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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九章 审美文化形态审美文化形态和美育讲述审美文化形态及其美育问题。这是本教材与同类教材相比而显示的一个突出特色，目的是满足学员及时地思考和把握当下社会文化热点问题的愿望。这一章重点是各种文化形态的划分和内涵特征。第一节 审美文化及其形态。文化文化是特定群体表达其生存意义的符号系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多种形态。教材中还给出了一个简洁的表述：文化是人类的符号表意系统。审美文化的含义审美文化是指人们的各种文化生活与审美相互渗透或交融的状况，既包括传统纯审美形态、也包括当前日常泛审美形态。审美文化形态从历史演变的情况来看，审美文化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种形态：一是古典性审美文化，二是
2、现代性审美文化，三是外来性审美文化。在本教材中，我们简化地使用古典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和外来性文化等概念。还可以从社会分层角度划分审美文化形态，就有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和高雅文化。第二节 古典性文化、现代性文化和外来文化与美育。古典性文化古典性文化指的是建立在古代社会生活方式基础上并保留至今的审美文化遗产。它的审美特征空灵、流转有韵、蕴藉。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文化是指与古典性文化相对的建立在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基础上的审美文化。现代性文化的内容是很前沿的，可以说是难中之难。理解这个概念，一是要理解现代性文化时间上的相对性。同时，还要从社会发展形态的角度来进行理解。现代性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同古典习惯文化特征
3、相对而呈现的，即实存为本，蕴涵局部空灵；注重形象刻画，讲究毕形传婶；第三是以明晰为本，见出蕴藉韵味。外来性文化外来性文化是指那些来自其他民族而在本民族中产生一定影响的相对独立的审美文化。讲一种审美文化是“外”来的，就是强调这个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异”。外来文化的审美特征也有三点：奇异；徵实和逼真。第三节 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与美育。高雅文化高雅文化指由文化活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群体创造的、蕴涵了他们的文化旨趣的经典性和代表性的审美文化。大众文化教材把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定义为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
4、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 按照这个理解大众文化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尤其是一种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文化形态；同时，它还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大众文化认同审美的感性愉悦，它不是神圣的而是一种日常的审美文化。大众文化的审美特征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第二，形式的流行性和模式化。第三，观赏的日常性和效果的愉悦性。第四，商业性机制的制约作用。大众文化的美育途径。第一，正确对待大众文化产品，引导学生学会鉴别优秀作品的
5、能力，提高对大众文化文产品的理解能力。第二，发掘大众文化产品中的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其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感染人、激发人，以达到良好的美育效果。关于这一点，需要注意：第一，大众文化的这种积极作用是以一种愉悦大众的形式来实现的，其化人也深，感人也真，效果良好；第二，在这种愉悦性的影响下，大众文化文本之中也会携带一些庸俗化倾向，这就需要正确引导、分辨优劣；第三，大众文化积极的美育作用常常在一种“无意识”的条件下实现，比如教材提到的“雕牌牙膏”的广告，它在推销自己的产品的时候，“无意”之中生产了一种新的健康的家庭伦理观念。这一特点的存在就要求我们仔细辨析大众文化产品中的各种意义，引导学生了解其中富有价
6、值的成分。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指的是由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它的审美特征是：自发性，传承性，通俗化和程式化，实用性和娱乐性。30年审美精神和审美文化的流变欣赏：当前中国审美精神的转变从诗意启蒙到异趣沟通当前中国审美精神的转变 在考察当前中国美学问题时，有一个问题是不得不考虑的，这就是：我们所时常谈论的“审美”到底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我们所身处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正在出现这样那样的新变化，向美学理论提出种种质疑，要求它做出回答。这里，我想仅仅从审美精神的转变这一角度，谈谈我对当前中国审美状况的个人看法。一、审美精神概念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审美与艺
7、术活动（如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电视等）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已经和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和不同途径的阐释与评价。这里我不打算专门梳理这些阐释和评价，尽管这样做十分有益，而是仅仅从审美精神角度对这些新变化作一点个人的分析。“审美精神”一词，这里自然不可能作精确的界定，但需要指出具体运用时的含义：它指那种在活的形象中、并通过活的形象去呈现人类生存意义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态度或意向。这种审美精神不可能单独存在，而总是存在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之中，换言之，总是从具体而多样的艺术现象中“提取”出来的。在不同的时代，艺术现象不同，审美精神就可能体现出明显差异。艺术诚然并不仅仅体现审美精神，而是同
8、时还可能体现伦理精神、哲学精神、宗教精神和历史精神等，不过，毕竟把审美精神作为须臾不可或缺的最直接的甚至最根本的精神。此外，每个时代艺术中的审美精神可能不会像黑格尔有关“时代精神”的论述那样是完全统一的，而是存在着更为复杂多样的情形。然而，这不应妨碍我们透过复杂多样的艺术现象之谜去寻找隐藏其间的某种相对连贯的和有着共通性的审美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打算结合具体的文学艺术现象、在80年代与90年代相比较的意义上简略地考察当代中国审美精神的转变。二、文化蒙昧与诗意启蒙80年代审美精神首先遭遇的问题是：80年代审美精神怎样？说“80年代”时，通常要约略回溯到70 年代末即“文革”结束时。从那时起
9、直到几乎整个80年代，“启蒙”就成了中国艺术潮流中的强有力音调。“启蒙”（“Enlighten”），本义为以光芒把事物照亮， 引申为使蒙昧者变得有知识、教养和理性，即是以理性光芒去开启大众的蒙昧心智的活动。在中国现代，“启蒙”往往有着特殊的含义即以西方现代科学与理性精神去开启中国大众的蒙昧心智，以便使被抛出中心轨道而在边缘处挣扎的中华文化重新具有中心权威和魅力。这就必然地隐含了一种带有等级制色彩的文化想象：中国大众尚处于封建蒙昧之中，这是中国落后挨打的关键；而知识分子的重要而神圣使命便是向大众灌输现代科学与理性精神，使其觉悟起来，从而成长为中国的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以鲁迅、胡适和陈独秀为代表的一
10、代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起这一神圣而艰难的的启蒙使命。在鲁迅的小说人物如“狂人”、华老栓、祥林嫂、子君和涓生及阿 Q等身上，启蒙的这种神圣与艰难性得到深刻的揭示。10年文革结束，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面临的最迫切问题，与其说是政治的封闭或经济的落后问题，不如说是长期“文化专制”导致的文化上的蒙昧问题，即大众中普遍存在的无文化或反文化、无知识或反知识问题。正是这种文化蒙昧正阻碍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由此，他们感到了继承“五四”传统、重新履行文化启蒙使命的充分的必要和艰难。这一点由班主任率先触及，自此成为整个80年代文学潮流的一个核心内容。但问题在于，不能仅仅满足于运用文化启蒙一词去描
11、绘80年代，因为这个概念还只是对于80年代文学的普遍性的或总体性的文化精神的描述，还不是对于它的特殊的审美精神的规定。文化启蒙一词虽然总体上指理性启蒙，但在实际中可以包括较为宽泛的领域，涉及理智启蒙、道德启蒙、情感启蒙和诗意启蒙等等。此时，张洁的短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载北京文艺1978年7 期）所讲述的音乐启蒙故事，就值得认真关注了，因为它为我们理解80年代审美精神提供了一个富于象征意义的参照。这篇小说主要讲述伐木工人的儿子孙长宁在被放逐的音乐家梁启明的教育下成才的故事。孙长宁尽管生活在森林的怀抱中，把森林当做自己的生存“乐园”，但在“文革”浩劫年代，却不得不被烙上深深的“伤痕”印记。只是
12、这“伤痕”与班主任里谢惠敏的并不相同。如果说谢的“伤痕”属于“反文化”（排斥任何优秀文化），那么，孙的则是“无文化”（缺乏优秀文化）。处在远离都市文化“中心”的自然“边缘”地带，孙虽然可以躲避谢所遭受的“反文化”意识形态的直接强制，接受自然美的“美育”，却不得不领受“无文化”的深切苦痛，如无法接受正常教育，以及不懂什么叫“黑线人物”和“文艺黑线专政”等。这同样属于由政治强制所造成的文化“蒙昧”状况。谢的“反文化伤痕”固然可以通过班主任所揭示的那种理智启蒙手段去疗救，如做思想工作或说服教育，阐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但是，面对孙的“无文化伤痕”，这种一般文化启蒙手段是否仍然有效呢？或者不如进一步说，
13、面对这两种不同“伤痕”，单一的文化启蒙手段就足以成功吗？当班主任等小说几乎一致倾心于理智启蒙、为我们幻化出理智启蒙的乌托邦时，这篇小说却独辟蹊径，亮出了诗意启蒙这一与众不同的新路。于是我们读到，林区少年孙长宁的无文化的蒙昧状况，由于被放逐的“黑线人物”梁启明的到来而改变了。“梁启明”这一名字本身，就透露出叙述人强烈的“启蒙”（启明）冲动。不过，这位音乐家无需像“班主任”张俊石对待谢惠敏和宋宝琦那样从事理智启蒙，而是借助音乐所幻化出的充满诗意的形象去开启孙长宁的蒙昧的心灵之门。一天，正陶醉在“森林乐园”里的孙长宁突然听见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它既不象鸟儿的啼鸣缭绕，也不象敲打着绿叶的一阵急雨；它既
14、不象远处隐隐约约的伐木工人那拖长了的呼声，也不象风儿掀起的林涛，可是它又象这许许多多的、他自小就那么熟悉的、大森林里的一切声响。朦胧而含混，象一个新鲜、愉快而美丽的梦。所有的人，没有一点声息地倾听着这飘荡在浑厚的林涛之上的、清澈而迷人的旋律。这旋律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个他从来未见到过的奇异的世界。在这以前，他从不知道，除了大森林，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这片在生活里偶然出现的笛声，使他丢掉了孩子的蒙昧。多么可爱的孩子的蒙昧！而自小在大自然里感受到的，那片混沌、模糊、不成形的音响，却找到了明晰的形象。在这许多热情、粗犷的听众里，却只对于孙长宁成为一种必然。仿佛他久已等待着这片笛声”。正是在“
15、魔笛”所引发的音乐体验中，这两位带有不同“伤痕”的人的心灵，“被同一种快乐和兴奋激发着”，彼此相互沟通，竟“忘记了他们之间的年龄的差别，忘记了时间已经渐渐地过去”。从此，梁就以“代父”的姿态，对孙实施音乐教育，并借助于音乐的力量而进行全面的知识教育（包括读、写、算等）以及道德教育（如决不能把音乐才能当商品）。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诗意启蒙手段，不仅被启蒙者孙的蒙昧心智被开启，而且启蒙者梁启明自己一时间仿佛也回到快乐的孩童时代，他虽终因癌症不治而逝，但他的音乐生命在孙的身上延续和光大。最后，孙凭借梁所传授的高超音乐技艺，终于在北京成功地征服了主考教授傅涛和其他考生，被破格录 取为音乐学院大学生。其他
16、考生在严酷竞争面前竟无私地一致乐于让贤的场景，更是为我们幻化出那时人们信仰的音乐情感乌托邦。似乎音乐的魅力远比单纯思想灌输更为巨大而神奇，它可以使饱受政治创伤的人们骤然间获得心灵的解放，争得新生的权利。如果上述读解是成立的，那么不难获得一种感受：这篇小说试图显示一条面对文化蒙昧情势的、不同于理智启蒙、道德启蒙或情感启蒙的诗意启蒙道路。诗意启蒙，简单讲来就是以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体验去传达理性意图，即凭借艺术的审美体验而使蒙昧的心灵获得解放。与理智启蒙突出理智觉醒、道德启蒙强调道德责任、情感启蒙重视情绪感染不同，诗意启蒙要求启蒙意图必须寓于艺术形象之中，并始终不离艺术形象体验。尤其重要的是，按梁启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