)及五朵者(引者按:内政部原议图样)各一式,以备呈送行政院选择”。可能是这个技术环节耽搁了一些时间,教育部的审议结果最终拖到1929年1月才上报行政院。教育部回复行政院秘书处的公文见于教育公报1929年第1卷第2期,所署时间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1月14日,离

15、该部11月底的审议结论已过去一个半月了四、内政部、教育部拟定梅花,两部首长或起关键作用在内政、教育两部的国花创议中,两部首长尤其是担任大学院(教育部的前身)院长的蔡元培可能起过潜在而重要的作用。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任教育部的前身大学院院长。据画家郑曼青回忆,1928年“岁首余访蔡公孑民(引者按:蔡元培字孑民)孑公亦赞道此花(引者按:指梅花)不已,夏间欣闻孑公举以为国花”。可见早在1928年夏间,蔡元培就已向有关方面提议以梅花为国花。礼制服章审定委员会成立于该年6月,蔡元培的建议或即向该会提出,以蔡元培的社会地位,其实际影响不难想见。蔡元培的继任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浙江余姚人。内政部长薛笃弼是

16、当时著名的勤政廉明之士,在任“颇知注意于精神建设”,与蔡元培公事交往也密切。由这三位掌权,内政、教育两部的意见也就很容易达成一致,这是拟议梅花为国花整个过程中最为简洁高效的一段五、社会舆论对两部意见的迅速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教育部的呈复明显耽搁了,但由内政部发起、教育部议定的消息却被媒体及时捕捉到,迅速见诸报端。蜀镜画报以梅花将为国花为题报道:“南京专员(引者按:11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时电:内政部前呈行政院,请以梅花为国花,由行政院二次会议决交教育部审议。昨经教育部审议结果,以梅花为国花,异常妥善,并说明理由有三(引者按:以下即录陈文所说三点理由)。”“教育部根据以上理由,拟具意见书,呈复行政院,提出国务会议核定。”革命华侨杂志11月国内大事纪要、申报1928年12月1日中国取梅花为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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