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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发展战略和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效率的关系内容提要：本文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与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不是把公平与效率两者对立起来，而是从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入手，以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对长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同时给出内生的解释。本文认为，公平和效率两者都内生决定于一个国家（地区）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本文的结论是，对任何国家只要走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发展道路，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度超越于当前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其企业必然没有自生能力，为扶持这些企业所推行的各种扭曲性的保护政策必然恶化其公平和效率问题；只有走符合比较优势的
2、发展道路，企业才具有自生能力，从而才能够得兼效率和公平。关键词： 经济发展战略、自生能力、经济绩效、公平 一、引言：一些基本的事实和理论综述既能够快速地发展经济，又能够使人民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放眼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的国家为数寥寥。下面的图1反映的是世界105 个国家和地区1999年的人均GNP水平 和收入分配状况。从该图可见，以GINI系数 等于0.40 和1999年的人均GNP等于15000美元为分界线，世界各国（地区）的人均GNP和收入分配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i)高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ii)低收入和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的国家
3、；(iii) 低收入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以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地区）属于后两者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平和效率的两难，更多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地区）所面临的问题。 资料来源：根据（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2001）资料整理而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也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由来已久。Gills等（Gills, Perkins, Roemer和Snodgrass 1987， Ch.
4、4）对于经济思想史上影响广泛的几个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平等问题的理论，进行了非常好的评述。我们这里不拟赘述，而仅仅围绕我们的分析主题，评述当代的几个重要的理论观点。标准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认为，公平和效率不可同时得兼，必须以两个步骤分别解决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表明，在充分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各种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率，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由此得到的关于收入分配的推论则是，任何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分配格局，都是帕累托最优的；而第二定理表明，市场竞争的某个具体的帕雷托最优的结果，未必在规范的意义上就是最合意的；而合意的福利分配 格局，必须通过人际之间的禀赋转移才能够达到 (Var
5、ian 1992)。而有的学者则走得更远，如Feldstein（1998）认为，“收入不平等不是一个值得矫正的问题。把衡量不平等程度的GINI系数的上升理解为一桩坏事的通常观念，违背了帕雷托原则。这种观念事实上无异于使用了一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函数中，高收入者的收入增加被赋予了负的权数。分配问题的真正所在不是不平等而是贫困。”（Feldstein 1998，pp.1）。在我们看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定理只说明了静态方面的、经济没有受到任何人为扭曲时的情形。新古典经济学暗含的两个条件是：（1）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2）企业自主地在市场引导之下，选择进入具有预期获利能力的产业，采纳
6、具有预期获利能力的技术结构的条件。由于这两个条件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根本不成立，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平和效率方面的推论对于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没有多少助益。如果说新古典思想主要分析发达国家的情形的话，其完全竞争的条件在发展中国家不成立。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理论分别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获得者提出：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规律的假说。前者更侧重于理论分析，后者更侧重经验研究。刘易斯（Lewis 1954）提出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的发展理论认为，在整个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以以不变的工资水平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
7、。这个理论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方面的推论是，随着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将会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升，因为现代部门的利润只归少数资本家掌握。只有在二元结构消失之后，工资水平的上升才是可能的。但是，刘易斯的理论框架隐含了两个条件。其一，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所以工资率长期处于在仅仅能够维持劳动力生存的低水平上；其二，现代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始终采用同样的技术结构。舒尔茨（Schultz 1964，中译本）对于刘易斯在其理论中持有的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中资源配置是完全有效率的，重新配置农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不会使得产量有显著的增加。换言之，不能认为农业
8、中存在大量的劳动力过剩。舒尔茨援引了大量的经验例证来支持他的理论判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1918-1919年印度流行性感冒导致的农业减产。舒尔茨进一步认为，低收入国家的农民之所以贫困，往往是由于国家的政策错误，而不应该归因于天灾、农民的本性或者其他的原因。从舒尔茨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如果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市场机制都能够有效运转，那么，在没有人为扭曲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的不断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和农民的收入就会不断增长，而且，由整经济体系中的要素相对价格所决定的所谓“现代部门”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就未必是刘易斯所理解的那样。事实上，在拉尼斯和费景汉 (Ranis
9、and Fei 1961)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中就指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这种要素禀赋结构下，应该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经验研究方面的奠基性工作是库兹涅茨的研究。他在分析两个发达国家和三个发展中国家的资料时发现，各个经济体中最富有的20%的人占有的收入份额与最贫穷的60%的人的收入份额之比，在发展中国家都大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还进一步归纳出倒U型假说(Kuznets 1955)。Paukert(1973)对56个国家的经验实证工作得到了表1所示的结果，其结论支持了库兹涅茨的假说：表1: Paukert 的经验工作收入等级（1965年的美元计算）平均的
10、GINI系数GINI系数的范围低于1000.4190.33-0.51101-2000.4680.26-0.50201-3000.4990.36-0.62301-5000.4940.30-0.64501-10000.4380.38-0.581001-20000.4010.30-0.502001及以上0.3650.34-0.39资料来源：Paukert（1973）Chenery和Syrquin(1975)关于1950-1970年代许多国家发展型式的研究、Ahluwalia(1976)关于收入分配和贫困的经验实证研究工作 ，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但是对于新近经验的研究表明，库兹涅茨理论假说的一般性意义
11、值得推敲。Fei、Ranis和Kuo(1979)对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实证工作发现，台湾在经济发展起飞阶段的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不仅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而且GINI系数也由1950年代的0.53下降到1970年代的0.33。Fields和Jakubson(1994)就库兹涅茨倒U曲线而对35个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工作也认为，如果能够得到什么一般意义的结论的话，那这个结论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少在20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不平等程度是下降的。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缺乏经验支持。也有文献（Ray 1998，pp.23）这样来描述倒U曲线：以人均收入水平为横轴，以两组特定收入水平的人群（比如最穷的4
12、0%的人群和最富有的20%的人群）占有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为纵轴，描出两组人群收入水平和收入比例的散点图，以及两组散点的趋势线。如果高收入人群的趋势线是向下开口的倒U线，低收入人群的趋势线是向上开口的U型曲线，那么就可得到支持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的结论。我们认为，衡量收入分配的最好的指标是GINI系数 ，因为该系数度量了经济体当中的所有调查样本中的所有人际之间的收入差距。图2是我们根据收集到的Penn World Table 5.6（Summers和Hanston 1991）中按照1985年美元度量的从1970年到1992年期间有关国家的人均收入，以及Deininger和 Squire (19
13、96)中对应年份的GINI系数画出的。如果库兹涅茨归纳的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的假说成立的话，那么，在图2中，各散点之间的趋势线应该大致表现为一个向下开口的二次曲线 。但是我们以二次曲线拟合图中的散点所得到的实际的情形，显然难以支持该假说。从图中拟合的二次曲线的趋势来看，我们宁可认为人均收入和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之间，是一种正向的关系，即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于公平。这个判断也基本吻合于图1中的截面数据反映出来的大致规律 。资料来源： 1970-1992年的人均收入数据来自Penn World Table 5.6；对应年份的GINI系数来自Deininge
14、r和 Squire (1996)。这里的GINI系数仅仅包括Deininger和 Squire (1996)根据他们的标准筛选出来的数据质量较好（“Accept”）的那些数据。Deininger和Squire(1998)利用他们收集整理的一个收入分配Panel数据集（Deininger，Squire 1996），对倒U型假说进行了严格的实证分析，其结果也表明，经验证据对该假说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支持。近来发展经济学的一些文献比较关注公平和效率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比如，有的文献（Ray 1998，pp211-217）分析了收入分配状况对于储蓄和增长的影响，以及收入水平和储蓄对于收入分配状况变化的影响
15、。该作者的主要逻辑依据是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消费心理和消费目标差异。但是我们认为其若干理论推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就收入分配状况对于储蓄和增长的效应而言，由于各个不同收入水平人群的边际储蓄倾向不同 ，所以不同的收入分配状况，就意味着国民经济的总储蓄率的不同水平。这个逻辑推论进一步的含义是，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外生的储蓄率假定（Solow 1956）就要修改，从而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构会有不同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但是照此逻辑推断出来的必然的政策含义是，通过调节收入分配状况，就可以提高人均收入、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的推论显然没有说服力。这是该作者本人也承认的。对于该作者分析的收入水平和储蓄对于收入分配状况变化的效应，也缺乏事实支持。按照该作者的推论，如果初始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那么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收入不平等会恶化。但是正如上面述及的台湾经验表明的那样，GINI系数可以由发展早期的0.53，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降低到0.33的水平，并伴随着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考察这些关于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我们的确应该承认既有理论研究看到了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中的许多侧面，但是并没有一个普适的（Robust）理论框架令人满意地阐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和效率问题。而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大多仅从经验上来描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