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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方文学杂志欢迎投稿：http:/www.bfwx.org 北方文学杂志欢迎投稿：bfwxbjb 124125 文史在线 渤海国（698-926 年）是唐朝中央政权下的一个地方政权。 公元 713 年，其王大祚荣接受唐朝册封，渤海成为唐朝的藩属国。 至公元 737 年，大钦茂即位，成为渤海第三代王。大钦茂在位期 间，渤海国得到全面发展，并与唐朝及周边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 其中与日本交往尤为密切，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大钦茂时期渤海与日本交往的背景 大钦茂时期，渤海与日本交往的背景主要分三个方面： 第一，大钦茂统治时期，正值唐朝繁荣时期，东亚各国之间 的关系，主要是以唐朝为中心的册
2、封体制下的藩属关系。大钦茂 时期，渤海国出现中兴盛世，经济文化全面发展，这使得唐王朝 对渤海国的政策由支持改为压制，利用渤海周边国家部族实行以 夷制夷的政策，使渤海陷入契丹等周边国家的包围圈中，这促使 大钦茂为防止受到攻击而不得不继续与日本密切往来。 第二，大钦茂统治时期，日本进入奈良时代，此时的日本经 过“大化改新”之后，建立了封建制，废除了部民奴隶制，为本 国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1。这一时期，日本与渤海的交 往主要是政治的需求。后来，日本政府实力的增这使得日本不甘 于臣服唐朝，开始对外积极谋求与唐朝平等的政治地位，而渤海 此时遣使来朝，则使得日本在外交上获得了支援。 二、大钦茂时期
3、渤海与日本的交往过程 大钦茂时期，渤海国第一次访日始于公元 739 年，遣胥要德、 副使己珍蒙出使日本，天皇赐宴于朝堂大加封赏。随后，于公元 740年 “丁已， 天皇御中宫閤门。 己珍蒙等奏本国乐， 赐帛绵各有差” ， 2 从此渤海乐传人日本。 公元 746 年，“渤海及铁利总一千一百余人慕化来朝，安置 出羽国，给衣粮放还”。3这是渤海对日本交往史上从未有过的 集团规模的访问团体。尽管这个大规模的团队并没有被渤海国视 为正式国家使团，但是无论是从人数还是规模上看，都说明了渤 日本交聘关系的升温。 公元 755 年，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东北的政局动荡不 安，无暇顾及新罗。公元 758 年，大
4、钦茂遣杨承庆、杨泰师等 23 人随同前来渤海探听唐朝安史之乱消息的小野守田等人，以悼慰 圣武天皇之名出使日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 6 年中 , 双方互 通使节 8 次，被学者称为渤海与日本交聘的“蜜月时期”4。日 本如此频繁向渤海聘使，主要目的就是联合渤海征讨新罗。但由 于公元 763 年，“安史之乱”结束，两者间的交往亦告一段落。 这一特殊时段内，最受史学界关注的是公元 762 年大钦茂遣王新 福等 23 人同伊吉益麻吕访问日本。王新福向日本天皇报告了唐朝 正值肃宗去世、广平王摄政时期，内乱未平，朝贡道路被堵塞。 后日本天皇又于二月丁丑，派板振镰束送回渤海。学界普遍认为， 由于公元 762
5、 年渤海大钦茂被唐封为渤海国王，地位得到了上升， 新罗威胁减弱，于是，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性质也于这个时期开 始由政治需求向经济贸易交往转化。 公元 770 年，大钦茂派壹万福等访日，日本朝廷认为启书无 礼加以责问，“丙午，渤海使壹万福等，改修表文，代王申谢”5。 日本朝廷方予接待，并授位赐物。公元 779 年渤海使高洋弼一行 访日本，亦被要求修改国书。自此，双方陷入国书体例之争。公 元 779 年，渤海放弃了访日政策。待恒武天皇即位，两国又恢复 交往。公元 786 年，李元泰访日，途中遭到虾夷劫杀，日本朝廷 指示“仰越后国，给船一艘、柂师、挟杪、水手而发遣焉”6这 是大钦茂时期最后一次访日。
6、三、大钦茂时期渤日交往的主要影响 大钦茂时期，渤日交往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逐渐兴起的经济 交往和文化交流上。 经济方面，主要体现在渤海贡献方物及日本天皇的回赐。渤 海方面遣使带去的礼物主要以人参、貂皮等土特产为主，受到了 日本朝廷的欢迎。日本天皇回赐的礼物则主要是美浓絁等手工纺 织品，也受到了渤海宫廷贵族的喜爱 7。日本赠给渤海礼品最多 的一次是公元 776 年史都蒙出使日本归国时，“赠给大钦茂绢、 拖各 50 匹，丝 200 绚，绵 300 屯。又缘都蒙所请，加附黄金小 100 两、水银大 100 两、金漆 1 击、漆 1 击、海石榴油 1 击、水 精念珠 4 贯、槟榔扇 10 枚。因王后之丧
7、，又赙赠王后绢 20 匹、 絁 20 匹、绵 200 屯”8。这说明渤海对奢侈品以及佛事用品的需 求有了明显增长，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佛教在渤海也得到了 广泛传播。 文化方面，当时的唐王朝繁荣昌盛，唐朝的儒学广泛影响着 日本和渤海。渤海派往日本的大使中多擅文学，如公元 758 年， 渤海杨泰师曾以副使身份出使日本，临走之际，“当代文士赋诗 送别，副使杨泰师坐诗和之”9他在日本所做的诗也被收入日本 古诗集经国集，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另外，渤海乐的传播 也丰富了日本的文化生活。 综上所述，大钦茂时期，渤海与日本的交往虽然中间诸多坎 坷与争议，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交往一直不曾间断。渤日的交往 互访，
8、加强了两者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丰富了渤海与 日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双方社会的发展，为渤海国后期的渤日 交往奠定了基础。 大钦茂时期渤海国与日本的交往述略 贾特琳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 摘 要：渤海国是中国古代东北地区粟末靺鞨族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大钦茂是渤海的第三代王，在位期间，渤海经济文化全 面发展，与日本的交往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渤海国 日本 大钦茂 遣日本使 注释： 1陈翰笙主编： 日本的改革与振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第 19 页 2续日本纪卷 13 3续日本纪卷 16 4 张韬：试析渤海大钦茂时期与唐、日之间的交往兼论渤海 朝唐聘日观的形成，北
9、方文物，2007 年第 4 期，第 59 页 5续日本纪卷 30 6续日本纪卷 39 7 王承礼：渤海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学习与探索，1983 年第 2 期，第 132 页 8续日本纪卷 24 9续日本纪卷 21 作者简介：贾特琳（1989.11-），女，内蒙古自治区赤 峰市人，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学院历史学2012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东北民族民俗学。 颜氏家训二十篇一贯被视为古训及家庭教育的典范，唯 独音辞一篇倍受语言学者关注，只因此文整体阐述了颜氏的 语言学主张， 并奠定了堪称 “中国音韵史上里程碑” 的作品 切 韵的理论基础，正如周祖谟在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中所言， “考家训此篇专为辨
10、析声韵而作，斟酌古今，掎摭利病，具有精义， 实为研究古音所当深究”。或许正因此，它在音韵研究史上的价 值才显得尤为重要和特殊。 颜氏的诸多理论观点在今天看来仍是比较科学的，足见其学 术成就和理论见地是同时代的人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细数颜氏 的语言学思想，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 承认语音存在着差异。 汪明寿先生曾表示， “音韵方面， 颜氏既注意了地域不同而语言有异，亦注意到时代不同而声韵有 变” 。 首先， 作者开宗明义， 指出语音随着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夫九州之人，言语不同，生民以来，固常然矣。”并进一步叙 述了南北方言的特点，对比其分歧，“南方水土柔和，其音清举 而切诣
11、，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钝 化，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 北方为愈。”其次，音辞篇中，作者还提出古今时俗不同， 语音也会有所变异的见解。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 夏各异。”既然古音与今音不同，那么由此可知语音由古至今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 加以内言外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前世反语， 又多不切”，“ 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 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又如： “案： 诸字书， 焉者鸟名， 或云语词， 皆音于愆反江南至今行此分别， 昭然易晓；
12、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 尽管颜氏试图从地理环境入手为语音的差异寻求合理的解释， 未免有些牵强，或许南方语音的“清举”、北方语音的“钝化” 果真和“水土”、“山川”相关，但我们并不能将其看作最重要 的原因。然而，他毕竟提出方音可能接触感染的问题，进而揭示 语音的同化现象。 “南染吴、 越， 北杂夷虏， 皆有深弊， 不可具论” 。 魏晋南北朝时，江南一带曾有短时期的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工 商业繁荣，市民之间的交往自然增多不少，普通百姓语言中的俗 语广为传播，因而南方语言中多是俗语，周祖谟也认为如此，“南 人之音辞多鄙俗”。北方长期战乱，语音的接触也很少，因而北 方话反倒多是古语
13、，正如郝懿行所言， “北方多古语，至今犹然”。 语音不仅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的特点，往往还具有明显的社 会性。就是说，各个阶层、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特有的语言特点、 话语方式，表征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颜氏也注意到这点。“易 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作者看到当时“世庶”语 言的分歧，只限于南方地区。周祖谟先生认为“南北世庶之语言 各有优劣，盖自五胡乱华以后，中原旧族，多侨居江左，故南朝 士大夫所言，仍以北音为主。而庶族所言，则多为吴语。”说明 为躲避战乱迁到南方的贵族， 从中原带去雅音， 因而他们的语言 “以 北音为主”；而江左地位卑下的市井平民，则大多讲当地方言 吴语，所以比较通俗易晓。
14、 第二， 音辞篇 概括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历史。 春秋 、 离 骚、方言，虽都曾记录过方音，但重点在于“考名物之同 异”，而非“显声读之是非”，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音韵学并未产生。 等到东汉开始有用譬况假借来证明字的读音的情况，如郑玄做的 六经注，高诱说解的吕览、淮南，许慎的说文， 刘熙的释名即是如此，这正是我国音韵学研究的真正起点。 反切的产生与盛行，是中国音韵研究史上的重要成就，对后世产 生深远影响，成为注音字母出现之前学界最主要的注音方法。此 后，著述音韵的作品大批涌现，可能是因为“魏晋时期是中国历 史上社会最不稳定的时代之一，当时的语音变化也因此加剧了”， 于是研究语音的人增多。虽然每部作品
15、或多或少地保留了方言的 成分，我们很难判定谁对谁错，但这毕竟又见证着音韵学在此时 的长足发展。 同时，颜氏多次列举南北方语言学者的观点，指出其作品的 得失，忠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语音研究的状况和水平。“至 邺已来，唯见崔子约、崔瞻叔侄，李祖仁、李蔚兄弟”，还在研 究语词读音，但只是稍作切正。“李季节着音韵决疑”，时常会 出现错误。“阳阳休之造切韵”，却有很多疏漏。此外，当时语 言交流的实际活动中存在着诸多不恰当之处，比如：“甫”是男 子的美称，后来假借为“某父”的“父”，如管仲号“仲父”， 范增号“亚父”，二者意义相通，虽然不同音，周祖谟：“甫、 父二字不同音，切韵：甫，方主反；父，扶雨反”
16、，但也没 必要严格区分。但是“某父”的“父”与“父母”的“父”却没 有任何关系， 而北方人却以为 “某甫” 的 “甫” 就是 “父母” 的 “父” ， 这是错误的。 第三，主张“匡谬正俗”。颜氏在承认语音变化的前提下， 指出时人语音流弊“语多不正”，究其原因，应归纳为两点： 一是“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一是“使其儿孙避讳纷 纭矣”。颜之推认为，前代书中所著反语，于今“又多不切”者， 我们不该“随其伪僻”，继续使用。比如：“兄”当音“所荣反”， 北方人却反“搜”为“兄侯”。“玙璠当音余烦”，江南却 读如“藩屏之藩”。“岐”音“奇”，江南音为“只”。我们不 知道这两种读音“何所承案”，故而都不采用。可见，颜氏认为， 有两种以上读法的语词， 以相沿习用的读音为正， 不论南北。 此外， 作者认为有不同用法的语词应该有所区别。例如：“焉”，在古 书中用作鸟名或表示某种词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