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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与日本城市化的概况与特点德国与日本是后起的发达国家。它们在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结束国内政治分裂的局面，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此后一个世纪间，经过两次经济起飞，两国成为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达 80%以上，实现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纵观两国社会转型的历程，有两个重要的启示，一是高速度的经济发展促进了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转移，社会结构变动与经济结构基本同步，社会转型的阻力较小。二是德国、日本的经济现代化具有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与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劳动力大规模转移的时间较为集中，转型的风险较高，但两国政府在工业化初期就开始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减轻转型期社会阵痛起到了十分有利
2、的作用。一、德国与日本城市化概况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重大社会变迁，也就是由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城市化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的社会后果，制造业、服务业随着经济现代化进程而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经济部门，城市成为聚集社会人口的中心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是由于这种大规模的持续几代人的人口流动实现的。德国与日本的经济现代化是国家主导型的模式，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具有很大的调控能力，但两国政府对于劳动力的流向和人口流动并未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干预，既没有强制农民离开土地，也没有人为阻碍农民到城市就业、定居，社会转型基本上是由经济发展自发促成的。德国与日本工业化时期也是人口高增长时期。两国的人口增长
3、率达 1 5 2之间。土地资源和农业已难以容纳和承载高增长的人口，工业发展是解决农业过剩劳动力的唯一出路。在劳动力要素供给既充分又廉价的条件下，工业化的关键是资金，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与社会资本的流向决定了城市化进程。德国与日本资本原始积累存在着两个共同点: 一是通过对外战争获得巨额赔款，二是通过高度垄断的银行集中社会资金。德国和日本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积累率高达 20% 以上，在政府富国强兵的政策指导下，积累的资金由王公贵族、地主武士的寄生性消费转变为工厂主、企业家、商人的生产性投资，为社会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德国与日本在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上又存在差别: 一是德国由于重化学工业起步
4、早，企业规模效益和技术垄断带来较高的利润，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德国的工业企业便获得了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而日本工业发展资金长期依赖农业部门的价值转移，政府对土地所有者征收高额的农业税收用于发展工业。日本地税改革后，形成了一个寄生地主阶层，他们不像普鲁士容克那样经营农场，土地收益或存入银行或购买股权流向现代经济部门。二是日本政府不允许外资参与现代工业投资，政府采用的是国家海外发行公债，国家担保私人公司举借外国债务等方式弥补工业化资金缺口。1914 年，日本举借的债务已高达 25 83 亿日元。日本的纺织、丝织等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则承担着创汇还债的艰巨任务，日本的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延
5、迟至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工业企业也因此逐渐获得了自我发展的能力。德国与日本工业化进程中，政府鼓励资金流向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城市建设。以德国为例，1871年 1874 年间社会投资总额 20 4 亿马克，其中农业投资仅占 10%，为 2 亿马克。1896 1899 年间社会投资总额增加为 53 8 亿马克，农业投资的比重下降为 9%。原始积累资金流向现代部门，德国和日本的经济结构开始出现重大变化。日本在工业化初期的 1885 年，农业部门的产值为 3 39 亿日元，工业部门1 28 亿日元，农业为工业的2 64 倍，此后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与工业相比明显下降。1920 年日本农业产值为
6、 11 19 亿日元，与工业产值相当。1930 年工业产值已占国民产值的 45%，而农业产值下降到 18%，工业部门产值为农业的 2 8 倍。德国的经济结构变动更为迅速: 第二帝国初期德国的农业产值为57 38 亿马克，工业产值为39 97 亿马克，1890 年德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并一直保持领先增长。到 1913 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已达 218 亿马克，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已上升到 45%，农业产值 112 7亿马克，仅占国民产值的 23 4%。经济结构变动意味着两国物质生产能力的重心已由农业转向工业，由于引导人口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是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城乡人口的结构也相应变化。德国和日本城市
7、化都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推进的城市化，德国的城市化率领先于日本。1871 年德国统一时人口 3600 万，其中三分之二生活在农村，城市人口占 361% ，德国是以乡村人口为主的农业社会。此后 40 年德国人口开始持续流往城市。1913 年，德国人口总数达 6700 万人，人口增长了 80%，其中城市人口 3840 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 57%，农村人口占 43%，城市人口比初期(1430 万) 增加了 2400 万，增长了 2 7 倍。在新增加的城市人口中，一部分来自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但大部分来自于移居城市的乡村人口，据估计，40 年间约有 2000 万
8、农村居民城市化。农村人口占 40%，德国的城市化初步形成。明治初年日本人口 3480 万，90%生活在农村，是典型的东方农业社会。1910 年日本人口突破 5000万，1940 年达 7190 万，比初期增长 1 倍多。从城乡人口结构来看，1920 年，日本的城市人口 1008 万，占总人口比例为 18%，1940 年增加到 2516 万，占 35%。日本城市化进程滞后，一是由于日本纺织女工候鸟型迁移方式，二是城市人口统计口径不同，日本城市人口是以 2 万人以上居民点计算，而德国是以2000 人的定居点作为城镇人口统计的。第二阶段是 20 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一阶段是两国城市化深
9、入发展和最终完成时期。由于前期的工业经济奠定了社会转变的物质技术基础以及两国的人口均进入低增长阶段，特别是两国高速发展的服务业使第三产业成为吸收农业过剩劳动力的主要部门。战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联邦德国的领土和人口都占 70% 以上，城乡人口结构为 68: 32，农业和农村人口仍然高达 1500 万人。此后三十年间，联邦德国经济第二次起飞，人口再度向城市聚集。1978 年联邦德国的城市化率达 93 6%，在 5900 万居民中仅有 370 万人生活在农村，农业就业人口 170 万人，净减少 1000 万人。目前，德国已成为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率最高国家之一。日本第二阶段的城市化出现了加速
10、效应，战争末期大量日本市民回流乡村，1946 年日本的城市化率下降到 27 8%，乡村人口上升到 72 2%。五十年代第二次经济起飞后劳动力和人口加速流向城市，1976 年日本人口达1 12 亿，其中8500 万居住在城市，乡村人口 2680 万，占人口比重的 24%。二十多年间日本城市人口增加了 6000 多万，平均每年达 200 万以上。七十年代末期后，日本的城乡人口比例稳定下来。二、德国与日本城市化的特点工业化时期德国劳动力的流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由农业部门流向工业、服务业。二是制造业工人由家族作坊、手工业作坊流向机器大工业。在工业化初期的 1871 年，德国的农业劳动力 854 万人，
11、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为 50 9%; 1919 年时农业就业人口为 1070 万人，净增 200 余万，但是农业劳动力在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却下降为 35 1%，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却由 501 7万激增到 1172 万人，净增 670 万，占就业人口的比重也由初期的 27% 上升到 37 9%，表明工业已吸收了大量的新增人口和农村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德国工人阶级的构成来看，七十年代的工人大多在5 人以下的小作坊就业，机器工厂的产业工人不到 20% 。八九十年代的重化学工业规模扩张，手工业工人流向收入更高、福利较好的大工厂就业。1871 德国 50 人以上的工厂就
12、业人数年不足 100 万，1895 年已达590 万，1907 年增加到846 万。由于重化学工业集中在鲁尔工业区的大中城市，几百万劳动者的流入，使这些城市的人口急剧膨胀。日本就业结构变动要滞后于德国。1882 年，日本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高达 82 3%，非农业部门仅占 17 7%。此后日本的纺织工业作为重点产业高速增长，到 1920 年日本的农业劳动力下降到 53 6%，制造业吸纳的劳动力由5 6%上升到20 7%。产业工人达161 万，比工业革命初期增长了10 倍。但日本的工厂中 60%是纺织女工，她们是农家的女儿，只有极少部分在城市落户。20 40 年代，日本的重工业急速增长，1936
13、年工厂工人为 260 万，比 1920 年增加 100 万，其中大部分为钢铁、机械造船化学工业的男性工人，他们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后，在城市永久性定居，对日本城市化率的提升有显著的作用。日本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逆转是在 20 世纪 50 70 年代完成的。1947 年农业劳动力达 1780 万人，1978年下降为 737 万，减少了约 60%。这三十多年间，日本的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农家子弟的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进入非农业部门就业，使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分别增长 393% 和 66%，到 70 年代日本最终完成了城市化的历史进程。德国与日本农业人口转移的社会障碍较小，两国工业化初期就基本废除封建土地所
14、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农民获得了较为充分的人身自由，他们在城乡、工农收入差别的利益驱动下，自发地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工资较高的部门。政府通过立法消除了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是合法的，农业人口的市民化比较顺利。19 世纪初由普鲁士首相施泰因和哈登堡进行的社会和经济改革，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废除了农奴制，劳动力和土地流动的障碍基本消除。1867 年，普鲁士又制订了职业自由法和迁徙自由法，农民获得了迁居自由和择业的自由权，统一后的德国宪法和民法法典将这两项权利扩大到整个帝国范围。在日本，则是废蕃置县以后，推行版籍奉还和地税改革，对封建土地关系、封建地租形态、阶级门第制度、封建性商法和商业组
15、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理。土地在私有化以后可以自由交易，农民也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就业地点和行业。尤其是七八十年代的地税改革，确定了土地私有权、货币地租及国家近代税收体系，对工农业商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农户家庭在拥有经营自由权以后，农闲时经营商业或家庭手工业，或利用山村种植桑蚕茶叶和其他经济作物，农业商业经济和非农兼业收入增加，使日本农民开始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从人口流动的空间距离来看，两国农村人口的转移最初均是以近距离流动为主，到工业化中后期出现了跨地区的全国性人口流动。德国的人口流动在统一之前基本上局限在各邦国之内，七八十年代后也大多流往家乡附近的小城镇，人口流动较为平稳，并
16、带动了小城镇的人口增长。直到 1910 年德国的3890 万城市人口中，1 万人以下的小城镇居住的人口总数仍然高达 2500 万，是大城市居民人口的 2 倍。五十年代后出现跨地区的远距离的流动潮，东北部农业区的劳动力流向西部鲁尔工业区，莱茵河两岸的工业城市人口成十倍上百倍增长，出现了十几个人口达 20 万人的新兴工业城市，如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科隆等。据统计，20 世纪初德国的 6000 万人口中，仅有一半生活在出生地，另一半人加入了移民大潮，流入了邻近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工业化初期以近距离流动为主。由于日本纺织业是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要部门，而纺织厂 90%的工人是女工，这些农家的女孩子十四五岁便由父母送往纺织厂打工，赚取工资补贴家计。女工大多是两班工作制，每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