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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燕：半为当年赋洛神（下） 五 曹叡在位时，曾有杜恕上疏指出“今之学者师韩、商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魏书杜恕传)。崇尚法术、轻忽儒家思想造成的不良风气，大体可以用后来裴的话来概括，即“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职”(崇有论)，就是礼崩乐坏、长幼贵贱失序。而这一风气的形成，在历史上，往往又被追溯到从曹操开始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他在建安后期不吝提拔“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的诏令，虽然体现出他求贤若渴的心情，但夹在极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晋两个朝代之间，不免给人留下很深的他不尊礼法的印象。 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他对于薄葬以及丧仪从简的
2、要求，与因为重孝道而鼓励厚葬且丧仪隆重的习惯，恰好是对立的。所以，曹丕在父丧期间仍不停止游猎，当时便招致鲍勋的不满，质问他：五帝三王皆“以孝治天下”，你又“如何在谅闇之中，修驰骋之事乎”(魏书鲍勋传)!而曹丕于此时“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歌舞宴会，同时又接纳汉献帝两个女儿，在东晋孙盛看来，更是有悖于天理、人情，是“天心丧矣，将何以终”!再后来曹丕死，赶上大夏天落葬，大臣们“以暑热固谏”，曹叡也就没去送葬，这同他父亲相比，又好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遭到孙盛“魏氏之德，仍世不基”的批评，那些“固谏”的大臣，也被他骂成是“弃君于恶”。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曹魏时代对于孝道就完全漠视? 熟悉三
3、国志的人都知道曹操的这样几个故事：一是张邈背叛他，将他手下毕谌的母弟妻子都劫了去，他便对毕谌说：“卿老母在彼，可去。”以后毕谌回来，他不计前嫌，又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武帝纪)二是他抓住陈宫，问他为吕布策划时，为何不曾想自己还有“老母及女”，陈宫回答：“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宫也。”他于是“召养其母终其生，嫁其女”(魏书吕布传)。三是曹休十岁丧父，“携将老母，渡江至吴”，后北归，曹操即表扬他：“此吾家千里驹也。”(魏书曹休传)曹休后来“丧母至孝”，据说曹丕夺其丧服，给其酒肉，但也更爱重他。这些都是被人反复说道的例子，表明曹操
4、是知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论语学而)的道理的。 曹操杀孔融是更有名的一例。魏书崔琰传写“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意思曹操杀孔融，是因为他倚老卖老、出言不恭，偏偏他的言谈举止影响又太大。孔融不敬的言论很多，据说最后被曹操当成把柄的，主要是祢衡替他到处散布的一个理论，讲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好比物品寄存在罐子里，没有什么亲不亲的，而当天下饥荒时，如果父亲不好，也可以把食物让给别人。曹操认为，这些言论超出了天道、人伦的底线。过去被胡适称作“四川省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反对传统的礼法制度，批判作为儒家阶级制度和家族制度基础的孝的思想，就引过孔
5、融的这一主张(说孝)。鲁迅也举过这个例子，来说明曹操既反对名教，又以名教杀人，言行不一，是由于他“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这件事证明曹操心里面其实明白，孝与不孝，才是一个关键的、攸关生死的问题。 汉书艺文志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其大者言，故曰孝经。”孝经的作者，汉书以为是孔子，不过今人一般认为它大概成书于秦汉之间。汉代孝经的传本不少，有隶书所写今文本，还有孔氏壁中发掘的古文本，而从隋书经籍志等目录中可以了解到，它在曹魏时代也并没有绝迹，曾经有过好些注本，像被唐玄宗奉为“先儒之领袖”的
6、王肃的注解本，还有苏林、何晏、刘劭等人分别编写的注释本。 何晏、刘劭，在魏书里都有专门的传记。何晏是曹操养子，娶金乡公主，官至吏部尚书，何晏传只写他“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其实他是一个调和儒、道的人物，他注过孝经，也做过论语集解，后者迄今残存。又根据陈寿的评价，刘劭也是一个“该览学籍，文质周洽”的学者，不但为孝经作注，还为曹丕编过皇览，为曹叡制定过新律，他的著作，今天尚有人物志存在。苏林的事迹附在刘劭传、高堂隆传里，虽则简略，不过鱼豢的魏略就称他为当时“儒宗”。这些人注释过的孝经早已经片纸不存，但他们确实都不是等闲之辈。 现在唯一部分保留的是王肃的注本。王肃的父亲就是最早受命到邺城
7、祭奠甄后的王朗，作过孝经传，王肃当是传承家学。他又是司马昭的岳父，早前司马懿已奏称“并奉诏诸儒注述孝经，以(王)肃说为长”，西晋初年，他的孝经注便得到官书地位，他编的孔子家语等书也都借着这样的政治势力而流传开来。 且不说曹叡即位之初，已有意“尊儒贵学”，这些重要学者纷纷参与孝经的注解和传播，反映出孝的提倡，在曹魏时代并没有中断。 六 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孝是维系家庭关系、社会秩序的一种很重要的伦理，即便三国乱世，个人与乡里家族不可分割，孝也还是家族间的基本道德(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只是孝的行为，因时因地可以有不同的规定，也有变通，如荀子子道就说“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意思是
8、孝为一种礼仪，这种礼仪必须符合人的性情，如有违背，也可不从，这才是“大孝”。这就可以理解曹操何以在不同情势下而有不同的倾向和举措。 但是，有研究女性史的西方学者也注意到，东汉“上层社会成员”利用丧葬来表现的，往往是对母亲的“私有”感情，却很少以同样方式对待其父亲。他们认为这种差异是由父爱和母爱为两种不同模式造成，就像礼记表记里所说：“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父严母慈，父子关系表现为社会关系，母子关系才具有私密性，因此对父亲只有尊敬，对母亲才有爱的感情(董慕达中国战国和汉朝时期的母子关系)。有意思的是，上述与曹操相关的几例，的确大多
9、表现的就是对母亲的孝心。 曹叡即位不久，就设置了专门编写国史的史官“著作郎”一职，“著作郎”的名称，自此沿用到元代。而根据陈寿的记载，曹叡曾与王肃讨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问题，他怀疑司马迁因受宫刑而对汉武帝怀恨在心，说他“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王肃辩称：司马迁著书在前，“不虚美，不隐恶”，汉武帝看到景帝及他自己的本纪后，怒而删削，并将司马迁投入蚕室，他才是一个记仇的人(魏书王朗传)。这一段对话，反映出曹对史家会如何记述、评价自己，其实非常在意。 孝经里说：“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亲终矣。”父母活着时要尊敬，死以后要哀伤，这是孝子应尽的责任。论语学而引曾子的话
10、也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何晏引孔安国的解释称：“慎终，丧尽其哀，追远，祭尽其敬。”这是说慎重、虔敬地举行葬礼和祭奠仪式，民风自会渐渐地敦厚起来。很难说曹大张旗鼓而又连续不断地祭祀、追念他的生母，不是为了表现他孝得深挚、绵长，而足以为民众楷模。 事实上，青龙三年郭太后死，他也亲自送葬，并且作诔倾诉自己“叩心擗踊，号咷仰诉”的悲伤，看起来与孝经的规定若合符节，而他以“哀哀慈妣，兴化闺房，龙飞紫极，作合圣皇”来颂扬郭太后对他们父子既有恩又有德，当然也表现得非常有孝心。 七 陈寿在郭皇后传里写曹丕将要立郭女王为皇后时，栈潜曾上疏劝阻。栈潜苦口婆心论述“圣哲慎立元妃”的道理，警告曹丕感情用事的结果
11、必是秩序大坏，说：“若因爱登后，使贱人暴贵，臣恐后世下陵上替，开张非度，乱自上起也。”这篇上疏全文俱录，在后妃传的最后，陈寿还总结性地提到它“适足以为百王之规典，垂宪范乎后叶”。尽管在郭皇后传里，几乎看不到任何褒贬，不过引录这篇上疏，恐怕足以表明陈寿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他将曹带有补偿心理和翻案意思的悼念活动不动声色地逐年记录在案的一个原因。 曹叡持续十来年的追悼，令他母亲甄皇后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虽死犹生，同时被赋予“大魏世妃”、“后妃之功莫得而尚”等等身后的美名。当时甚至有“玺书迎后”的传闻，说曹丕其实已经决定迎立甄后，是甄后自己谦虚，担心长期患病的身体不能适应皇后的角色，故而“玺书三至，而
12、后三让”。又传说当时盛夏，曹丕已经准备了要等秋凉去接甄后，却不料甄后一病不起，而后“帝哀痛咨嗟，策赠皇后玺绶”。这些传闻，虽如梁章钜所说，跟陈寿记载的甄后以“怨言”赐死有很大出入(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可是都在美化曹丕的同时，也维护了甄后“贤明不妒”的形象。 从此以后，在世人的记忆当中，甄氏不但个性仁慈敦厚，知书达理，又还有花容月貌，姿貌绝伦。 裴注引鱼豢魏略、郭颁世语都说当日曹操父子攻进邺城袁家，看见甄氏，“见其颜色非凡”，赞叹不已。到了东晋孙盛的魏氏春秋以及五世纪的世说新语，这一故事，又增加了曹操宣布“今年破贼，正为奴”的情节，似乎与袁绍父子交战，就是为了夺得甄后。由此传闻孔融写信给曹操，以
13、“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来影射他父子，曹操不知由来，还去问，更被孔融讥笑：“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曹操喜欢自比周公，写诗都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所以，后来人推测孔融是在暗讽曹操父子都对甄后有意。 当曹丕还很珍惜甄氏的那些年，宾朋满座、酒酣耳热之际，还会让甄氏出来拜客，据说很有名的一个文士刘桢就是因为莽撞失敬，差一点被杀头，罚去做工。魏书卫臻传记夏侯惇为陈留太守，也曾“命妇出宴”，而被卫臻批评为“末世之俗，非礼之正”，气得夏侯惇把他关起来。妻子拜客，清代王鸣盛认为是曹丕他们开的一个“浮华轻薄”的很坏的头，导致“一时风气流宕如此”(十七史商榷)。 据晋书陈寿传说，当陈寿还在蜀时，因守父丧期间
14、让婢女侍候自己服药治病而遭乡人议论，影响到他的仕途，“沈滞者累年”。但在魏书后妃传里，也许并非偶然，他却将曹叡如何尽孝记录得十分详细，从而使曹的孝名传播于后世，使死去半个多世纪的甄后也依然活在三国历史的讲述当中。 这些关于甄后的记述和传闻，后来传得最远、引起争议最多的，当然还要数曹植的洛神赋乃是为甄氏所写这一条。 八 晋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局部) 根据三国志陈思王植传的记载，曹植少年即援笔立成、应声而对，因有“才”而特被曹操宠爱，悉心栽培，可是这个“才”好像也害了他，使他“不自彫砺”，不能够很好地自我约束、自我砥砺，因而坐失继承王位的良机。他身边的几个重要谋士，如杨修、丁仪、丁廙等也都一一被害
15、。后，他和其他诸侯王一样被遣往远离洛阳的封国，黄初二年亦即甄后赐死当年，他因“醉酒悖慢”遭到处罚，从此“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度过人生中“汲汲无欢”的最后十年，到他侄子曹时代，也不曾有任何改变。 陈寿写陈思王植传，于曹丕、曹叡相继即位后，记叙了曹植历年的四篇上疏，或是讲述他“庶立豪氂，微功自赎”的愿望，或是表达他“乘危蹈险”、“为士卒先”的决心，或是倾吐他渴望“安宅京室”、“拾遗左右”的心曲，都表现出非比寻常的政治热情以及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诉求。读这些上疏，确有如鱼豢的感受：“余每览植之华采，思若有神。以此推之，太祖之动心，亦良有以也。”也都会赞同陈寿的评价，即“文才富艳，足以自通后叶”，可是从这些文字中也可以看到，它们所反映的曹植对自己处境和未来的想象，同现实之间实在有巨大的反差。陈寿说直到太和六年去世以前，他一直都在谋求与魏明帝的“别见独谈”，幻想会有“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的那一天，但“终不能得”。 陈寿指出，曹植的问题在于“不能克让远防，终致携隙”，然而他写曹植晚景凄凉，“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老残”，以陈王的身份，手下老弱残病不过二百人，显然也怀有相当的同情。归根结底，他是个诗人，不是政治家，他的文章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