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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活与你我时事热点第1期臃肿的学生会“官场”是个坏示范刘雪松近日，江南大学“1个学生会主席配7个助理”的文件截图在网上引起热议。媒体记者梳理发现，江苏大学选聘15名学生会主席团助理的通知也曾被网友晒出，而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份“学生会主席团助理名单”显示：20132014学年度，学校从68名同学中，整整录取了30人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团助理。这么多人热衷于学生会的工作，当然是好事。理论上，一能锻炼人，二能多干事。但实际上，如您所知，学生会并没有太多的事可做，因而“组织能力”的锻炼与提高也相当有限。尤其是在诸如“1个学生会主席配N个助理”的庞大官僚式结构当中，这些助理中的一部分人，一届下来可能连棋子的作
2、用都没被发挥过，更难有独当一面开展工作的机会。但助理也是“官”，也是未来走上社会时，可以与普通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拉开距离的一个闪亮标签。因此，对于这个“官位”的趋之若鹜，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给不给这个功利的机会，则取决于大学的决策层。一所高校的学生会，配多少干部比较合适，教育管理者心里应该非常清楚。然而从眼下看，这个“官场”，大有被弄得规模越来越庞大的节奏。它最大的副作用是，不惜抛弃政府倡导的“简政”理念，以更加官僚化、行政化的铺张，满足一部分学生希望“混个一官半职”来填平虚荣心的功利化诉求。高校是象牙塔，也是社会。可能这些高校在选择学生会干部的过程中，各种程序都无可挑剔。但一个机构臃肿、成员
3、庞杂的学生会，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示范。一方面是人浮于事，让这些学生感觉官太好当；另一方面，在其他学生眼中，容易形成一个特殊阶层的概念。并且，由于学生会干部大多是主动报名、择优选用的结果，因此他们获得奖学金的机会、入党的比例等等，相对普通大学生来说，也会更多一些。这就容易造成一种客观上的误会要想证明自己优秀，上升的通道便是“做官”；而只有“做官”，才能拥有更多机会与“实惠”。这样的“校园官场生态”，反而是当前整个社会正在摒弃和消除的一种“官僚生态”。可见，高校学生会这样大面积、无节制地“封官”，不只是做个好人、图个欢喜的小事，它完全有可能是教书育人过程中的一记败笔。高校红头文件随手一批的虚职，在
4、大学生眼里却是实实在在的“官位”。学生会不大，却也是社会的一个缩影。高校应该做的是，把求真务实、独立思考的作风，根植于大学生的思维方式中，把健康、简洁、高效、平等的“官风”，吹到每个大学生的切身感受之中。如此，才能教好人、育好人，并把这种校园风气带到社会风气当中。回归学术评价，打破论文署名潜规则熊丙奇这两天，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郑磊“火”了。为了给学生争取论文署名权，不惜从某核心期刊撤稿，郑磊的这一举动引来一片“怒赞”。按理，一篇论文怎么署名是作者的事，杂志因导师和学生联合署名就不发表论文，是杂志越权干涉作者的署名权。这也令人困惑，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根据论文质量，还是根据作者
5、身份？此事再次暴露了当前学术论文撰写、发表的潜规则，而修正这一潜规则，需要建立学术共同体评价机制。学术期刊为何如此看重署名问题？盖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学术评价受到功利因素影响，评价一篇论文是否有价值，有时不是看论文本身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而是更看重作者的身份和头衔，以此提高期刊的档次。这和项目立项一样，有学术头衔者更容易拿到项目。按照这一规则，有的学生论文署上导师的名字才能发表。二是，有的导师由于事务繁忙，并没有参与研究和论文写作，却在论文中署名第一作者。有的期刊编辑看到导师和学生共同署名，会怀疑这是学生的作品，老师只是挂名。综合这两方面因素，会有期刊希望有学术身份和头衔者单独发表，以此表明
6、这是导师自己的论文，不是挂名，也不是帮学生发表。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尤其如此。这显然有问题。那些确由导师和学生共同研究、写作的论文，怎么能限定署名？限定署名从本质上讲，还是对论文进行“身份评价”，而非学术评价。因此，要解决署名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学术评价的思路上。首先，应对学术成果进行学术共同体评价。有学者建议，对论文采取匿名盲审制度，评审者看不到论文作者，论文作者也不知道评审者是谁。这貌似可以公平评价论文质量，但现实往往不尽如人意。在学术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背景下，一些盲审变为假盲，匿名盲审被潜规则和交易破坏。只有推进学术去行政化，实行共同体评价，才能减少学术评价中的行政和利益因素干扰。其次，要客观评
7、价导师和学生的学术贡献。学术论文出现署名纠纷，还与学术评价中只重第一作者贡献而轻视其他作者贡献有关。有时候，导师为评职称、申报成果，会抢学生的第一作者。笔者以为，在强调个人学术贡献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可以更关注个体的学术贡献，在团队合作项目中，则可以借鉴国外通行的通讯作者（课题项目负责人，通常为导师，负责争取课题经费、设计课题思路）与第一作者（通常为具体进行研究的学生、青年教师）的做法，让导师和学生在课题研究中各司其职，也各得其所，不必因署名而产生利益纠纷。在我国科研界有一个“五同”说法，即申请课题同心同德，项目立项同舟共济，拿到项目同床异梦，分配利益同室操戈，最后同归于尽，这也与缺乏合理的评价
8、机制有关。说到底，论文发表和署名问题，涉及我国学术评价的根本问题。按学术原则和标准来评价学者的学术能力和贡献，才能把学者的精力引导到真学术上。把“五道杠少年”交给时间来评判西坡这两天，“五道杠少年重出江湖”的新闻刷爆网络。5年前，黄艺博是中国少先队武汉市总队副总队长，因手臂上挂“五道杠”队牌等照片引发网络关注。今年黄艺博正值高考，据武汉大学本科招生网公示，日前其已通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自主招生面试，只要高考成绩超过湖北一本分数线38分，即可录取。其实这并非黄艺博第一次“重出江湖”，准确地说，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五道杠”的传说。去年黄艺博把获得的“武昌区政府奖学金”两万元捐给了湖北省水果湖高中
9、树人教育基金，就上过一次头条了。“五道杠”每一次上新闻，都能掀起网友的讨论热情。从“两岁看新闻联播，七岁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语出黄艺博父亲），到当上“五道杠”，再到通过武汉大学自主招生考试，黄艺博的人生履历是逻辑一致的。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正能量”。在某一个评价体系里，黄艺博是光芒四射的，可是他的“光芒”却让许多人感到不适。因为如果换一个评价体系，“正能量满满”就会变成“官味十足”。鲁迅曾批评三国演义道：“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少年天才”或“道德完人”给人的印象往往与此类似。黄艺博表现出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早熟。当别的孩子还在看动画片、童话故事时，他就开始关
10、心国家大事；当别的孩子青春叛逆时，他已懂得资助孤寡老人；当别的孩子只想考个好学校时，他正思考“中华民族之复兴，续写汉唐之盛世”。人们之所以有不适感，首先因为黄艺博的早熟看起来不自然。虽然黄艺博的父母曾表示没有给孩子做过人生规划，但黄艺博的种种表现都很容易让人猜测接受过像素级的指导。因此曾有人批评黄艺博的父母“炮制政治神童”。但外人很难知晓哪些事是他的决定，哪些事是父母安排，时间一久这两者很可能就难以区分了。虽然很多人为黄艺博“缺乏童真”感到惋惜，但至少从照片中的神态看，他自己是享受这种“正能量”状态的。而现在最关键的是，1998年2月出生的黄艺博今年已经成年。不管以前的路有多少家庭干涉的痕迹，
11、往后他要为自己的所有选择负责任了。黄艺博势必会持续享受作为名人的待遇，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媒体关注，被公众议论。现在去论断“五道杠少年”还为时过早，是褒是贬都不妨留几分余地。他未来的成长道路还长着呢！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刚成年的青年，希望他的世界有正能量，也更加丰富多彩。郑永年：中国如何塑造和建设爱国主义？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总是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其外交政策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外交政策是受民族主义所驱动。这方面的文献也越来越多，给人的印象好像是中国人非常排外、厌恶西方或者其他国家。在亚洲，日本更是把中日关系的恶化，归因于1990年代中国政府所推行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确，受1989年的影响，中国政府推
12、行了持久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以确立年轻一代的国家认同。当时领导人的判断是，年轻人之所以推动和参与激进政治运动，是因为过分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教育运动通过不同形式延伸至今。近年来，电视上尽是无穷的抗日战争的片子。但很难说这种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是成功的。就拿中国对日本的认同来说，这些年来，中国人不远千里到日本购买马桶盖、电饭锅、感冒药、安全套等等日本商品，疯狂程度令各国惊讶。对欧美国家的商品也如此。这里并不是说买日本商品或者到日本购物，就等于不爱国了。现在的中国人有能力把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对这个国家的产品认同分离开来。吃麦当劳和看好莱坞大片不见得是爱美国，穿戴欧洲名牌也不见得是
13、爱欧洲。实际上，如果爱国主义不能超越“不买日货，买国货”的初级阶段，就会是贫穷的爱国主义。不过，在东亚的环境里，人们的购物行为也确实能够反映出有关爱国主义的一些问题：在韩国很少看到日本车，人们都是以买国货为荣的。如果物质商品还说得过去，代表文化认同的文化产品又如何呢？德国人在18世纪和19世纪构建德国民族主义时，是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实际上，在所有国家，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认同都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代中国的“哈日”“哈韩”，已经发展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没有人会否认一个国家文化开放的重要性，中国需要引入大量的国外优秀文化，现在这方面做得远远不够，文化市场仍然是很封闭的。但是，西方和日本的
14、色情低俗文化在中国到处都是。一些人说，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它满足了一部分中国人的需要。但主流文化和色情化不分，那又如何解释呢？日本的AV，即使在日本也大都流行于地方小报，但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企业等机构纷纷邀请她们登台捧场，消息公然见于主流媒体。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爱国主义教育至少必须增加人民的民族性，而不是相反。为什么“反日”教育的结果促成了民众的“亲日”呢？“反美”教育导向了民众的“亲美”呢？这就需要反思那么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政府部门一直在主导这场运动，是爱国主义的物质和思想的供应方。出现了问题，有关部门需要反思。稍作分析，不难发现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过程中的诸种不足和弊
15、端。首先，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不仅主题不明确，而且泛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爱国教育运动演变成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包括马克思主义等不是不可以宣传，因为在中国的环境中，它也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不过，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爱国主义的全部，并不能涵盖爱国主义的广泛内容。并且，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很难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一旦爱国主义教育被党化，历史虚无主义就变得不可避免。同样的道理，过于强调党化，人们便要对各种事物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处理来符合政治的需要。例如抗日战争片子，这些年已经制造出多少毫无思想性和严肃性，充满无聊的娱乐性甚至色情性的电视片？为什么中国人拍不出好莱坞式
16、的融合思想性、严肃性和娱乐性的大片来？爱国主义永远是好莱坞大片的主题。为什么中国的片子往往给人们相反的教育？很多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因为太注重要单方面灌输给老百姓，就演变成泛泛而谈和廉价的道德教义，根本没有留给人任何思考的空间。没有对事物的理性思考，就不会对该事物产生长久的爱。国家事务亦然。单向灌输式教育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容不得不同意见，最后导致了该意见的退出，甚至走向反面。爱国主义尽管有人们本能的一面，但也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灌输式的教育只能接受，而不能反思，更不能拒接。以这种方式所接受的观念没有可持续性，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思想就会发生巨变，从爱国走向爱国的反面。因此，对西方和日本非理性的批评，最后导致了人们盲目地“爱”西方和日本；同样，非理性的和盲目的爱国主义宣传，往往导致人们的反感。就国家政策而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并没有和有效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导致过于虚幻而不实。爱国主义教育尽是些大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