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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旉农书与齐民要术农学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最新最全的 学术论文 期刊文献 年终总结 年终报告 工作总结 个人总结 述职报告 实习报告 单位总结 演讲稿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旉农书与齐民要术农学中国的传统技术体系，或称传统农法1，包括两大系统：以旱地为中心的北方农法和以水田为中心的南方农法。两者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在南方农业中，江南农业长期以来处于先进的地位，是最有代表性的。江南农业唐宋以来形成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而第一个对它进行系统的是陈旉农书。因此，要研究以水田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农法，尤其是研究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应从陈旉农
2、书开始。对于陈旉农书，前人已多所研究2，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旉农书农学思想“三才”理论，与齐民要术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到陈旉农书比前代农书有所前进的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江南农法的某些特点。 “盗天地之时利”命题的提出 “三才”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农业实践的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3。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不能不接触“三才”理论。贾思勰和陈旉农学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论。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齐民要术耕田第一）在齐民要术中，这一精神贯彻到农业生产技术的
3、所有环节中，集中表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4。陈旉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无不遂矣。”“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时之宜篇）具体到育秧，“欲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皆得，又从而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则尽善矣”（善其根苗篇）“时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这正是“三才”理论在育秧上的运用。 陈旉在“三才”理论表述上除对前人的继承外，也有所创新，集中表现在“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天时之宜篇”）这一命题的提出。“盗天地之时利”一语源出列子天瑞篇
4、：“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陈旉自号“全真子”，是的信徒，接受属于道家的列子的有关理念不足为奇；但不应把它简单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或对前人论述的蹈袭，因为陈旉把它作为自己农学理论的纲领。石声汉甚至称陈旉农书为“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因此，我们应该从陈旉农书所载的农学和农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义。 “盗天地之时利”这一命题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顺天时，量地利”显然更为积极主动，反映出一种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
5、所赋予的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的要求。二是以前农书一般分言“天时”、“地利”，陈旉却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天地之时利”，这是由于他认识到天时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陈旉农书全书突出一个“宜”字，“天地之时利”或称“天地之时宜”，也就是“天地时利之宜”。这个“宜”，反映了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规律的这一根本要求。“宜”与“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获其“利”这是一种符合辩证法的认识。 关于自然规律，齐民要术借用淮南子“势”的概念，揭示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5。陈旉农书对自然规律的某些根本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然规律的一个特点是能够重复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陈旉称之为
6、“常”和“必”，而把与之相对的偶然性称之为“幸”；他认为，农业上遵循的法则应该建立在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求取其“必效”，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侥幸成功之上。他主张：“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财力之宜篇）又说：“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蚕桑叙）6 陈旉农书卷上属于总论性质，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专题划分的，称为“十二宜”。这“十二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要讲天时及其利用的，2篇（“天时之宜篇第四”、“六种之宜篇第五”）；第二类是主要讲土地利用
7、及耕作培肥的，4篇（“地势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粪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第三类是主要讲经营的，6篇（“财力之宜篇第一”、“居处之宜篇第六”、“节用之宜第篇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虑之宜篇第十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三才”理论的天地人相对应的。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一些考察。 “天时”及其利用 关于天时，陈旉指出了“时”和“气”可能发生的矛盾，强调不能刻板地按照既定的时令安排农事，而要根据实际的气候变化灵活加以掌握。书中说： 四时八节之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五运六气所主，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
8、发生，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 在这里，“时”指时令，即所谓“四时八节”，“气”指气候的实际变化。陈旉不但对“时”和“气”做出这样的区分，不但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与时令、气候的关系做出“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这样的新概括，而且指出它们之间可能发生不完全符合的情况；这在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大概是第一人。“时”在甲骨文中从“日”从“之”（甲骨文的“之”字从“止”在“一”上，“止”为足形，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阳的视运动。太阳的视运动引起了气候的季节变化。后来人们把“时”视为“气”（指气候，或各种气象因素的集合）运行所呈现的秩序
9、，这在当时是人们认识的一个极大的进步。按照气候变化的这种时序性制定的历法和节气，即指时系统，人们也称之为“时”。在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后一种意义上的“时”的体系（指时系统）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中心的，它形成于战国秦汉之际（同时还总结了与之配套的七十二候），汉代的历法改革又使月份和节气协调起来，使得这个指时系统更为完善7。齐民要术就是依据这一指时系统来安排农业生产的；由于月份已经和节气协调起来，有时只需按月安排生产就可以了。这种“时”的体系是根据气候的季节变化的一般规律而制定的，但它一旦形成，就相对固定起来，而实际气候则因时因地而变化多端的，甚至会出现偏离常轨的情况。但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强调的是“时
10、”和“气”一致的一面，以致把“时”和“气”联结成一个常用的词8。一直到了陈旉才明确地指出了它们可能出现的矛盾的一面。 为什么人们的认识会发生这样的发展和变化，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地区性的因素。作为我国传统指时体系核心部分的二十四节气，反映了日地关系的变化规律，带有普遍性，但它毕竟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其具体内容打上黄河流域气候变化规律的烙印。中唐以后全国重心逐步转移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原来的以二十四节气为坐标基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的具体农事安排，已不能刻板地搬用到江南地区。二是时代性的因素。中国气候在宋代进入一个变化较多的时期。根据气候史专家张丕远等人的研究，五代至宋中国气候总的说来比现代
11、温暖，但常常出现寒冷的气候，也就是说气候很不稳定，是典型的气候“混沌”期；到12301260年间发生了突变，陈旉农书与“三才”理论陈旉农书与齐民要术农学http:/m.biyelunwen./fanwen/qita/391848.html中国气候从此进入了一个气温较低、降水较少的时期。陈旉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气候多变的“混沌”时期，处于气候突变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气候微小的变化都会对生产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用刻板的态度对待既定的时令而不知变通显然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灵活地对待时令。指出这一点是非常
12、重要的，因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从气候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农业，把“时宜”落到实处。至于具体应如何灵活掌握时令，陈旉没有详细的论述，只是引用尚书尧典指出，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验之”。所谓“验之物理”指以物候指时。即以物候校正时令中的农事安排。在没有温度计、湿度计的古代，物候确实更能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农时；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它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辅助指时手段。 如何利用“时宜”呢？最值得注意的是“六种之宜篇”的一段论述：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
13、！（六种之宜篇） 在这里，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上文已经指出，在陈旉农书中“宜”与“利”是相通的，因此，所谓“知时宜”，可以理解为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光热资源）。陈旉农书给出的办法是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换句话说，种植制度的要义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而“天地之时利”的充分发挥，又是以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的。 “相继以生成”，无疑是指复种10；“相资以利用”则既包含复种，
14、也包含间作11。农陈旉书“耕耨之宜篇”说： 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 这是包括稻麦复种在内的复种制度，其作用不但可以“省来岁功役”和以其收成“助岁计”，而且由于经过“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改变水田长期渍水的状态，具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功效这既是“相继以生成”，又是“相资以利用”。陈旉农书“种桑之法篇”云： 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因粪苎桑亦获肥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 这是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而达到两“不相妨，而利倍差”的功效。这
15、也是“相资以利用”的一例。 据此，可以说，“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是种植制度中复种和间作经验的一种理论概括。间作是秦汉以来已经有的种植方式，以稻麦复种为中心的大田复种则主要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经验。这种经验和理论概括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吕氏春秋、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没有谈大田复种问题，唯有陈旉农书谈了这个问题，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论。这是耕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见在陈旉农书中，充分利用“天时”和充分利用“地利”是一致的，互为条件的，并与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种植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天时”（气候资源），又充分利用了“地利”（土地资源），真可谓“盗天地之时利”了。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陈旉总是合起来讲“天地之时利”。“土宜论”与土地利用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对土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土壤学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12。陈旉农书继承了这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的理论而有所发展。 关于“土宜论”，陈旉农书的新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上面提到的，为了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陈旉总结了间作和复种的老经验和新经验，提出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里，尽量不让耕地闲置，要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其二是提出了一个地区各类土地的全面利用规划。下面，我们着重谈谈第二点。 “地宜”或“土宜”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