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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中国增长之“ 谜”正在解开http:/finance.QQ.com 2005 年 12 月 21 日 08:3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总量、增量、还是增长率指标，中国经济数据历来牵动着国际社会的敏锐神经。上世纪 90 年代，国际学界曾以“经济增长之谜”来指代这些似乎不可解说的数据；本世纪最初几年，关于中国增长数据的讨论再度热闹登场。而昨天，在一场规模宏大、覆盖空前全面、差错率极低的全国经济普查之后，国家统计局为一个“新”的增长中国披露了第一组宏观数据。尽管有上周的消息铺垫，2004 年修正数据的公布依旧令人兴奋。而这，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个更大、更健康的经济体将迎来她的更多修
2、正数据，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的说法，数据修正将回溯至 1993 年。 为何是 1993 年？在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来回顾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和发展。联合国确认过两种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一为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为适用于中央计划经济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aterial Product S yste m ：M P S） 。2 0 世纪 8 0 年代，随着中央计划国家的市场化转型，包括中国在内的先前采用 MPS 系统的国家纷纷转向 SNA 系统。这个转变在中国是渐进发生的。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中国开始研究 SNA，1985 年建立了国家和省两级 GDP 核算制度。迄今为
3、止，中国统计体系经历了两次补充（分别在19861988 年以及 19881997 年,主要是通过 MPS 数据推算 GDP 宏观数据）和一次调整，是次调整发生在 19931995 年，当时统计部门进行了首次第三产业普查，随后对19781993 年的 GDP 历史数据作了重大调整。以上的历史追溯也许可以回答，如今的数据修正为何要回溯至 1993 年。 让我们回到昨天的新数据。熟悉两种统计体系的人对这个结果不会太感意外。MPS 的特征之一就是仅反映工业、农业、建筑、运输邮电和商业五大部门，而不包括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所谓“ 非物质生产部门”（即第三产业的重要构成部分） ，因此，第三产业被低估当在理
4、解之内。无论是 19931995 年的第三产业普查，还是新近结束的首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重点均是还第三产业之“本来面目”。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普查所带来的变化将被“固化”下来，李德水昨天特意提到，通过普查，有关部门建立了基本单位名录库和更新制度，统计局将建立和完善有关制度， “以保证今年、明年和其他非普查年份的数据不出现大起大落”。此外，近日披露的农调队、城调队、企调队的合并，国家统计局内部服务业调查中心的建立，都意味着中国统计体系正在经历从层层报表到普查（抽样调查）的转变，而这无疑将指向更加真实准确的数据搜集和最终汇总。 尽管新数据并不带来 GDP 的增加，但却在很多层面展现给人们一个不同的
5、中国经济图景，对这些图景的解读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首先，关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就总量而言，2004 年，中国在全球 GDP 中的比重由 4.1%上升到 4.7%，并在全球大家庭中跃升一位，2005 年可望再有前进。但是，冷静的人们应该想到，相对于总体规模数据，人均数据更有意义。根据 IMF 的测算，调整后中国人均 GDP 为 1490 美元，列世界第 107 位；按世界银行的算法，由第 132 位升至第 129 位。在两种算法下，中国人均 GDP 数据只达到全球人均GDP 的五分之一。而根据联合国 PPP（购买力平价）数据计算，数据调整后的中国人均GDP 为 5349 美元，依旧处于中等偏下
6、收入国家的队列。 其次，新的数据带来了新的经济结构。相对于第二产业，一个更大的第三产业；更高的国内消费/GDP 比率；更低的投资/GDP 比率；更低的单位产出能源消耗（若能耗没有低估的话） ；甚至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例如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体。但是，数据的变化并没有改变中国目前存在的粗放增长的部分失衡现状，也没有减轻结构改革的本质压力，只是在程度和力度上有所释放和减弱而已。因此，正如各方所表示的那样，数据调整不会改变中国的经济政策。 尽管如此，由于国民统计数据是决策的基础，面对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经济”，政策制定者无疑有更好的依据来导引经济前行的方向，而对
7、于一向关心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们而言，随着更多的调整数据将次第披露，他们也许真的能利用新的数据来破解中国经济的增长之谜。国际金融公司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Tenev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但很少有人能说得清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非常清楚：民间投资。虽然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仍显落后，但中国能用其他优势来弥补。这些优势是什么呢？中国的经济成功与行政系统的改革有很大关系，它激励地方官员与快速、市场化经济发展紧密联系。中国各级政府都引入了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地方政府在向中央上交定额税款后，被允许保留当地多余的税收盈余。行政和财政放权进程也将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和责任层
8、层下移。官员晋升严格取决于市场化成功标准。中国模式的另一个优势是不断适应。中国体系不断变迁，每每意识到不足就进行调整。中国政府已采取进一步措施支持私营企业，将保护私人产权写入了宪法。而且，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绩效评估和提升是基于市场反映的经济发展成就，他们会竭力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竞争使得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需求迅速作出反应。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培养商业环境的尝试、学习和改进如此迅速。综上所述，中国就具有了一些我们原本认为在自由的商业环境因素下才会有的积极因素。一旦人们认为中国以非正式的方式提供了私人资本投资者需要的保证，中国的道路看起来或许就没有那么流离于主流经济以外了。不过，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实
9、用、非集中化道路，也并非没有代价。过度投资、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等趋势，就是地方政府过度参与经济改革进程带来的一些弊端。腐败机会丛生，也是政府积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 20 多年高速增长。即使在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和本世纪初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中国经济仍然维持了增长势头，一时间被誉为“一枝独秀” 。同时，关于中国经济行将崩溃的预言十几年来不绝于耳。就在这种诅咒声中，中国经济宛如不死神龙，扶摇直上九天。这种超出人们认知常识的经济奇迹，理所当然引起全球各界的关注和好奇。各种解说纷纷出笼，但往往都如隔靴搔痒、甚至不能自圆其说。按照自由主义的说法，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10、这种解释，用于说明改革前期内外条件较宽松情况下的经济增长还差不多，但它不能解释 1990 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增长；不能解释为什么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国，经济绩效优于欧美等市场高度发达国家；更不能与自由主义者关于“中国市场经济机制极不健全，近年来改革趋于迟滞”的判断相协调。纯经济学的解释是中国劳动力低廉，具有价格竞争优势。但是广大第三世界人均收入比中国更低的国家有不少，中国并非劳动力成本最低国家。国际上流行的解释是外资大量涌入，造就中国经济繁荣。但外资进入是结果而非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外资青睐中国，是什么因素“创造”了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最近美国有一位教授，大谈现行国际贸易秩序对中国经济发展和
11、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这位教授似乎忘记了，现行秩序是普惠于所有人，并非独惠于中国；甚至可以说，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等后发展国家并不公平，它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一定的经济交往秩序，是所有国家和平发展经济的前提。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来说，不算是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但它毕竟提供了一种和平发展的可能。这种和平的国际经济交往环境，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还有一种说法，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归结为执政党“中心工作”的转移，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但是，事情真的就这么简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这并不是什么难以练成的武功秘笈。如果这就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奥妙，相信这
12、种增长早就被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复制、所模仿。中国经济既然有“一枝独秀”的表现，背后一定有其独步天下的原因。无疑，上述理由既非独到，也非别国难以仿效。并且，它们也不能与“中国经济崩溃论”背后的合理分析相衔接。考察中国经济在全国各地的具体进程，人们会发现，上述各种因素、及其它一些尚未提及的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都或多或少起到促进作用。但仅凭这些，并不足以保证中国经济在恶劣条件下持续增长。存在一种重要的强力“粘合剂” ，它将上述因素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整合起来，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显然，在中国，脆弱而不完善的市场机制远不足以充当这种整合力量。谁都知道，中国最强大的支配力量是政治行政权
13、力。政治行政权力具有最强大的资源配置能力，这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唯一与中国相似、甚且更有过之的例外是朝鲜；但是朝鲜内则缺乏包括中国在内其它国家大都拥有的刺激个体积极性的经济制度，外则没有发展经济的必要环境) ；将这种强大能力运用于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这是中国经济多年来持续增长的根本奥秘。中国社会这种强大的整合能力，是靠自上而下的各级政府启动的。要使全社会一切资源整合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就必须首先使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一切工作围绕这一“中心” ，具体做法是将经济绩效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主要指标。因此,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权威主义政治是相适应的，甚至可以说是相互依存
14、。如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近年来中国政治模式向着权威主义靠拢；如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各地的“政绩工程”层出不穷、屡禁不止-正是各级政府和官员对 “政绩效应”的孜孜以求，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无疑，这种权威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能极大程度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源， “制造”经济增长速度；但在资源配置方面，它未必能达到理想效率。因此，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一直是令中国政府头痛的难题。除上述“政绩工程”的浪费外，行政对经济的决策失误、以及难以抑制的权力腐败，同样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客观说，这种权威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双?剑。一方面，它与计划经济一样，虽然能极大调动和集中社会资源，但就全社会资源利
15、用率而言，其投入产出比较低；如果没有外部增量及时介入，增长将不可持续、模式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这种模式通过行政权力能够快速完成资源整合，形成对外竞争力，为经济增长赢得新的空间，为全面解决中国问题挣得时间，为中华民族复兴争取新的机遇。中国当前最深刻的危险可能是：虽然这种权威主义经济增长模式对外依存度高、持续性差，但中国经济和政治都已经难以摆脱这种增长模式。这就回到“崩溃论”的观点：经济上，如果当前增长停顿，被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问题必然突出，整个经济体系确实有发生崩溃可能；政治上，一旦失去经济增长的缓冲，各种潜伏的社会矛盾必然尖锐化，权威主义政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没有人喜欢这种困境和挑战，因
16、此，权威主义政治及其经济增长模式至今仍是中国执政者的必然选择。但是，这种“治标”的需要，又必然会与寻求“治本”之道的民本主义政治和生态循环经济构成内在冲突。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仍需上下求索。重新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与结果作者：程晓农自从 90 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政府采取的反通货膨胀措施达到了“软着陆”的目的，但 1997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扑朔迷离。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了 78的速度，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经济繁荣时期的增长率，这似乎表明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因此各国商界和中国经济界的多数人把这一现象看成是中国经济“一枝独秀”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价格连续几年全面下跌，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又明显标志着中国经济似乎正处于萧条状态。因此也有一些人对中国经济是否真有那么好表示怀疑。更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比较经济制度理论，都无法解释目前中国经济这种似乎充满了矛盾的状态。到底中国的经济是持续繁荣还是面临萧条，这好像成了一个不易破解的谜。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