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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公共领域的观念嬗变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评阿伦特、哈贝马斯与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黄月琴摘要：本文通过对阿伦特、哈贝马斯、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脉络的分析，考察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对公共性以及媒介的不同论述和思考。作者指出公共性是一个含义多元的且不断变迁的概念，在不同的政治经济脉络和权力格局中有不同的含义。以此为框架，作者对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作出现实批判和理论探讨，指出传媒的公共性需要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展开研究，且与媒介实践直接相关。关键词：公共领域 公共性 大众传媒 阿伦特 哈贝马斯 泰勒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甚丰，不同的论者对公共领域有不同的研究取向和价值判断。一般认为，其中有建树的代表性论者除
2、了众所周知的哈贝马斯外，还有美籍德裔犹太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和加拿大政治学家查尔斯泰勒。他们的研究虽然各有面相，但彼此并不孤立，在时间上呈现出一种承前启后的思想嬗变历程。阿伦特开启了公共领域研究端序，建立了以古希腊城邦政治生活为典范的共和主义古典式公共领域模式。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很大部分继承自阿伦特，但他的贡献在于在阿伦特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思考如何使公共领域与现代性接壤，并社会历史性地考察了公共领域在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制度内部如何实现的过程，从而构建出一个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类型。泰勒认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念，但是他显然更加关注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条件中如何建制化的问题。
3、他试图挽救哈贝马斯式的已然瓦解的公共领域，引入了B安德森的“社会想象”的概念，另辟蹊径地以社会讨论的议题为维度去重新定义公共领域，并且把公共媒介作为现代公共领域构成的基本要件。公共领域的建构在现实中绕不开大众传媒的问题。从欧美早期的“印刷资本主义” （安德森，2005） ，到当前电子信息媒体的发展，新闻媒介已经越来越深入地渗透社会结构，中介民主生活，英国学者彼得达尔格伦称之为“符号环境媒介化” （Peter Dahlgren，1995a） 。许多公共领域论者都把对传媒的考察放到了重要位置。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是公众沟通、公共利益与民主参与问题，以国家社会的视角来看，
4、都代表了社会公众的一方如何与国家展开互动，进行权力制衡与利益博弈，并如何在社会内部实现自我协商、自我调节。具有公共性的大众传媒既是现代公共领域建制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公共领域存亡与否的重要现实表征。二者都内在地通过公众舆论的形成、聚合与扩散得以运作。二者之关系，正如泰勒所言：公共领域内的媒体品质与功能，可以深深决定公共辩论的品质与范围（泰勒，1998a：207） 。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学术界的引入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译介到国内开始的。因而国内许多研究者对公共领域的认识局限于哈贝马斯的论述框架之中，始终未能打开视野，甚至把公共领域概念完全等同于哈贝马斯所指的特定的自由主
5、义模式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中国传媒研究学界，上述认识误区更为明显，除了哈贝马斯之外，对阿伦特、泰勒的公共领域理论至今缺乏关注，更鲜见探讨。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泰勒的公共领域观是一个思想谱系，不对它们作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就谈不上对公共领域理论的完整理解。实际上，阿伦特和泰勒的公共领域思想同样蕴含着深刻的传媒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学界对公共领域与传媒关系的理解，也存在颇多“泡沫”和误区，除了从“传媒中心观”出发，强调大众传媒对公共领域建构的重要性外，对二者之关系缺乏一种政治的、民主的和实践的考量，对公共领域与传媒的公共性问题尚缺乏足够认识和探讨（潘忠党，2008a） 。本文旨在对阿伦特、哈贝马斯和泰
6、勒公共领域思想嬗变进行浅绘，分析不同的公共领域观念对传2媒的不同论述，并揭示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的相关性。其后，本文试图以公共领域理论为指导框架和规范性要求，对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作出现实批判和理论探讨。一、从阿伦特到哈贝马斯：两种公共领域模式的嬗变与大众传媒公共性批判公共领域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汉娜阿伦特（19061975）启其端序。一般认为，她最先为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思辨的资源与解释的基本架构。在 1958 年出版的人的条件 （Human Condition）中，阿伦特将公共领域阐释为一个由人们透过言语及行动( speech and act) 展现自我,并进行互动与协力活动(act
7、in concert) 的领域。阿伦特在她的政治哲学中，毫不讳言对古希腊公共生活的向往。她的公共领域观与对人的价值的强调紧密相连，这一思想就来源于古希腊关于“人”的理念。在古希腊，人是“观照至高存在并据之以行动者” （ 洪涛，1998：14） 。言语是对神的“至高存在 ”的观照，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实践。人必须依观照而行动，言行一致就是古希腊最重视的政治品格“勇敢”的体现。城邦是公民对话和行动的场所、参与和共享的空间，人只有在城邦才成其为人，人的生活就是在城邦中的公共生活。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说的“人是政治的动物” ， “城邦外的人，非神即兽”的含义（王寅丽、陈君华，1998） 。阿伦特从古希腊城邦政
8、治实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理念出发，形成一套独特的行动理论。她将人的生命活动区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劳动、工作和行动。劳动和工作是解决人类自身生存和繁衍的手段，基本属于“私”的领域，而行动是唯一不需要物质中介的人际间相互交往的“公”的活动，是具有开创性和主动性的人的活动。从这个基本区分出发，阿伦特进而形成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概念。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在这里意指彰显、开展、表现，而这一切都发生于“有他人在场”的领域或空间，他人在场目睹、耳闻、见证、辨认，解释、判断所出现与发生的行为、言论、现象与事件，公共领域即指这一言行开展的空间。公共领域是个人展现自己的地方,而“展现”对人们来说“构
9、成了存在”,人的存在感依赖于展现,因而也就依赖于公共领域的存在。阿伦特认为虽然公共领域是大众的汇集之处,但是存在于其中的人都处于不同的位置。只有从不同位置和方向对同一事物进行观察,以致使聚集在它周围的人们在多样性中看到了同一性时,公共领域才具有现实性。 “被他人所见所闻,其意义只来自这一事实:每个人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上去看去听的。这就是公共生活的意义。 ”（阿伦特，1999）因而公共领域是一个价值和观点多元的空间。每一个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论和行为都在其他公民前面显现着自己是“谁”。公共领域为每一个公民的参与提供了舞台和以公共成就延长个人有限生命的机会。菲利普汉森评论说“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是
10、存在的戏剧发生的地点，它的舞台是彼此的利益 （inter-est） 。这是一个现世的空间 ，在分离个体的同时又将他们联合起来。因此这是多样性的基本条件，它提供了一个场所，一个人的生命本质在这里借助话语与行动之流展示自我。 ”（汉森，2007）这一评论精炼地概括了阿伦特公共领域观的思想核心。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理念开拓了当代政治思想的视域，成为政治论述的一个重要议题。她的这一理念的建立除了以上所述的古希腊政治哲学传统为基础外，还建立于她对西方发生过的政治实践与思想的历史解释。出于自身作为犹太人在二战期间的惨痛经历，阿伦特对于“宣传”与“极权主义”保持着高度警惕与深入省察。在 1951 年出版的极权主
11、义的起源中，阿伦特解释了纳粹与斯大林的极权统治销毁人的政治实践与空间的过程。在后来的论革命、共和危机等著作中，阿伦特扣紧她对古希腊城邦政治、古罗马共和、美国与法国革命，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的历史解释，阐明政治实践与公共领域的真实意义。行动理论是阿伦特公共领域思想的中心，公共领域由人的言语和行动所开创与塑造，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言语的形式。阿伦特对行动的强调也是对言语与公共领域关系的强调。尽管有人用古希腊、罗马的市集或广场（agora）来比喻阿伦特所说的公共领域，但阿伦特强调公共领域是一个动态的而非实质性的空间，具体展开于人的政治实践活动当中。有学者则干脆称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为“以实
12、践为取向的空间方法学”（蔡英文，2006）。基于上述的解释途径，阿伦特公共领域被研究者分为两种模式，一是所谓“争胜模式的公共领域”3，这一模式建立于她的行动理论以及她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历史诠释。另一模式以阿伦特对美国革命的历史解释为脉络，建立“沟通与互为主体的公共空间”（Benhabib，1996a；蔡英文，2006）。尽管这两种公共领域模式似乎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但是它们共同表现为阿伦特对“什么是政治性”（what is the political）、“什么是公共性”这个问题的回答：政治惟有在同一空间出现的地方才能存在，在这个空间上，人彼此承认公民的身份，彼此处在一有限定架构的共同世界，透过
13、各自的言行彰显其个性，回答“我是谁”（who am I）的问题；另一方面，人们经由谈论与说服，表现合作与沟通，参与公共事务，体认“共和政治传统”与“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这个同一空间就是阿伦特所指的公共领域。阿伦特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建立在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想基础之上，她对现代性的重要建制，如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主权国家以及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都给予否定性的批判。在这种思想基础上，阿伦特自然不会观照作为现代性重要表征的大众传媒，也没有具体考察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的现实联系。正因为如此，她的公共领域理论的局限性在于跟现代性的社会情境难以产生接合之点，也难以呈现意义，显得黯
14、然不彰（许纪霖，2007：93） 。然而，阿伦特没有直接谈论传媒并不意味着传媒研究者可以完全忽略她的思想价值。特别是当人们意识到广受瞩目的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模式难以适用于现代社会和跨文化语境，认识到现代普遍的代议制民主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障碍，以及看到当代新媒体的崛起对于公民个人所呈现出的政治实践意义时，我们从她对古典的公共性的阐释中，从她强调公民个人的言行实践和政治参与的公共领域模式中看到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传媒研究价值。在现代社会，代议制民主使得人民参与政治的方式仅局限于选举制度，但参与投票对于公民而言远谈不上是真正的政治实践。政治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日渐疏离。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使政治性的公众
15、蜕变为私人性的原子化个人与 “散众” 。阿伦特指出，政治是人的本性，政治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一个人除了为解决生物必然性进行的劳动、工作外，最重要的生命价值在于展现自我个性、参与公共生活。她认为言语和行动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两种主要方式，而行动归根到底也是一种言语的形式：“所谓行动就是在恰当的时刻找到恰当的言辞只有单纯的暴力才是无言的。 ”（阿伦特，1998：60）所以，在阿伦特式的在政治实践中， “言语且惟有言语才有意义，一切公民所主要关心的就是相互交谈。 ”（阿伦特，1998：61）公民保持沉默，或听任宣传的宰制，就意味着极权的产生。而在现代社会，媒体的话语体系构造了公共领域的交流体系，
16、 “媒体的兴起赋予语言以一种新的显著性” ，大众传媒成为公共领域最重要的论坛之一。对于现代媒介化社会中的公民个人，政治参与绝不应仅局限于被动的选举投票，更应该充分利用媒介发出自己的言语，通过媒介展现自己的意见、与他人进行理性沟通、共同讨论公共事务、达致社会共识。这不仅使社会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民主制衡，遏制极权主义的滋生和蔓延，同时也使公民获得个人生命的自由和永恒，体认公共生活的欢愉和福祉（public happiness） ，创造新的政治面貌。特别是新媒体的兴起，公民个人获得了更多的参与、利用和驾驭大众传媒的便利和自由，互联网上的新闻组、留言板、博客与电子邮箱等手段为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意见、以言语参与公共生活，践行民主政治创造了更多可能，提供了一种“先于制度”的空间。传统的大众传媒在新闻实践中，与网络媒体主动或被动地互动和呼应，也在不断突破原有的新闻常规，增进公民的媒介再现与近用机会。大众传媒在这种新技术发展和公民参与的背景下，也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的公共性。哈贝马斯基本上继承了阿伦特对古希腊时代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