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生产关系理论——重释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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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生产关系理论重释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与生产关系理论重释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正文】:f121:a:10005293(2000)03009208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向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提出了如下问题:(1)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属于不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2)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交换形式,具体地说,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的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3)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形式和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如何的,它们怎样有机结合成统一的生产关系体系?显然要回答改革实践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首先必须对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进

2、行分析。1传统生产关系理论主要指的是以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的分析为经典所形成的观点。它通过哲学教科书的系统阐述和哲学工作者的广泛宣传,已变为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学术界的共同概念。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把生产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在分析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时,提出了“四环节说”和“三方面说”,以及把二者综合起来的“三层次说”。“四环节说”是把马克思分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转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当作构成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其实应当是生产关系存在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之中,至于存在于各个环节中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到底是

3、什么,这恰恰是需要揭示和说明的。“三方面说”是斯大林所做的揭示和说明,他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p594)。哲学教科书在系统阐述这个观点时,把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四环节说”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三方面说”综合在一起,把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表述为三个层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以及它所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复杂体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4、。从以上所陈述的观点可以看出,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存在着两个局限性:第一,这种理论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而排除了对其他关系的考虑,至少是忽视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所结成的其他社会性的物质关系。应当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的历史阶段,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不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以生产斗争为核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中,这种理论却陷入了解释困境,暴露出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例如,我们在农村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组织。对于这件事情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解释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使用土地

5、的自主权,并把分配成果同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一句话就是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只是最表层的解释,从深层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更适合以手工工具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也更适合那时中国多数农民个人的活动能力。因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不仅指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要适合,而且还包括生产组织形式也要适合。第二,传统生产关系理论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种观点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正确的:(1)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并且是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解释生产关系的内容时,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然是基础。(2)只有在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成为

6、经济基础时,生产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分割关系才被凸显出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才能被看作基础,由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只要改变一下上述条件,把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关系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都包含在生产关系范畴之中,并且在同生产力的联系中来考察生产关系体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未必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在改变着上述条件,它需要我们围绕生产力发展这个核心来重新思考生产关系体系的构成及其内在关系。2生产关系概念是由交往形式术语演变而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交往形式术语,并提出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交往形式必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在这部

7、著作中,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但在表述这些基本思想时所使用的术语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含义比较宽泛,交往形式术语就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后来进一步研究的著作中就很少使用交往形式术语,而在表达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时则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概念,并在使用生产关系概念时突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由于生产关系概念在以后的解释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简单化,直到今天人们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这才产生了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解释的困难。人类思想史证明,一个思想、一种理论一旦成熟就容易被教条化、简单化,思想只有在形成时期才具有无限发展的生命力,形成时期的思想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正因为如此,它

8、才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是正在形成中的生产关系理论,要回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有必要重释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从理论渊源上来理解生产关系理论应有的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的发展”4(p25)。分工一方面使人们处于利益对立状态,另一方面又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必要,利益的对立和交往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交往形式中,而且又不断产生这种交往形式。这种“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

9、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p41)。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交往形式实际指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也可以称为物质利益关系、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无论用什么术语表达,它反映的对象就是市民社会(经济社会),而实质只能是“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那么在生产力发展出现分工以后的历史阶段上,各个人之间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依据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交往的中介物,可以把各个个人的一切物质交往的内容具体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生产工具(物质生产工具)为中介的劳动能力交往;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

10、所发生的以劳动产品(物质劳动产品)为中介的社会需要交往;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以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劳动交往。3首先是以生产工具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能力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个人是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出现的,他之所以能够使用和支配工具,只是因为他具有劳动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人的智能和体能。因此,在这种交往中,人与人进行物质交往的实际内容是因使用和支配工具所发生的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这种交往发生的范围是在“具体劳动”或“个别劳动”过程中,这是直接生产的过程,因而同生产力之间具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既然这种交往是以生产工具为媒介的,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说是随着

11、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人与人之间劳动能力的交往和交往形式也必然会发生改变。在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工具,马克思把它称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4(p71),劳动者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是“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4(p71),“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4(p72)。单独的个人“只要具有普通常识”就能够支配和使用工具完成具体劳动。每一个劳动者既是一个依靠体力活动使用工具的工具劳动者,又是一个依靠脑力活动支配工具,并使自身活动(活工具)和生产工具(死工具)相协调的管理劳动者。因此,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上,在具体劳动过程内部,“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

12、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4(p58)。手工工具的经验技能性特点还没有产生出真正的分工,至多在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存在一些简单的协作。在这种场合只要靠经验就可以协调大家的活动,管理活动还没有被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独立劳动。但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劳动还不是独立自主的活动,它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支配,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物,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者从生产过程的外部,即从政治上层对具体劳动过程和劳动者进行统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在具体劳动过程的外部形成对立。政治权力对具体劳动过程的统治代替了管理。在以大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生产工具成为机器,马克思把它称为

13、“文明所产生的生产工具”4(p71),这种工具使“各个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4(p71),在同一时间内相互交换其活动。因此,在具体劳动过程内部,机器的应用使“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力之间实际上已经必须完成分工”4(p72)。“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4(p71),它一方面要求把操作机器的人变为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按机器的构成把工人分解为从事不同岗位和不同工种的简单操作者,成为活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又要求把按机器的性能和运转规律组织协调不同工序、不同岗位和不同工种的劳动者之间互换活动的工作交给脑力劳动者。因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

14、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个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段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2(p367)在手工工具生产中,劳动者是自己管理自己,在机器生产中,具体劳动过程内部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管理活动的职能。这种职能最初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兼任,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管理就具有二重性质:“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2(p368)但进入20世纪之后,生产力发展使机器工具自动化和复杂化,从而使管理工作中的技术因素增加,使管理活动逐渐成为一种需要靠科学头脑指挥的专门职业,具体生产过

15、程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变为股东和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而把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交给了懂得经营的内行们董事会和经理阶层。因为在现代生产活动中,“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3(p394)。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才能看到具体劳动过程成为独立自主的活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过程,这是社会直接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具体劳动过程的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生产效率,它主要取决于生产工具的性能和工具劳动者的技能,当这两种工具分离时,这仅仅是抽象的可能的生产力,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16、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实现二者结合的社会条件,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之外,更重要的还有生产组织形式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外部条件,即在进行具体劳动之前就必须确定的前提条件,而生产组织形式则是内部条件,在整个具体劳动过程中始终必须依靠这个条件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因此,在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就表现为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生产工具性能所决定的劳动者之间能力交换的产物,是他们之间的交往形式,是劳动者个人借以实现自己活动的社会形式。同时,这种生产关系(即生产组织形式)又是管理劳动者借以进行管理的手段,他们运用、巩固、维护和不断完善这种关系来维持生产过程的秩序,使生产过程能够顺利的正常进行。因此,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组织形式的矛盾。生产组织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工具的性能,这里说的生产工具包括使用工具的劳动者,他们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执行的是活的生产工具的职能。因此,“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行为或活动的关系”4(p78)。生产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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