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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理学思想自形成之时起，便与诗歌发生了种 种联系。无论是程颐的“闲言语”之贬，还是邵 雍的“自乐” 、 “自得”之作，都表明诗是理学家 不得不认真对待之物。理学对整个宋诗的影响， 在大多数时间里并非因与果的直接连带。但南宋 中后期理学的世俗化使这一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 变得更为直接、更为密切。当时的诗人群体联动 及“宋调”之流变，无不受理学世俗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专属于当今学人所关注的江湖诗人， 而是凝铸为南宋中后期诗坛状貌的“塑造者” 。 一 南宋中后期理学世俗化 孝宗乾道、淳熙间，朱熹、张栻、吕祖谦、 陆九渊等各有建树的理学大家同时涌现，理学思 想获得空前发展，学理上的建构日臻完善。
2、随着 张栻、吕祖谦的去世， “湖湘学派”与“婺州学派” 后继乏人，相继凋零。此后， “学术之会，总为 朱、陆二派” ，其中尤以朱学为盛。朱、陆在世 之时，理学便成为社会上的“显学” ，影响在逐步 扩大。南宋中期尽管爆发了“庆元党禁” ，理学家 在仕途上受到很大排挤，但这并未对理学的传播 产生太大阻力。党禁中对理学的打击并未完全奏 效。如庆元三年（1197）二月，朝廷曾下诏清查 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为“伪学之党” ，并在 科举考试时“策问伪学” 。考生张泳有志于濂洛之 学， 对策“诋排异端， 力主朱子正学” 。党禁期间， 士人对理学的学习、对理学家的倾慕也未被遏止。 如张渭在宋元学案中分别被
3、列入“慈湖学案” 和“东莱学案” 。根据杨简铭张渭叔墓的记载， 张渭接受陆氏心学正是在“党禁”方炙之时，而 且“不远数百里”来从学 。党禁之后，理学传播 风起云涌，其势更加不可阻挡。嘉定时期，宁宗 在理学家的一再请求下，先后赐予理学宗师谥号， 加以追认旌扬。理宗更是公开嘉奖理学，在淳佑 元年（1241）的诏书中， 对程朱之学作了公开认可， 最终促成了理学对朝野思想之流贯。 但理学的广布并没有带来学术繁荣，相反理学 的学理建构已趋于停滞。朱熹弟子众多，南宋中后 期影响较著者有黄榦、陈淳、魏了翁、真德秀、 “金 华四先生”及黄震等。但这些朱门后人在学术上光 大之功有余，开拓之力不足。王夫之指出：“
4、朱子没， 而嗣其传者无一人，是可为长太息者也！” 陆学曾 兴盛一时，成为南宋中后期唯一能够与朱学相抗 衡的学派。由陈淳与陈寺丞师复 、陈宓有宋 北溪先生主簿陈公墓志铭可知，兴起于江右的 象山之学，嘉定时期已经在江左十分兴盛。陆学 的继承者，无论是“槐堂诸儒” ，还是“甬上四先 生” ，同样没有在心性之学上有所创获。而且陆学 在取得短暂“辉煌”之后，很快便被朱学“消解” ， 故黄震说：“今未百年， 其说 （陆学） 已泯然无闻。 ” 南宋中后期理学家虽未能在学理建构上有所建树， 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 常德荣 内容提要 到南宋中后期，理学的学理建构趋于停滞，理学家全面展开了“躬行” ，将学 思
5、向现实政治和日常生活推进， 从而引发理学世俗化倾向。理学诗人群形成于南宋中后期， 就是理学世俗化的直接结果。理学诗人与江湖诗人的交互联动，构成了南宋中后期诗坛 的主体，其背景和动因也是理学世俗化。理学世俗化还影响着“宋调”之流变，一方面 理学诗人的创作弥补了江湖诗歌之不足，承续了“宋调”的某些特征 ； 另一方面在世俗 化大潮中，理学完成了对诗歌的全面渗透，加速了“宋调”的终结。 理学世俗化与南宋中后期诗坛 41 但他们却全面展开了“躬行” ，将理学向现实政治 和日常生活推进。对此明人薛瑄说：“自考亭以还， 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 南宋中后期理学家多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如 李燔因史
6、弥远废皇子竑事罢归。此后， “自惟居闲 无以报国，乃荐崔与之、魏了翁、真德秀、陈宓、 郑寅、杨长孺、丁黼、叶宰、龚维藩、徐侨、刘宰、 洪咨夔于朝” 。他所荐举的这些人，除叶宰的情 况不明外，其他十一人的理学渊源均很清晰。此 期众多理学家官居高位，这为理学向政治辐射提 供了保障。如真德秀曾为户部尚书、 参知政事等职， 其在朝之日积极参与各项事务，将理学思想贯穿 于政事管理之中。又如曾任左谏议大夫、同签书 枢密院事等职的郑宷， 他对义理的体认“每于谏书、 讲卷发之” ，皇帝对他的讲解也甚为满意，认为他 “议论忠实切至” 。又，此时不少理学家能将政 治理想融贯到学术著述之中。如理宗“端平更化” 之时
7、，将真德秀召入朝，希望他能扭转国家的衰 退之势。而真德秀入朝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是进 大 学衍义 。这看似迂腐的作为，恰如四库馆臣所指 出的， 大学衍义乃有为而发，具有极强的现实 针对性 。这一旨趣在真氏西山读书记 、 政经 等书中也有体现。 此时理学家的“躬行”还表现为，将学术思 想向日常生活和道德人生推进。欧阳守道说 ： “某 杜门穷居，常深有感于当世之故。夫天地必有所 依以立，人类必有所依以生。天地所依以立者人， 人类所依以生者圣贤。而圣贤所以生人类、 立天地， 依于人心之理义。 ” 既然理义是立天地、生人类 的依据， 则躬行理义就可以通古今、 知来者。如此， 士人可以通过研习理义来获得
8、社会的认可，并实 现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因而，理义和科举相比， 前者的意义更为远大。南宋中期以后，出现了大 量专心于理学而放弃科举的士人，如南康府的周 谟、余宗杰、李辉、刘贲， “四人同学于文公门， 并有时名，不慕仕进” 。又如詹廷坚 ： “从诸老 游， 根源伊洛每曰：正心诚意， 吾性所当尽也。 修身齐家，吾身所当践也。科举可为吾累乎？ ” 又有徐子仪，将理学的要义用之于现实，不以“穷 达易其志” ，能够“事亲孝，为兄友，处族义，与 乡和” ， 使“乡里称善人” 。徐氏的这种人生态度， 正是理学深入民间、深入人心的表现。这种将理 学落实到现实生活，自然迎合了下层社会的需要。 如“乡先生”周允成
9、在家乡从事教学活动，极大 促进了理学在当地的传播。其生徒达数百人之多， 其中“成人者不可胜计” 。其授徒讲学实为理学思 想向生活、 向人生落实的重要方式。除了教学之外， 周氏还整理天文地理、阴阳杂技、医学卜筮、稗 官小说等书籍，这类书籍虽属民间日用，但周氏 认为它们“有合于道” 。理学家在乡里的学术活 动无疑是“文化下移”的重要步骤。其讲学、 授徒、 著述和道德示范，无不使理学思想深入民间，取 得了“化俗乡里”的效果。众多理学家以身作则， 对民间盛行的佛事加以抵制。如陈淳“顺亲有道， 世俗多用浮屠。先生谕父以理，屏去不用”； 周 允成临终之时告诫子孙说 ： “吾平生圣经贤传，心 体躬行，自觉超
10、逾释老。归尽之日，谨勿信地狱 之说而作佛事，丧礼一从古制。 ” 为了更有效地将理学向现实生活推进，必然 要设立特定的形式。其实早在朱熹生前，理学便 出现了形式化倾向。朱熹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 都高度程式化 。朱熹之后，理学的形式化越来越 严重。如王柏 “子弟白事， 非衣冠不见” ； 黄灏 “幅 巾深衣，骑驴匡山间，若素隐者”； 李燔“被服 布素，虽贵不易”； 李方子“危坐竟日，未始倾 侧” ，这些理学家都以特定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来对民间社会施加影响。 理学形式化日益流行，必然会引发理学的“末 流化”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 “末流化”是世 俗化的集中体现。嘉定时期，朱熹著作便已成为 官方指定
11、的“教科书” 。这种情况下，士人若想 科举及第，必须要熟记理学，现实生活中也要时 刻以理学的教条为准则。因而，士人对理学的接 受，也就带有了极大功利性。在功利心的驱使之 下，他们对理学的学习只是单纯寻章摘句，而对 理学的践行便是刻意的“表演” 。理学在众多士人 眼中，变成了荣华富贵的“敲门砖” 。陈淳说：“大 抵今之读书为儒者，通一世皆是学举业之人。 ” 魏了翁说 ： “自比岁以来乃有剽窃语言，袭义 理之近似，以眩流俗，以欺庸有司，为规取利禄 计。 ” 因之，众多士人以性理来装点门面，以理 学家自居来抬高身价。而在义理之学上，他们不 但毫无建树，甚至连“刻木为鹄”都做不到。黄 榦痛心疾首地说
12、： “吾人以善类自名，而胸中全是 文学评论 2011年第期 42 利害者，尤可恶。 ” 欧阳守道送黄信叔序说， 当时“箪食豆羹见于色”者， “乞墦余而归不羞其 妻妾”者， “杀越人于货”者，都自命理学家，成 为“俗化一大厄” 。这些“伪理学家”的大量出 现， 不仅极大加速了理学末流化的进程， 还使士风、 民风进一步恶化。故清儒黄宗羲说 ： “盖自嘉定以 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 乐浅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 名者，尤不足数。 ” 二 理学世俗化下的诗人群体联动 理学世俗化对南宋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 响，与此相应和，诗坛表现出明显的新变。其中 理学诗人群形成于南
13、宋中后期，便是理学世俗化 的直接结果。而理学诗人与江湖诗人的交互联动， 构成了南宋中后期诗坛的主体，其背景和动因仍 是理学世俗化。 南宋中期以前的理学诗人，都是“单打独斗” ， 其势力尚未影响整个诗坛。而随着理学的世俗化， 理学诗人大量涌现。据清人万斯同儒林宗派 统计，仅朱熹的一传弟子就有 430 多人，再传弟 子近百人。这些人的生活年代多集中在南宋中后 期。又宋元学案中所收录的理学家，多生活 于南宋中后期。当然，这些理学家未必都兼有诗 人的身份，但他们之中的相当一部分有诗歌存世。 仅宋元学案所载录的南宋中后期理学家中， 现存诗歌超过一卷的就有近六十位，可谓“人各 有集，集各有诗” 。他们称得
14、上名副其实的理学 诗人。朱陆等人有以诗言情、言志的很好示范，这 为其追随者树立了榜样。如朱熹斋居感兴诗， 在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三“文籍志”所设“理学 书之目”中，与朱文公语录 、 濂溪集等并列 为 “理学书”。甚至有人认为：“文公诗则布帛之文， 菽粟之味，有补饥寒，生人不可一日缺者。 ” 南宋 中后期的理学家多对诗歌持有更为包容的态度，认 为“有为而发”的诗，“如日星之光明， 河岳之流峙， 殆天地间所不可无者” 。理学家既能如此看待朱 子的诗，则对一般文士的作品，也能持包容欣赏 的态度。像被儒林宗派列为“朱子门人”的 黄学臯，他除了“校勘朱文公续语录” 、 “裒论 、 孟义数章”等学术活动外，还
15、著有补注东 坡诗一部 。苏轼本是二程的“对头” ，他们的 文学观点往往相左。而此时，程朱后学为苏轼诗 歌作注，则表明诗意成了性理之外的另一精神寄 托。诗意和性理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调和，正如 舒岳祥所说 ： “方宋承平无事时，士有不得志于科 举，则收心于学问，放情于吟咏。 ” 这种调和也 同样体现在理学家的师法宗风中。如“艾轩学派” 三传弟子林希逸，搜集业师林光朝、林亦之诗作， 编为吾宗诗法 。又如宋末金履祥编选濂洛 风雅 ，卷首有“濂洛诗派图” ，收入理学诗人 48 位，起北宋周敦颐，讫金氏同时代人王柏等。王 崇炳说此书“以风雅存濂洛，以濂洛广教学” ， 正揭示了这一脉理学诗人的宗派意识。这种
16、宗派 意识表明 ： （一）当时理学诗人已具有相当规模， （二）理学家在诗歌领域也确立了师法宗风。可以 说，南宋中后期诗坛上的理学诗人群体是一股重 要的力量。 理学诗人是一特殊的文学群体，他们有强烈 的正统意识，自觉领导文学风雅。这与同时出现 的江湖诗人不同。江湖诗人主要由生活窘迫、仕 途失意的下层士人构成，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念在 他们身上失落。迫于饥寒，他们干谒要路，谀颂 权贵，无所不用其极。其所关心的不外乎一己之 穷达利禄， 其现实关怀也多表现为一己之悲。因此， 江湖诗人的所为是对传统价值的一种解构。在理 学诗人看来， 江湖诗人是在“堕落” ， 是不可饶恕的。 尽管随着南宋中后期社会的衰变，不少理学诗人 经历着同江湖诗人一样的生活考验，但与江湖诗 人不同的是 ： 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对“道”的追求， 始终将穷理尽性作为安身立命的方式 ； 面对生活 的艰辛，他们能够寻求内在的超越，以达到乐天 知命的精神满足。这样，就形成南宋中后期诗坛 的一种“对峙”状态。 对江湖诗人这一“异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