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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方文学杂志欢迎投稿:http:/www.bfwx.org 北方文学杂志欢迎投稿:bfwxbjb 124125 文史在线 渤海国(698-926 年)是唐朝中央政权下的一个地方政权。 公元 713 年,其王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渤海成为唐朝的藩属国。 至公元 737 年,大钦茂即位,成为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在位期 间,渤海国得到全面发展,并与唐朝及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其中与日本交往尤为密切,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大钦茂时期渤海与日本交往的背景 大钦茂时期,渤海与日本交往的背景主要分三个方面: 第一,大钦茂统治时期,正值唐朝繁荣时期,东亚各国之间 的关系,主要是以唐朝为中心的册
2、封体制下的藩属关系。大钦茂 时期,渤海国出现中兴盛世,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这使得唐王朝 对渤海国的政策由支持改为压制,利用渤海周边国家部族实行以 夷制夷的政策,使渤海陷入契丹等周边国家的包围圈中,这促使 大钦茂为防止受到攻击而不得不继续与日本密切往来。 第二,大钦茂统治时期,日本进入奈良时代,此时的日本经 过“大化改新”之后,建立了封建制,废除了部民奴隶制,为本 国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1。这一时期,日本与渤海的交 往主要是政治的需求。后来,日本政府实力的增这使得日本不甘 于臣服唐朝,开始对外积极谋求与唐朝平等的政治地位,而渤海 此时遣使来朝,则使得日本在外交上获得了支援。 二、大钦茂时期
3、渤海与日本的交往过程 大钦茂时期,渤海国第一次访日始于公元 739 年,遣胥要德、 副使己珍蒙出使日本,天皇赐宴于朝堂大加封赏。随后,于公元 740年 “丁已, 天皇御中宫閤门。 己珍蒙等奏本国乐, 赐帛绵各有差” , 2 从此渤海乐传人日本。 公元 746 年,“渤海及铁利总一千一百余人慕化来朝,安置 出羽国,给衣粮放还”。3这是渤海对日本交往史上从未有过的 集团规模的访问团体。尽管这个大规模的团队并没有被渤海国视 为正式国家使团,但是无论是从人数还是规模上看,都说明了渤 日本交聘关系的升温。 公元 755 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东北的政局动荡不 安,无暇顾及新罗。公元 758 年,大
4、钦茂遣杨承庆、杨泰师等 23 人随同前来渤海探听唐朝安史之乱消息的小野守田等人,以悼慰 圣武天皇之名出使日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 6 年中 , 双方互 通使节 8 次,被学者称为渤海与日本交聘的“蜜月时期”4。日 本如此频繁向渤海聘使,主要目的就是联合渤海征讨新罗。但由 于公元 763 年,“安史之乱”结束,两者间的交往亦告一段落。 这一特殊时段内,最受史学界关注的是公元 762 年大钦茂遣王新 福等 23 人同伊吉益麻吕访问日本。王新福向日本天皇报告了唐朝 正值肃宗去世、广平王摄政时期,内乱未平,朝贡道路被堵塞。 后日本天皇又于二月丁丑,派板振镰束送回渤海。学界普遍认为, 由于公元 762
5、 年渤海大钦茂被唐封为渤海国王,地位得到了上升, 新罗威胁减弱,于是,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性质也于这个时期开 始由政治需求向经济贸易交往转化。 公元 770 年,大钦茂派壹万福等访日,日本朝廷认为启书无 礼加以责问,“丙午,渤海使壹万福等,改修表文,代王申谢”5。 日本朝廷方予接待,并授位赐物。公元 779 年渤海使高洋弼一行 访日本,亦被要求修改国书。自此,双方陷入国书体例之争。公 元 779 年,渤海放弃了访日政策。待恒武天皇即位,两国又恢复 交往。公元 786 年,李元泰访日,途中遭到虾夷劫杀,日本朝廷 指示“仰越后国,给船一艘、柂师、挟杪、水手而发遣焉”6这 是大钦茂时期最后一次访日。
6、三、大钦茂时期渤日交往的主要影响 大钦茂时期,渤日交往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逐渐兴起的经济 交往和文化交流上。 经济方面,主要体现在渤海贡献方物及日本天皇的回赐。渤 海方面遣使带去的礼物主要以人参、貂皮等土特产为主,受到了 日本朝廷的欢迎。日本天皇回赐的礼物则主要是美浓絁等手工纺 织品,也受到了渤海宫廷贵族的喜爱 7。日本赠给渤海礼品最多 的一次是公元 776 年史都蒙出使日本归国时,“赠给大钦茂绢、 拖各 50 匹,丝 200 绚,绵 300 屯。又缘都蒙所请,加附黄金小 100 两、水银大 100 两、金漆 1 击、漆 1 击、海石榴油 1 击、水 精念珠 4 贯、槟榔扇 10 枚。因王后之丧
7、,又赙赠王后绢 20 匹、 絁 20 匹、绵 200 屯”8。这说明渤海对奢侈品以及佛事用品的需 求有了明显增长,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佛教在渤海也得到了 广泛传播。 文化方面,当时的唐王朝繁荣昌盛,唐朝的儒学广泛影响着 日本和渤海。渤海派往日本的大使中多擅文学,如公元 758 年, 渤海杨泰师曾以副使身份出使日本,临走之际,“当代文士赋诗 送别,副使杨泰师坐诗和之”9他在日本所做的诗也被收入日本 古诗集经国集,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另外,渤海乐的传播 也丰富了日本的文化生活。 综上所述,大钦茂时期,渤海与日本的交往虽然中间诸多坎 坷与争议,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交往一直不曾间断。渤日的交往 互访,
8、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丰富了渤海与 日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双方社会的发展,为渤海国后期的渤日 交往奠定了基础。 大钦茂时期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述略 贾特琳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 摘 要:渤海国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粟末靺鞨族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大钦茂是渤海的第三代王,在位期间,渤海经济文化全 面发展,与日本的交往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渤海国 日本 大钦茂 遣日本使 注释: 1陈翰笙主编: 日本的改革与振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第 19 页 2续日本纪卷 13 3续日本纪卷 16 4 张韬:试析渤海大钦茂时期与唐、日之间的交往兼论渤海 朝唐聘日观的形成,北
9、方文物,2007 年第 4 期,第 59 页 5续日本纪卷 30 6续日本纪卷 39 7 王承礼:渤海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学习与探索,1983 年第 2 期,第 132 页 8续日本纪卷 24 9续日本纪卷 21 作者简介:贾特琳(1989.11-),女,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人,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历史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东北民族民俗学。 颜氏家训二十篇一贯被视为古训及家庭教育的典范,唯 独音辞一篇倍受语言学者关注,只因此文整体阐述了颜氏的 语言学主张, 并奠定了堪称 “中国音韵史上里程碑” 的作品 切 韵的理论基础,正如周祖谟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中所言, “考家训此篇专为辨
10、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 实为研究古音所当深究”。或许正因此,它在音韵研究史上的价 值才显得尤为重要和特殊。 颜氏的诸多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科学的,足见其学 术成就和理论见地是同时代的人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细数颜氏 的语言学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 承认语音存在着差异。 汪明寿先生曾表示, “音韵方面, 颜氏既注意了地域不同而语言有异,亦注意到时代不同而声韵有 变” 。 首先, 作者开宗明义, 指出语音随着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并进一步叙 述了南北方言的特点,对比其分歧,“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 而切诣
11、,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 化,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 北方为愈。”其次,音辞篇中,作者还提出古今时俗不同, 语音也会有所变异的见解。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 夏各异。”既然古音与今音不同,那么由此可知语音由古至今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 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前世反语, 又多不切”,“ 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 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又如: “案: 诸字书, 焉者鸟名, 或云语词, 皆音于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别, 昭然易晓;
12、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尽管颜氏试图从地理环境入手为语音的差异寻求合理的解释, 未免有些牵强,或许南方语音的“清举”、北方语音的“钝化” 果真和“水土”、“山川”相关,但我们并不能将其看作最重要 的原因。然而,他毕竟提出方音可能接触感染的问题,进而揭示 语音的同化现象。 “南染吴、 越, 北杂夷虏, 皆有深弊, 不可具论” 。 魏晋南北朝时,江南一带曾有短时期的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工 商业繁荣,市民之间的交往自然增多不少,普通百姓语言中的俗 语广为传播,因而南方语言中多是俗语,周祖谟也认为如此,“南 人之音辞多鄙俗”。北方长期战乱,语音的接触也很少,因而北 方话反倒多是古语
13、,正如郝懿行所言, “北方多古语,至今犹然”。 语音不仅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的特点,往往还具有明显的社 会性。就是说,各个阶层、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特有的语言特点、 话语方式,表征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颜氏也注意到这点。“易 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作者看到当时“世庶”语 言的分歧,只限于南方地区。周祖谟先生认为“南北世庶之语言 各有优劣,盖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 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说明 为躲避战乱迁到南方的贵族, 从中原带去雅音, 因而他们的语言 “以 北音为主”;而江左地位卑下的市井平民,则大多讲当地方言 吴语,所以比较通俗易晓。
14、 第二, 音辞篇 概括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历史。 春秋 、 离 骚、方言,虽都曾记录过方音,但重点在于“考名物之同 异”,而非“显声读之是非”,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音韵学并未产生。 等到东汉开始有用譬况假借来证明字的读音的情况,如郑玄做的 六经注,高诱说解的吕览、淮南,许慎的说文, 刘熙的释名即是如此,这正是我国音韵学研究的真正起点。 反切的产生与盛行,是中国音韵研究史上的重要成就,对后世产 生深远影响,成为注音字母出现之前学界最主要的注音方法。此 后,著述音韵的作品大批涌现,可能是因为“魏晋时期是中国历 史上社会最不稳定的时代之一,当时的语音变化也因此加剧了”, 于是研究语音的人增多。虽然每部作品
15、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方言的 成分,我们很难判定谁对谁错,但这毕竟又见证着音韵学在此时 的长足发展。 同时,颜氏多次列举南北方语言学者的观点,指出其作品的 得失,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语音研究的状况和水平。“至 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还在研 究语词读音,但只是稍作切正。“李季节着音韵决疑”,时常会 出现错误。“阳阳休之造切韵”,却有很多疏漏。此外,当时语 言交流的实际活动中存在着诸多不恰当之处,比如:“甫”是男 子的美称,后来假借为“某父”的“父”,如管仲号“仲父”, 范增号“亚父”,二者意义相通,虽然不同音,周祖谟:“甫、 父二字不同音,切韵:甫,方主反;父,扶雨反”
16、,但也没 必要严格区分。但是“某父”的“父”与“父母”的“父”却没 有任何关系, 而北方人却以为 “某甫” 的 “甫” 就是 “父母” 的 “父” , 这是错误的。 第三,主张“匡谬正俗”。颜氏在承认语音变化的前提下, 指出时人语音流弊“语多不正”,究其原因,应归纳为两点: 一是“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一是“使其儿孙避讳纷 纭矣”。颜之推认为,前代书中所著反语,于今“又多不切”者, 我们不该“随其伪僻”,继续使用。比如:“兄”当音“所荣反”, 北方人却反“搜”为“兄侯”。“玙璠当音余烦”,江南却 读如“藩屏之藩”。“岐”音“奇”,江南音为“只”。我们不 知道这两种读音“何所承案”,故而都不采用。可见,颜氏认为, 有两种以上读法的语词, 以相沿习用的读音为正, 不论南北。 此外, 作者认为有不同用法的语词应该有所区别。例如:“焉”,在古 书中用作鸟名或表示某种词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