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狼性的双重变奏论世纪现实型文学中的人化与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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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青海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人性与狼性的双重变奏论19世纪“现实型文学”中的人化与异化肖四新 如果说人生存的创造性在中世纪被降到了最低点的话,那么在文艺复兴时期恰恰相反,被抬到了最高点,而“巴尔扎克时代”的人则是人性与狼性同在的人。尽管作家们揭露和批判现实的丑恶,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人的期望。他们同蔑视人、侮辱人、摧残人的各种社会势力进行斗争,继续高唱人性价值与人格尊严的赞歌;他们笔下的主人公试图通过人自身的努力与创造摆脱变成虫的命运,重新成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阿伦布洛克认为,19世纪小说在人文主义传统中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用同样的方式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2、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对人类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在他看来,尽管小说所呈现的是一幅幅丑恶的景象,男男女女被情欲所支配、所毁灭,但是,“一方面是人类经验的令人丧气的普遍情况,另一方面却又是人类在自信心、承受力、高尚、爱情、智慧、同情、勇气方面能够达到非凡的高度,这两者的对比一直是人文主义传统的核心。”那些与环境抗争、与人竞争、被称为“个人奋斗者”主人公们的确没有变成猥琐的虫。他们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出类拔萃,力量犹在。但在一个现实取向的时代中,在一个与狼共舞的社会里,独立人格与尊严的维护、个体价值的实现必须通过现实的地位来加以确证。于是,这些时代的“英雄”们披荆斩棘、舍生忘死地去求得能维护自己独

3、立的人格与尊严、确证个体价值的社会地位,从而演绎出一曲曲雄浑的悲歌。19世纪“现实型文学”所传递的仍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文主义为主的理性主义精神,他们试图通过理性观照来回归被金钱异化的人性,求得人的解放与自由。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阶级社会中,财富与地位永远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同时也是个体价值的体现。在19世纪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时期,有人为财富在忙碌,有人为地位在钻营。尽管金钱已经开始主宰社会,但等级制度给处于社会下层的人留下了太多心灵的创伤,成为特权阶级的一员似乎是那些处于社会下层但又有才华又有追求的青年的一种童年记忆。当他们初登人生舞台时首先想到的是谋求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要以此来维护自己的

4、人格尊严,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个人价值,获得社会的认可。首先出场的是于连,他聪明过人、才华出众,但由于出身低微而沦为了社会最底层的一员,备受歧视,饱受蹂躏。他有自己的思想和追求,不愿终身做侍候人的家庭教师,也不愿经营一点小生意将自己埋没。他渴望出人头地,试图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进入上流社会,摆脱屈辱的社会地位。他说:“在拿破仑时代,我会是一位将军;在未来的神父中间,我将是一位主教。”为了达到出人头地这一目的,他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他将自己不喜欢的圣经和教皇论背得滚瓜烂熟,委屈自己去侍候自己根本瞧不起的人,与自己不爱的人玩爱情游戏,甚至充当复辟势力的帮凶与爪牙。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能

5、进入上流社会,成为被别人瞧得起的人,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他生就一颗高贵的心,使他不能容忍别人对他人格尊严的践踏。当人格受到侮辱、自尊受到伤害时,他曾进行过猛烈的反抗与报复。为了实现个体价值,他也一度妥协过,但人格尊严的丧失使他的精神备受煎熬与折磨。正如高尔基所说,“像于连这样智力高度发达的青年,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优势获得相当高的独立的社会地位。”73但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他天良并未丧失殆尽,不愿意彻底地放弃人格尊严走向彻底的无耻。尽管他并不是自觉的革命者,也不是大革命时代的真正英雄,但他身上所激发出的生存创造性,特别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都是一种人性的闪光。相比于连,夏泼是

6、一个毫无精神负担地顺应时代潮流的女冒险家,我们有无数的理由谴责她。她爱慕虚荣、自私自利,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但阿尼克斯特说萨克雷在塑造夏泼这个人物形象时“坚决地摒弃任何一点理想化”,这是我们不能赞同的。如果撇开道德判断的话,她在维护人格尊严与证明个体价值时所激发出的惊人的生存创造性是不应该否认的。她的追求就是要做一个使别人巴结的人,因为这在她所生活的世界中是证明她自身价值的方式。我们从她不愿匍匐为虫的追求中,看到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个体,一个试图站立起来、将个人价值变为现实地位、证明自我价值的“英雄”形象。就连作者本人,在讽刺她的虚荣心、在给她安排了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的同时,也无不流露出对她个

7、人奋斗精神的赞赏。夏泼最后身败名裂的结局其实是作者从道德愿望出发的一种主观安排。在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中应该是“好女人上天堂,坏女人走四方”,顺应时代潮流的夏泼怎么会失败呢?在希斯克利夫身上,我们看到的也是一种人性的要求和生存创造性所激发出的巨大力量。他渴求平等与做人的尊严,渴望爱与被爱,这都是一种人性的要求。特别是他那没有丝毫理性、只有激情的爱与恨,既让我们恐惧,也让我们颤栗。由这种爱与恨所激发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样标识着他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不甘为虫的强有力的个体。他是一个撕下了文明外衣的赤裸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真正的人的存在。我们必须全面理解人文主义精神,而不能因为他们

8、身上所呈现的狼性而抹杀其人性和人文主义精神。正像布洛克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仅仅强调一般男女能够达到尊严、善良和伟大的潜在能力,而忽视我们大多数人是有分裂人格的,很少能够达到本来能够达到的程度,那么这样一种人文主义就是浅薄的,说不通的。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最早满怀热情地谈到人的尊严和创造能力,他们像任何人一样都知道,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的每一条街道上,都可以找到邪恶、苦难、精神的贫乏。但是他们相信,人是能够摆脱他们的环境,克服他们的命运的。”简爱是又一个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尊严的“个人奋斗者”形象。与其他人相比,她是一个被异化和扭曲较少的形象。她尽管出身低微,但她的思想、才智和善良、真诚、坦率

9、、坚毅的品质使她高出她周围的那些贵族妇女。如作者所说,她的“灵魂象一团火”,她渴望真正的爱情、幸福与自由,但由于出身低微,她被抛到仰人鼻息的境地。尽管如此,她也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通过写诗,作画、做梦来表达自己对自由世界的向往。她追求独立的人格与尊严,这既体现在她对姨母、对校长的反抗上,更体现在她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她顽强地坚持爱情不应当淹没个人的独立性与尊严,她忍痛离别自己的爱人,宁肯忍饥挨饿也不愿意做别人的情妇而享受荣华富贵。她的爱情宣言是:“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即使沦为路边的饿殍时也保持着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不愿嫁给一个对自己没有爱情的人。在同表兄的撕打中、在对姨母

10、的怒吼中、在同校长的对峙中、在冲出婚礼殿堂的那一刻、在泥泞的小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瘦小的身躯因追求人格独立与尊严所激发出的不屈的战斗力、旺盛的生命力。作者也正是企图通过这种战斗力与生命力为小资产阶级妇女探寻出一条出路。当资产阶级最终取代贵族阶级后,金钱终于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了主宰一切的灵物。当一切关系被转化成金钱关系后,对金钱占有的多少也就成了衡量个体价值的唯一的天平。于是,于连的“后代们”使出浑身解数疯狂地攫取金钱,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获取应有的社会地位。金钱像一根巨大的魔针激发出人的巨大的创造力与活力。尽管对金钱的占有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但从来没有哪个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为强烈更

11、为疯狂。在这样一个金钱的时代里,这种创造力与活力被看作是个体价值实现的标志,也成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经济学家凯恩说:“资本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把对个人爱钱、想赚钱的本能的强烈刺激作为经济机器最主要的原动力就我来说,资本主义如果运用得当,能比现在的任何其他制度更有效的达到经济目的。”爱钱当然不是人的本能,但他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是由爱钱、想赚钱所激发出的创造力推动的。74在19世纪“现实型文学”中我们看到,无数人在金钱的诱惑下、在欲望的燃烧中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将潜在的能量尽情释放,变成了时代的“英雄”,如葛朗台、拉丝蒂涅、吕西安、纽心根。但是,“英雄”的铸就、个体价

12、值的实现、历史的发展是以牺牲人的情感为代价的,它在将人的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限的同时,使人类善良与正直的美好品质、最纯洁最圣洁的情感、高尚的精神追求以及正常的人性也在这种发挥中失落了。亲情、友情、特别是爱情是人性中最为闪光与耀眼的部分,古今中外有多少浪漫的诗人吟颂它们、赞美它们,但是对于这些时代的“英雄”们,它们就像被炸干了汁水的柠檬皮一样被弃之一旁。尽管如此,仍然有些痴情不改的作家,即使是在散发着铜臭气的环境中也深情地将它们呼唤,企图通过脉脉温情挽救日益堕落的世道人心,寄托自己的浪漫幻想。高老头“钱能买到一切,买到女儿”的绝望呼喊既是对破坏亲情的金钱时代的不满与抗议,也是对亲情的呼唤。不论我们

13、对高老头的父爱诉诸怎样的批判抽象的人性论也好,宗法制的温情脉脉也好,资产阶级的父爱也好,它动人的魅力仍然没有褪去。作者的主观意图就是塑造一个父爱的典型,将亲情的根留住。寒冬的坚冰在亲情的温暖中破解,这是狄更斯的愿望;心灵的创伤在友情的抚慰中修补,这是雨果的设计。尽管在这个时期的文学中,有关亲情与友情的描写寥寥无几,而且是作家们的一厢情愿,但它多少给人以慰藉与温暖。在寒冷的黑夜里,作家们也忘不了爱情。简爱对独立平等自由的追求,使这个“丑小鸭”战胜了她周围的贵族妇女,赢得了罗切斯特尊重,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凯瑟林大胆地冲破阶级的藩篱,不顾哥哥的恫吓与处罚,顽强地同下等人希斯克利夫相爱;丑陋的加西莫多在死亡的爱情中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无怨无悔地随爱斯美多尔达而去;精神处在荒漠之中的奥克塔夫,在表妹阿尔芒斯的爱中得到了一丝情感的慰藉;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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