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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 关键词后现代；马克思；历史性；解构；异质性 摘要对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的思想亲缘关系需要一一分析，不可轻率论断。在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与互动中，后现代主义构筑了思想平台，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主题，由此，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后现代知识境遇中，“回到马克思”不仅仅意味着创造性地重塑马克思的思想形象，而且意味着创造性地置身于“历史”和“时代”。 作者简介张立波(1968)，男，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B089.1A - 在后现代理论研究中，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颇为复杂却又无可回避的历史性议题。因为这既牵涉到对
2、后现代思想的激进性的考量，也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适应性及创造性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还牵涉到对如何重读马克思及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理解。本文试图围绕这一议题展开初步论述。 一 围绕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的关系，国内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对后现代思想家来说，马克思的学说也许是一座必经的思想桥梁，然而一经越过，它便被弃之不顾；另一种观点则充分肯定后现代思想家对马克思的承继关系，认为后现代思想家与马克思在思想中的相遇在表明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的同时，也印证了后现代思想家的论题仍未溢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视域。后者在90年代末期尤其是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引起国内学人重视后开始
3、盛行。在我看来，后现代思想家诸如海德格尔、罗蒂、德里达、福柯、詹姆逊等与马克思的思想亲缘关系需要一一分析，不可轻率论断。 海德格尔注意到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努力，认为“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这至少表明海德格尔承认，在从哲学的终结走向“思”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学说有着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却又有相当的保留乃至批评，认为马克思的学说仍然是一种人道主义，而“任何一种人道主义要不是奠基于一种形而上学中，就是其本身即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据”。鉴于海德格尔在后现代思想发展史上近似于鼻祖的地位，他对马克思的言说很自
4、然就影响到后来者对马克思进行的多重解释乃至于进行后现代主义的解释。 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态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他把马克思和尼采、海德格尔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属于教化型哲学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马克思尽管主张实践的优先性，却仍然坚持这样两个信念，即试图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实在，以及为政治寻找理论基础的信念。显然，罗蒂强调马克思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体系之间存在裂痕，马克思的方法具有解构性，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则具有“宏伟叙事”的封闭性。这样，继海德格尔之后，罗蒂再度拆解了马克思学说的总体性，不同的是，海德格尔侧重于马克思在拒斥形而上学方面的不彻底性，罗蒂则侧重于马克思学说的内在张力或者说矛盾。 福柯、利奥塔
5、尔和博德里拉的经历颇为相似：信仰过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加入过左翼组织或共产党，宣称要比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激进、更具革命性，然后在风云激荡的60年代幻灭后走向新的思想历程。虽然此后他们对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颇有微辞乃至大加指责，但曾经的信仰马克思主义阶段使得他们的理论思考不再仅仅具有“文本”的意义，而是融入时代的政治及历史语境之中，成为“历史性”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从总体上说，他们始终对现实持一种积极的批判态度，始终呼吁并切身实践一种微观政治。就此而言，他们的启示性较之海德格尔和罗蒂更为重要。 既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师，又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的詹姆逊(又译作詹姆森、詹明信)，则在后结构主义和
6、马克思主义之间居间调停，建构起一套充满内在张力和弹性的“宏伟叙事”。在詹姆逊看来，马克思主义固然是一种符码体系，但它更是一个有待探讨的问题域，而包含了从语言学到精神分析的一系列内容的后结构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因此，人们当然可以脱离历史来谈后结构主义文本本身的价值，但如果想在更大的语境中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就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的框架。 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哲学，它业已充分渗透到各个学科的内部，在各个领域存在着、活动着，从而早已不再是一种专门化的知识或思想分工了。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的优越性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它“容纳
7、这些显然敌对或互不相容的批评操 进入90年代以来，以其解构主义而享有盛名的德里达不仅继续葆有在后现代主义理论领域的权威性，而且获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原因在于，在苏东剧变、自由主义欢呼“历史终结”之时，德里达大声疾呼：“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对德里达转向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性事件需要认真分析。在我看来，可能性之一是，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拥抱乃是其解构策略的一种运用，其意图并不在于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护，而是为了祛除自由主义的新国际话语的“宏伟叙事”，在全
8、球一体化的语境中打入离心化的锲子。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马克思刚到边缘位置，德里达便想靠近它，这样才更符合他的后结构主义打算。”在这里，马克思的精神已经被其解构性的阅读重新写过，成为一种解构版本的马克思主义。 可能性之二，是强调我们今天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场域”中，处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无论这种场景是马克思主义创造的，还是那些为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社会运动而作出的回应构成的，总之，马克思主义远未终结，它仍是有待澄清的问题，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置于这种场景之中。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德里达肯定地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
9、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 可能性之三，是如詹姆逊所认为的那样：德里达试图介入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原因是在法国知识界非马克思主义化以后，大理论家们更为明确地意识到他们的工作是如何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之上的；德里达的补救工作带有多重性：一方面是评论马克思的著作，一方面是介入一个目前已没有激进派选择余地的政治环境，再者也是在试图历史地拯救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德里达自己也强调：今天谈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不仅是为了给他们预言一个未来，而且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多样性，或者更严肃地说，是为了给他们呼吁异质性”。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或者这种种可能兼而
10、有之。总之，对作为解构主义大师的德里达的作品，我们切不可相信其意义会在“白纸黑字”里纯粹、单一地显示。能指和所指的分离，一系列的能指，意义在无限的延异中延宕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德里达的文字时必要的思想准备。 通过以上个案分析可以看出，后现代思想家关于马克思的言说是围绕两个不同的问题展开的：一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前者侧重于将马克思“学术”化，后者则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化。海德格尔和罗蒂关注的是马克思哲学，假若我们要发挥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不能不直面海德格尔和罗蒂对马克思哲学的批评。福柯、利奥塔尔和博德里拉探讨的是作为一种现实运动、思潮、制度的马克思主义，现实的马
11、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失误使得他们产生失望，以至于最终远离马克思主义，在反思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时，这个历史事件无疑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詹姆逊始终坚持，如果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东西就必然会作为分析社会的方法论而继续生存下去，由此，詹姆逊作出了肯定性的回答。德里达则是为了批判当代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而马克思主义关于本体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有关劳动、生产方式、社会阶级、国家等方面的理论，均在德里达摒弃之列，由此，德里达所能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方法上的启示和精神上的鼓舞。（版权所有） 二 国内
12、外学术界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界定明确的思想流派或学术组织，也很难把哪一位学者归类为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大多默认这样的看法，即：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詹姆逊是文化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界定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何以可能？换言之，德里达和詹姆逊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的？ 在90年代之前，德里达谈到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总是含糊其辞，也不曾明确自己的解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则显示出德里达开始有保留有限制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
13、。他坦率地说，在重读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其他几部伟大著作之后，他不能不承认，他对哲学传统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德里达认为，马克思对法律、国际法、民族主义、政治全球化等的分析是无与伦比的，而且极少有文本作出过如此清楚明白的解说。他一再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对此，我们似应这样理解，即：马克思主义“场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反马克思主义及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运动构成了当下的存在；无论是否意识到，人们仍在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言说，而这是值得深究的。而且正如德里达认为解构不是批评，解构也是对批评的一种解构一样，他一再强调：解构理论不是马克思主义，尽管它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
14、；解构不再单纯是一种批判，而是向一切批判发问，甚至向一切问题发问。德里达肯定地说：“我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承认，解构活动在前马克思主义的空间中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除了是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而“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谈到了“解构以及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记忆和传统”。因此，假若说存在所谓解构的或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那也只能是像伊格尔顿所说，“是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相比之下，詹姆逊可谓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
15、固有矛盾的科学，因此，在欢呼资本主义及市场的最终胜利和庆祝马克思主义的死亡这两件事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毋宁说，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包含着其反面马克思主义的同样程度的“最终”胜利。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体系，它在历史上的独树一帜和结构上的无与伦比，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它包含了历史上新产生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既制造又解释着这个体系。詹姆逊强调，在现代化理论死亡之后，只有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对后资本主义的产生、结构和矛盾进行分析的一种合适的、在哲学上令人满意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个课题，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是围绕工业资本的价值生产的属性问题而展开的，其中心问题就是剩余价值问题。或者，我们最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论争，即不是把它等同于某个特定的命题，而是把它看作对特定的复杂问题的表述，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创造性就在于它提出新的问题的能力。 在詹姆逊看来，当前存在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是从晚期资本主义的当代体系中产生出来的(或者按曼德尔的说法，是从后现代主义亦即信息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们与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文化上的特点，而且主要表现为从根本上去反对迄今为止被视为消费主义的那些现象。因为，资本主义和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加强对文化本身的侵扰，今天，文化基本上变成了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