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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西文学中弃妇形象在经过文艺复兴的人性解放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之后，西方人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要求空前强烈，并最终导致19世纪全欧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这样的社会潮流推动下，女性的思想与情感的自由解放也水涨船高，达到了高潮。1848年7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召开，宣告了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的诞生，从此也揭开了西方女性运动崭新的历史篇章。这一时期的女性形象，悄然发生了变化，妻子不再是丈夫的依附者，她们更有自己的精神气质和独立追求，她们不愿默守家中，心甘情愿地当配角或玩偶，而是追求独立解放和个人幸福，用安娜卡列尼娜的话说：“我是女人，我要女人的生活！”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拉娜、劳伦
2、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康妮、还有意识流小说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莫莉等等，她们承继安娜、爱玛和德瑞那夫人的主体性精神，而又没有被情人抛弃的悲哀，主动离开虚伪、冷酷、专断或性无能的丈夫，她们要活出自己，得到一种更崇高的灵与肉的满足，逃离或红杏出墙，成了必然的选择。如果说，在过去，在美狄亚时代，是丈夫背弃了妻子，使她们成了弃妇，现在，恰恰相反，是她们休弃了令她们不满的丈夫。区别在于：过去完全是离弃方男子的错误，现在，离弃方女方，没有或者不是主要的错误者，而被弃方却有相当的责任。中国则不然，没有经历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这样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没有爆发西方式的妇女解放运动，有的却是封建专制的压抑，
3、妇女处于社会的底层，弃妇现象和形象当然是不会少见的。中西文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华中科技大学徐梅在其论文中西方文学中弃妇形象研究一文中指出：“西方文学中的弃妇形象仅仅具有具象性，而中国文学中的弃妇形象除了具象性还具有意象化功能。”她说的具象性，是指文学中作为客观存在着的文学形象的实在，它具有独特的性情、价值和风格，在文学史上，它们是实实在在的形象，就如现实社会中的历史人物的存在一样。所谓意向化，是指抽象化或者说意象化了的人物形象。像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等都是基于现实生活进行刻画，而且都是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一步一步地呈现出来的。自这些人物诞生以来，人们提到她们时会想到她们具体的
4、生活情形，而没有其他抽象的或者隐喻性的含义，她们只是作为她们自己而存在。仅具有她们自身的具象性，没有意象化的发展。中国弃妇形象除了现实性外，还有西方文学形象所没有的意象功能，具体表现为：一是中国的弃妇形象总是和特定的意象相联系；二是中国的弃妇形象抽象化为一个符号式的“弃妇形象”，成为不得恩宠的文人们抒发块垒的载体。这些看法是颇有见地的。这种具象性和意向化的区别也是造成中西方弃妇形象“在场”与“缺失”的又一重要原因。只要认真研读那些表现弃妇主题的作品，西方作品中的弃妇表现的是地地道道的弃妇情感和遭遇，沿袭西方文学叙事传统，以客观叙述为主，运用对比和心理描写等表现手法。具象性的表达加上现实中弃妇的
5、匮乏，弃妇形象难免“缺失”。而中国弃妇形象相当部分表现的是实实在在的弃妇主题内涵，还有相当一些只是以此为依托而另有寄寓。这样，实在加寄寓，使形象系列更显壮观，“在场”更为丰赡。西方文学重写实，中国文学重表意。中国弃妇文学沿袭文学传统，虽然有叙述，但写意抒情色彩更浓，特别是比兴手法大量运用，显示了不同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美学品格。比兴手法，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大量运用。中国文人墨客笔下的弃妇相当部分不是真写弃妇，而只是文人兴寄的载体，借以表达政治的遭遇与情怀，甚至出现了男儿写“闺怨”的奇特现象。为什么能将家庭夫妇关系用以表达政治君臣关系呢？中国人讲究阴阳之道和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并将两者
6、结合起来。君臣、父子、夫妻关系就是阳与阴的关系，其地位则是阳尊阴卑。汉代董仲舒就说“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妻妾对夫主的“忠敬”可以比拟人臣对君主的“忠爱”；妻妾被夫君的“抛弃”同样就可比拟人臣被君主的“贬逐”，两者有着契合点。客观上在以诗词赋等抒情文学占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有深远的比兴传统，形成了以花草、美人、怨妇等来比兴寄托一定的社会政治理想或政治沉浮的喟叹。屈原的香草美人意象便以盛装的女性盼望男性的欢爱来隐喻对君王恩遇的期待，其核心便是弃妇衍生的闺怨情结。屈赋以男女喻君臣成为一种极富意味的艺术传达手段。
7、可以说，后世文人无论自比弃妇还是描写弃妇，都进入屈原香草美人的话语系统。魏晋南北朝诗歌以弃妇取比政治相当广泛，其典型当首推争夺皇权而失意的曹植，其弃妇意象表达了政治的失落。如闺情：“揽衣出中闺，逍遥步两楹。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空穴自生风，百鸟翔南征。春思安可忘？忧戚与君并。佳人在远道，妾身单切茕。欢会难再逢，芝兰不重荣。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水如浮萍”七哀诗：“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浮沉各异势，会合何时谐？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曹植类似的诗还有相当篇什。唐代的弃妇诗，也是沿着这条发展的路径，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积淀为一种审美意识，借弃妇诗的愁
8、怨和美人迟暮传达文人仕途失意的悲伤。如杜甫佳人：“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世情恶衰歇，万事随转烛。夫婿轻薄儿，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时，鸳鸯不独宿。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悲吟一个绝代佳人遭遗弃的故事，抒写放臣之感。白居易反鲍明远白头吟:“宜当委之去，寥廓高飞腾。岂能泥生下，区区酬怨憎。胡为坐自苦，吞悲仍抚膺”，借男女情抒发政治心志。这里弃妇成了歌妓，士大夫失去君王宠爱信任而产生的抑郁愤激，通过天涯沦落知音难遇的歌妓表达出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美人红泪才人笔，一种伤心世不知。”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像被弃的薄命佳人一样身不由己的地位和处境。有评论者认为，
9、唐朝前的男性作家借弃妇意象表达一种性化了的附庸意识和奴隶意识，只要这种意识不消除，弃妇意象和与之相关的闺怨和美人迟暮主题就不会绝迹。并分析中唐诗人朱庆馀的诗歌闺意上张水部就是对性化了的附庸意识的最好的注解：“昨夜画堂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眉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在封建专制社会，男性作家想跻身仕途，也许低声下气以潜含性化的附庸意识的弃妇意象为书写所指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这样，男性诗词中君臣知遇的关系表现为男女感情的格式主题形成对应意义：渴望报效相思；怀才不遇美人迟暮；为臣王重用宠幸；受冷落薄情；遭排挤打击弃妇。于是，须眉男儿作妇人语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宋词中弃妇同样成为文人兴寄的
10、载体。北宋以来，词人抒情言志，把士大夫的思想情感流露于小词之中，正如刘克庄所说“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南归后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只有把词当作抒怀言志，以表现自我的行藏出处和精神世界：“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似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述？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在这首词中，稼轩借美人迟暮和遭妒被弃的不幸境遇，来暗喻自己政治上的不
11、得志。类似情况不胜枚举，形成了独具一格的中国文学传统。 刘绿宇.试论“弃妇”形象的文化内涵J.南都学坛，2000(4). 罗溥洛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193195. 刘英凯.中西作品中比喻差异及其社会文化成因J.北京大学学报，1999(3). 祝尚书.心灵的绝唱诗词歌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155. 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79. 董仲舒.春秋繁露Z.北京:中华书局，1996. 参见李永平.中国古代诗歌弃妇意象的发生研究J.西安联合大学学报，2002（3）.文学艺术 弃妇形象 思想文化 艺术表
12、现摘 要：中国文学弃妇形象不绝如缕，而在西方文学中虽有亮相，但呈不平衡和淡化的态势，还时常出现“缺失”的情况。这种差异可以到社会思想文化方面去探寻根因。中西方在男女不平等问题上的现实差异、在思想情感解放上的差异以及文学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是造成弃妇形象“在场”与“缺失”的重要因素。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弃妇形象就连绵不断，在诗词、传奇、戏曲、小说等各种文学体裁中，一群群“弃妇”形象接踵而至，如唐宋传奇霍小玉传里的霍小玉、元代戏剧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清代戏曲秦香莲中的秦香莲、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窦氏等等。这还仅是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弃妇形象，若要一一列出，队伍委实壮观！与此相反
13、，西方文学虽也有弃妇形象的亮相，但数量无法与中国文学比肩，而且呈现不平衡和淡化的态势。产生于古希腊罗马文学基础上的欧洲文学思潮流派纷呈，发展的阶段脉络分明，而在其发展进程中，弃妇形象的多与寡、隐和显是不平衡的，它们主要集中在古希腊罗马文学、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阶段，其他阶段则往往呈弃妇形象“缺失”的状况。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西方文学这种“在场”与“缺失”的差异呢？中西社会在男女不平等问题上的现实差异男女不平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母系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女性的一个历史性失败。但若稍加比较，不难发现中西方社会在男女不平等问题整体一致上的程度差异：在过去的中国社会（甚至东方），女性比西方女
14、性地位更底下、境遇更可悲、苦难更深重、受难历程更漫长。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西方女性还是拥有一定的诸如追求个人恋爱自由的权利，她们在婚恋上不会有中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中国即使有个别男女偷偷相爱，私订终身，但终得找个媒人以明媒正娶，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得不到认可。诗经氓中氓妇情形就是如此。中国女性有一系列繁琐的礼法制度的严格约束，她们不得不背上“三从”“四德”的沉重枷锁。“纳妾”“典妻”“一夫多妻”的存在，让中国妇女处于完全从属的地位，随时有被抛弃的危险，从根本上抹杀了妇女的独立和人格。西方不然，“西方文化向以个人为本位，注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较松散的家庭和经济结构，使得西方女子的整体
15、境遇优于中国女子。她们做人的权力尚未被剥夺净尽，而且西方自古希腊、罗马开始，就实行着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这种法律化了的婚姻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妇女地位的下落。较宽松的生存环境，使得西方女子的自我尊严和自我意识尚存”。将中国同其他国家妇女地位作比较研究的美国学者帕伊伯丽(Patricia Ebrey)论述说：“社会形式在西方常常剧烈地变更，但在中国则好像数千年原封不动”，“中国妇女的状况最可怜”，“使多数西方的著作家感到悲哀”。中国妇女不但地位低，而且呈现每况愈下的态势，“中国妇女地位虽有波浪型起伏（如唐朝妇女地位相对较高），但大体上日益走向谷底”。在中国的先秦时期对妇女的禁忌还相对为少，她们还有一定的自由度，一到封建社会时期，礼法约束就开始往女性身上套，到了封建社会成熟时期，礼法更加严厉繁琐，唐朝稍为宽松，到封建后期的明清，理学盛行，“存天理，灭人欲”、“女子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甚至贞节牌坊的出现，裹脚缠足的兴起等等，妇女地位到了谷底。过去中国妇女这种令人“可怜”和“悲哀”的悲惨遭遇造成了无数个秦香莲式的“弃妇”。这种独特的“弃妇”现象必然在文学上得到反映。所以有人总结说：“在中国妇女文学史上，便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有不少弃妇诗或同情弃妇的诗篇。”西方女性地位与中国恰呈相反的走向。西方早期妇女地位同样低下，加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