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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论文 摘要：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关键词：北宋西夏战事诗诗史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这是宋代史学发达文人史学意识强烈的最好说明记录百余年宋夏战争状况的宋夏战
2、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下的产物宋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代其以文治国的政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灿烂的思想文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宋廷基本上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之中面对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北宋文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们不仅走上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歌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共创作了近干余首与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纪实性同时又不乏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和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史”性质鉴于前人对“诗史”内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简要辨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
3、质 一、“诗史”观辨正 从记述史实、考见得失、褒善贬恶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的“诗史”观念当肇始于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鲁史为主线记述了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具有以文传史的性质此后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逐渐渗透到诗歌创作领域中诗、史互证的观念也开始得到加强 到了唐代“诗史”概念被明确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诗中云：“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J(孟綮认为杜甫诗歌地记录了安史之乱期间的社会现状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因之称其为“诗史”自此之后“诗史”遂成为杜诗特质的经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孱弱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对宋代边境及朝廷进行武力威胁这使得宋朝的
4、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激发和鼓舞世人的爱国思想及忧患意识北宋文人开始进一步彰显杜甫以诗记史的创作观念“诗史说也随之在宋代被进一步彰显与完善如北宋诗论家黄彻在其蛩溪诗话卷1中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宽夫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4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以上诸家提到的“史笔森严”、“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概念都是对杜诗以诗传史性质的确认黄庭坚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来概括杜诗“诗史”的内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诗话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
5、切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其立足于杜诗以史笔陈时事抒发忠义之情来揭示其“诗史”内涵而对杜诗“句律精切”的强调又迎合了宋人作诗的理念由此赋予杜诗“诗史”观以全新的内涵然而这一时代观念的融入在某种程度上又冲淡了“忠义”之情的抒发因此明清时期的理论批评家在赋予“诗史”说以时代特征的同时对宋人的“诗史”观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在杨慎看来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诗歌的纪实性而忽视了其所包涵的内在情韵他认为“诗史”说的要义不仅是铺陈时事同时还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韵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
6、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语意在指出杜诗一味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所见所感而忽视自我内心的个性化情感这明显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此后李贽提出“童心”说公安派倡导“性灵”说这都是对诗歌应张扬个性、舒张情感的强调受其影响明代的诗文理论家亦以“情本论”来评价杜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与史通”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钱谦益在推举杜诗纪实性与爱国思想的同时亦赋予其以“心”传“史”的内涵二者所谓之“传心”实际上就是抒发特定时境下的内心情感目的均是为了明晰诗与史的界限从而将“以诗传史”的传统“诗史”内涵向诗歌的抒情本质回归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诗史”观因之受到空前挑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
7、与文化背景下“诗史”观始终都被敷染着一层主观色彩从而造成了内涵上的不确定性那么究竟以何标准去看待“诗史”观念呢?在笔者看来欲解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对“诗史”内涵的最早说明盂柴在定义“诗史”观念时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被当时号为“诗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禄山之难”而且将社会动荡流离之现实“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这其中的“毕陈于诗”、“殆无遗事”都是针对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以“隐”来加强“毕陈于诗”与“殆无遗事”之间的联系实则是对“诗史”隐时世而显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强调因而“推见至隐”正是针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观情感体验去反映现实、感悟世事而不
8、仅仅是记述史实以此来凸显以诗传史的特殊性正如现代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通过古人的评述与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见记述历史史实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双重结合才是“诗史”的核心内容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诗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内涵不尽相同这也就是后世在论及“诗史”内涵时总是会敷染上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对“诗史”观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见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某一时期
9、重大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创作主体还应以时代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作出情感评价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使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 从此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是最早享有“诗史”盛誉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
10、战争情况的宋夏战事诗是对历史史实的记述不仅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补史的意义同时亦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从而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 二、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匈奴与秦汉之间突厥与唐之问契丹、女真、党项与宋之间蒙古与宋、明之间都发生过这样的战争然而不论是就历时时间、空间跨度还是战争规模而言北宋与西夏之间历时百余年的民族战争无疑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采取以文官治国的政治策略北宋的许多文人都亲历了这场战争并用诗、文
11、、词等不同艺术方式将战争情况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宋夏战事文学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透显出浓厚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从“诗史”观韵一般内涵出发笔者认为宋夏之战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发于危难记录史实 诗歌具有传史的功能但必须是记录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诗史”为数近千首的宋夏战事诗虽然并不是出自一人之笔视角亦各有不同但诗人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用艺术化的方式真切记录了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状况比如张定千的诗一首这是最早涉及描写宋夏关系的作品其中“只怕河湟陷夷狄”已经显现出对西夏入侵北宋的担忧；苏舜钦在庆州败中以“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
12、”一句进一步点明西夏攻宋是一种不义行为并导致“羞辱中国堪伤悲”的结果这代表着宋初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此外苏舜钦的庆州败、梅尧臣的故原战、刘颁的闻西戎乞降等作品均对战争发展情况进行了连续性描写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宋夏战争的进展脉络从而与历史的发展线索相映衬具有以诗记史的意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既有对严酷战争场面的实录如“战死动万计募人填卒伍”、“肌肤存空骨性命半鬼篆”、“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等；又有对士人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切展露如“草檄朝慵腕劳脱论兵夜苦舌疮痍”、“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等这些内容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北
13、征等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如出一辙共同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如果说杜甫因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从而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并因此被誉为“诗史”的话那么宋夏战事诗的作者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被战争所困扰的时代他们也同样将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当中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层次、多样化地去展现战争生活的各个侧面最终由个人化的局部的描写汇合成集体性的全面展现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以说与宋夏战争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宋夏战事诗中都有所反映不论是亲历战争现场、记录实战情况还是根据耳闻抒发对战争的
14、感受都体现出了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有史有情忠愤沉郁 尽管以诗记史、以诗传史是“诗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抒发情感的审美本质宋初诗人杨亿在其读史白体一诗中云：“史笔是非空白许世情真伪复谁知”其强调诗歌创作要展现“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写实这实际上是对诗家有史而无情之创作倾向的批判此后的韩宗愈亦以“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来定义杜诗“诗史”的情感特征由此可见宋人将“诗史”作品的纪史与言情功能视为同等重要受此影响宋夏战事诗同样是以记述客观史实为依托以此展现北宋士人在国家遭受战祸时期的心理感受蕴涵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这一主观情感则
15、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即如黄庭坚所谓的“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此处的“忠义”实则是宋人报国热情与必胜信念的深切体现不论是杨亿“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郑工部陕西随军转运)的威武势气还是梅尧臣“勇脱区区簿书内壮心应欲请长缨”(送李泾州审言)的慷慨情怀无不是宋人“忠义”之精神的深刻体现其深远的济世之志与浓郁的爱国热情均包涵于其中 有“忠”必有“愤”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过程中的必然心理过程在强大的王统和道统面前士人们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因而当面对国家危亡而又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时由“忠”而“愤”的情感便会油然产生由于军事力量的孱弱北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连连挫败面对朝廷用人不济、赏罚
16、不明而造成的战败局面文人们对此痛心疾首并通过诗歌将满心的忠愤之情展现出来如陶弼的兵器一诗就以“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悲”来揭示朝廷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而举手无措的难堪境遇此外诸如“中原太平日已久刃顿兵闲空细柳”、“西边用兵地黯惨无人耕”、“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等对边地战事惨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郁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是“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的炙热之情另一方面则是“谋夫愤愤壮士忧屡献忠言曾苦口”的难言隐衷当忧国之情与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时北宋文人也难免产生“只期名随扁舟去掉臂江湖掷锦袍”的退避心态以及“倚锄西北望涕泪沾空襟”的无奈喟叹由此可见宋夏战事诗在以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