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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陕西省蓝田县山区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关于陕西省蓝田县山区劳动力转移的调查报告对托达罗模式的一个检验与修正安 苑【调查时间】2006年4月8日【调查地点】陕西省蓝田县王顺山附近的安沟子等村 【调查方式】调查问卷、直接访谈【调查目的】实际调查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对现有的劳动力转移理论进行检验与反思一、调查情况综述笔者所在的小组走访了王顺山附近的几个村庄，对村庄中的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了了解。共计发出问卷82份，其中有效问卷75份，伴随问卷的发出，笔者同时进行了面对面访谈。总计调查403人（包括在外务工人员，其信息由家人进行反馈），计75户。所调查的家庭过去一年的平均年收入为4885.45
2、元，高于全国和陕西省的平均水平。在调查的403人中，外出务工人员总计124人，其中女性29人，男性87人，另外8人信息不详。务工人员年龄集中在1850岁之间，月人均收入为667.5元。（1）在关于外出务工原因的调查中，反映“农业收入不足”的有60人，占已有信息的74人的81.08%；反映“劳动力过剩”的有12人，占16.22%；“其余原因”的有2人，占2.70%。（2）在外出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方面，小学程度的有9人，占总数74人的12.16%；初中程度的有58人，占78.38%；高中程度的有7人，占9.46%；大专及其以上的有0人。 （3）在外出务工前接受的培训方式调查中，53人没有接受任何
3、培训，占总数74人的71.62%；自学方式的有14人，占18.92%；政府培训的有1人，占1.35%；技校培训的有6人，占8.11%。（4）在外出务工行业的调查中，在有详细信息的73人中，进入服务业的有18人，占总数的24.66%；进入制造业的有17人，占23.29%；进入建筑业的有29人，占39.73%；其余9人，占12.33%。（5）在外出务工信息的获取方面，总数75人中，通过“亲戚好友告知”的有35人，占46.67%；通过“媒体广告”的有3人，占4%；依靠“政府提供信息”的有9人，占12%；其他28人，占37.33%。（6）在外出务工的地区方面，总共75人中，在省内的有52人，占69.3
4、3%；省外的有23人，占30.67%。（7）在劳动力外出的影响方面，75人中，反映“不存在缺口”的为22人，占总数的29.33%；反映“由务工人员返乡填补劳动缺口”有36人，占48%，“雇人完成缺口”的有8人，占10.67%；其他有9人，占12%。（8）在外出务工的实现方式方面，总计74人中，选择“独自外出”的有33人，占44.59%；“与亲戚朋友一同外出”的有30人，占40.54%；“由政府组织”的有10人，占总数的13.51%；“由盈利机构组织”的有1人，占1.35%。（9）在外出务工的年份方面，总计75人中，务工1年以内的有12人，占16%；12年的有16人，占21.33%。34年的有1
5、5人，占20%；5年及其以上的有32人，占42.67%。从以上数据分析中可以总结出以下信息：首先，在山区农村普遍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城乡的收入差距和城市更多的获取收入的机会是吸引劳动力不断转移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调查的几个村庄中，由于农民种植的多为山区坡地，在政府2000年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后，村庄的劳动力剩余尤为明显。在调查中，村民普遍为2006年之后政府停止原先每年每亩退耕还林土地补偿600斤粮食的政策担忧，可以预计，这种因收入不足产生的担忧还将进一步推动有能力进城务工的劳动力外出寻找新的收入来源。其次，外出务工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且绝大部分人在进城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与之
6、相关的是他们偏低的收入水平和所集中的就业部门，即劳动密集的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与一般调研的结果相符，即农民工在城市中从事着最脏、最累，同时收入最低的工作，这同时否定了部分学者对劳动力转移的乐观评价，即进城务工人员可以凭借城市获得的收入返哺农业，从调查的情况看，由于收入偏低，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仅够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用于农村家人支出的很少。同时，在外出务工的地域分布看，大部分集中于省内，尽管在外出方式上，许多人采取了单独出外，但多数人的外出行为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了亲朋好友的影响和帮助，也就是说，农民工的外出行为充分利用了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最后，大部分农民工进城的时间较长，尽管
7、由于春节和返乡填补劳动力缺口的需要，他们在城乡之间周年进行往返，但只要进城一般都难以再返回农村。以上这些调查结果吻合了国务院最新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对农民工所作的概括描述：他们是一群平均年龄大约在28岁左右，受教育程度偏低的个体，他们在城市中从事着最脏、最累、最危险的工作，每月领取着不足800元的收入，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不断在城乡之间往返流动。另外，除去对转移劳动力本身的关注之外，此次调查尤其引人深思的是，随着山区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村剩余老人的养老问题和幼年子女的教育问题日益突出。调查中普遍的家庭成员构成状况是，青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祖父母抚养尚年幼的孙子女，而其最关心和忧虑的问题是自己的
8、养老和医疗保健，后者又成为其最担心的问题。特别是，个别家庭的青年劳动力转移后就不再返乡，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剩余人口的养老不但没有制度保障，也失去了道德约束的作用。二、对托达罗模式的反思与修正由于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显著特征，因此在发展经济学中得到了格外关注。刘易斯（1989）在假定农村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前提下，认为城乡的工资差异会不断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部门，直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二元经济转化为一元经济。拉尼斯和费景汉（1992）修正了刘易斯模型中对农业发展的忽视，在工业与农业平衡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二元经济模型。以上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完全是古典主义的，而乔根森（
9、1967）则试图在新古典主义框架内以粮食供给和人口增长所决定的农业剩余为基础对二元经济模型进行讨论。同样在新古典主义框架内，哈里斯和托达罗（1970）讨论了人口流动如何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而不是城乡收入本身差距，但与前三种模式不同的是，后者旨在探讨如何放慢而不是加速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的速度，以缓解发展中国家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内学者对这四种模式进行了各种反思和修正，而对托达罗模式的检验和修正尤为集中。比如，周天勇（2001）在托达罗模型中加入了时间因素，进一步从更微观的个体差异层面进行了分析；赖小琼和余玉平（2004）从成本收益的视角对托达罗模型进行了拓展；陈蔚纯
10、（2001）用托达罗模型对中国人口流动进行了实证简析；崔民初（2002）、肖文韬和孙细明（2003）在托达罗模型中加入了城市生活费用这一成本，将其视为决定农民工是否留在城市中的重要因素；伍向文和沈薇（2004）通过重新定义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分析了教育对于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作用。通过此次调查，笔者发现许多客观情况验证了原有模式或修正后的模式，进一步证明了托达罗模式对我国现实情况的解释力，但在另一些方面，现有模式仍缺乏足够的解释力，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检验。首先，托达罗模式认为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吸引劳动力进城的主要原因，这与调查结果的分析是一致的，即农业收入的不足和城市较高的收入及获取收入的较多机
11、会是推动劳动力转移的首要原因。在托达罗模式中，迁移人口数M（）（），其中城乡预期收入差距=，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r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表示就业概率，而=N/（S-N），其中表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表示工业产出增长率，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N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S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N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S与N之差表示城市失业人数。但是，劳动力流入城市的方式如何，是否正如托达罗描述的那样预计城乡收入存在差距就流入城市，即使暂时找不到工作也留在城市中，因为停留时间越长，获得工作的概率越高。可以明确的是，托达罗模式中的就业概率是一个完全由城市客观情况决定的概率，那
12、么，远离城市且文化水平偏低的农民是如何确切获取这一信息并且将其作为自己迁移行动的依据。如果高昂的信息获取费用使农民获得确切信息是不可能的，却又以不确切的信息作为行动依据就完全与舒尔茨所论证的农民的理性相冲突，即迁移农民根本不是理性人。如果否定农民的非理性，就证明农民依靠某种途径有效降低了获取信息的交易费用，从而农民的迁移行为不再是非理性的。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农民的确是利用了在城市中的亲戚朋友关系帮助自己搜集信息，确定有较为合适的工作机会之后才进行迁移。挪威外交部和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共同资助的由“中国城镇劳动力流动”课题组研究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劳动力流动也表明，约有一半的流动人口
13、在移民之前在目的城市中有亲戚，30%40%的人有同乡，15%20%的人有朋友、同学或其他认识的人，来到城市前不认识城里任何人的移民所占比例不到总数的20%。由此看来，农民的转移行为本身的确是充分利用了既存社会资本的理性行为。进一步的，这种社会资本存量在修正由客观概率所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中的作用程度则有待进一步的经验检验。王春超（200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城乡收入差异并不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在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转移就业呈现出大规模集聚的趋势，同时，这种由地区就业集聚所形成的社会、信息网络对农民外出就业的帮扶效应则显著的影响着农民的就业行为。但是，如果农民的迁移的确是在通过城市的
14、亲戚朋友得到工作机会的确切信息后的理性行为，托达罗在后文所给出的农民会首先进城，在城市里待足够长的时间寻找工作，因为等待时间越长，就业概率越高的推断就失去了依据。同时，这一推断还存在下列问题：托达罗将城市部门分为现代和传统部门，他假定劳动力不能在正式部门就业就退回到传统部门从事临时性的低收入的工作或者闲置，而事实上进入城市的劳动力尽管进入了现代部门的服务业、建筑业和制造业，但是他们所从事的一般都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高危、高强度的临时性低收入工作，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身份标识将他们与城市工人截然分开，农民工的唯一退路是返回农村，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已经是城市中最低层次的工作，而闲置所必须付出的城市的高生活
15、费用常常是农民工难以承受的，正是因为忽视了城市生活费用的影响，托达罗才推出了劳动力会在城市中待尽可能长时间的结论。同时，即使有能力闲置，中国传统的年节文化也会推动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返回农村作策略上的调整，而再次返城已经要算做他们的第二次迁移决策了。这种返乡决策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现有的土地制度无形中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在其影响下形成了陈剑波（2005）所称的中国劳动力转移的不足。尽管调查结果显示，劳动力转移后待在城市的时间较长，这与托达罗所推断的劳动力一旦进城就难以返回一致，但调查表明，极少有人是待在城市中待业的，大部分人即使失业也很快会找到工作，较长的进城工作时间与频繁的工作更换并存，而
16、不是较长的等待工作时间。其次，托达罗的模式中仅仅考虑了迁移的费用，实际上，每年的春运充分说明必须将农民工的交通费考虑在内。调查中的转移劳动力大部分在春节时会返回家中，部分甚至在农忙时节也会回家填补劳动力的缺口。而大部分劳动选择在省内就业除去有人际关系等便于利用的资源因素外，交通费用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托达罗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力，所以以r表示的农村平均实际收入作为影响其迁移决策的因素，但是如果继承部分学者对于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批判，将r理解为农民工进城的机会成本则更为合适，这样，由于农村依然以家庭作为生产的基本单位，并且以家庭总体作为获取收入的单元，假设存在剩余劳动力，则迁出最初几个劳动力对整个家庭的机会成本为0，但随后则持续上升。于是可以认为，调查中认为不存在劳动力缺口的家庭，其转移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对于整个家庭而言为0，存在劳动力缺口的家庭如果以人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