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新的敌人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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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新的“敌人” ：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根源 作者：潘亚玲 来源：文化纵横2020 年第 05 期 自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就呈持续加速调整特征;而随着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调整的加速度进一步增加。对于这一并不值得期待的发展，仍有不少人将其归因于特朗普总统及其追随者，进而仍寄希望于美国总统及执政团队的可能改变。本文认为，在浓厚的特朗普色彩背后，美国对华战略加速调整的国内基础相当牢固，即美国面临的系统性危机，主要体现为霸权衰落、白人身份和政治制度的三重危机。上述系统性危机被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以一系列特殊的方式加以动员，从而使包括对华战略加速调整在内的大量

2、貌似非理性的战略决策变得合理，甚至在美国国内颇受欢迎，而这又反过来强化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对上述危机的应对方式，进而形成一种奇特的恶性循环。 霸权衰落危机与外部“敌人”识别 尽管“911”恐怖主义袭击让美国人认识到，伴随冷战结束的“历史假期”已然结束，但他们并不认为这会危及美国的社会福利和物质强大。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911”事件很大程度上触发了美国历史性的国运衰落进程：进入 21 世纪前，美国人已经享受了 200 余年的国运上升所带来的种种荣光;但随着“911”事件终结了地理安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经济困难，及 2016 年特朗普当选放大了制度危机，美国的国家运势似乎正在逆转。

3、而其中最被美国人看重的，当然是其经济困难，或者说是美国霸权地位面临的日渐明显的威胁。 第一，秉承自斯宾塞“西方没落论”而来的“居安思危”心态，美国对国际体系中挑战者的崛起和自身霸权地位面临的威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不断发出“美国霸权衰落”的警告。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美国几乎每隔十年便会出现一波霸权衰落大讨论。相比历史争论多以衰落论者的失败结束，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当前争论似乎更具实质内涵：“美国衰落这次是真的”。对衰落论者而言，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后，国际关系的最核心发展便是美国正在衰落：国际权势正转移到东方，那不仅是西方虚弱的结果，还是亚洲国家竞争力和权势日增

4、的后果。 第二，当代衰落论者的警告并非空穴来风，国际实力对比的确正朝向有利于世界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例如，在 19902018 年间，美国 GDP 年均增长 2.46%，而进入 21世纪以来降至2.07%，2008 年以来更降至 1.77%。相比之下，中国和印度分别为：9.43%、9.14%、7.95%和6.33%、6.63%、7.1%。1又如，金砖国家与美国的相对权势正日趋接近：1990 年时金砖五国GDP 仅占世界总量的 7.85%，而美国当时占世界总量的 26.37%;2000年，金砖国家增长并不明显（8.42%），美国却达到冷战后的最高点（31.69%）;此后二者增长态势发生逆转，201

5、8年，美国 GDP 占世界总量的 23.91%，而金砖国家达到 23.55%，赶超美国指日可待。 第三，对衰落论者而言，中国崛起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最核心关切。中国崛起带来的威胁正变得越来越真实和迫切。以 2010年美元价格计算，1990 年中国的 GDP 仅相当于美国的 9%，1992 年突破 10%，2003 年突破 20%，此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8 年突破 30%，2011年突破40%，2014 年突破 50%，2018年时已达到 58.4%。中国 GDP 相对于美国 GDP的比例从 10%增长至 20%用了 11 年，从 20%到 30%用了 5年，此后从 30%到 40%及从 40

6、%到 50%都只用了 3年。正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不仅使法、德、日、英等传统大国的重要性大大下降，也使印度在过去约 30 年时间里国力增长近 2 倍的事实变得不那么重要。 最后，更令美国霸权衰落论者担忧的，是美国自身的绝对衰落态势。纵然美国仍拥有相对优势，但美国发展潜力或后劲不足更令霸权衰落论者忧虑。就经济实力而言，冷战结束后美国延续了此前的增长态势，经济绝对总量的增长态势从未中断，即使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相对短暂的。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美国 GDP 从 1990 年的 5.96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20.54万亿美元，增长了 2 倍多。除因受 2008 年

7、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而导致 2009年 GDP 总量有明显下降外，其余年份都保持著稳步增长。2尽管如此，衰落论者看到的更多的是，从国力周期角度看，美国经济增长的势头正发生逆转。美国的 GDP 增长率，在 20世纪60 年代初超过 4%，到 20世纪 70年代末跌到 3%以下，在进入 21 世纪后更跌至 2%以下。这一长期历史性态势，远比其他短期波动更能说明问题。 尽管美国在科技、商业等领域仍拥有垄断优势，但其经济竞争力持续下降仍是不争的事实。一项对福布斯全球企业 2000强的财富分布的研究显示，美国在全球经济 25 个重要行业中拥有对 13 个行业的主导性影响，拥有上述行业至少 38%以上的净收益

8、;在剩下的 12 个行业中，除跨国贸易公司为日本主导外，其他 11 个行业均不受任何单个国家主导。3从科技发展角度看，美国长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科技研发。世界银行自 1996 年起统计研发预算在整个GDP 中的比例，美国从未低于过 2.45%，2018 年达到 2.78%，超过 5700 亿美元，将其他国家远远甩在后面。4 然而，美国曾引以为傲的基础设施的退化，以及教育质量（特别是小学和初中教育质量）的下降，正在削弱其竞争力。例如，美国桥梁的设计使用寿命一般为 50年，目前的平均建成年龄已达 42年，这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桥梁还有 8年左右就将到设计使用寿命;此外，美国有11%的桥梁被认为存在“结

9、构性缺陷”。5美国的能源电力也时有功能错乱的现象，移动电话与网络系统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明显不足。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军约 130 万兵力并非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但其质量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更为重要的是，美军首先不是为保卫美国而是为“保卫世界”而部署的，这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美国国防预算自 2000 年起一直保持较快增长，过去 20 年里有至少 5 个财政年度增长超过 10%。2020财年，预期美国国防预算将创下 760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相当于 2000年时美国国防预算的 2.5 倍。但随着美国联邦政府财政状况持续恶化，庞大的国防预算也渐难维持。1990年，美国联邦政

10、府债务仅占其 GDP 的 54.4%，为 3.2 万亿美元;直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仍维持在 62.6%的水平上，不到 9 万亿美元。但自 2009 年起，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 10万亿美元大关，并快速增长。到 2017年，这一数字超过 20 万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比重也达到 105%。如果现有财政政策保持不变，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到 2046 年将达到创纪录的 141%。6 虽然更多是相对衰落，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仍是重要的，这也正是奥巴马强调“重振美国霸权”、特朗普强调“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根本出发点。因此，识别出潜在的“敌人”并加以遏制甚

11、至扼杀，对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当重要，这正是美国当前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动力。 白人身份危机与内部“敌人”的寻找 尽管美国自诩为“种族大熔炉”，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等级制仍充斥着美国社会各个角落。自特朗普参加 2016 年总统竞选起，种族主义回潮现象便愈演愈烈，2020年 5 月白人警察对非洲裔的不当暴力执法便是最新例证。在种族主义回潮的背后，事实上是美国白人的身份危机：一方面是随移民增加而来的对白人种族纯洁度受损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对移民可能成为外国“特洛伊木马”的无端恐惧。因此，对外来移民的排斥甚至在其中寻找潜在“敌人”，在美国社会中正日益变得合理。 第一，自 1965 年移民与国籍法

12、通过以来，美国白人的种族主导地位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口已在 1950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 3.09 亿。但与之相随的是，“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老，越来越多样”。1950年当特朗普 4岁时，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87.5%，非洲裔仅为 10%，拉丁裔更少（2.1%）;但到 2010年，当特朗普 64岁时，美国的非拉丁裔白人已经下降到 63.7%，拉丁裔上升到 16.3%，黑人也有 12.3%。7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趋势评估，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持续。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中的多数”（majority-minorit

13、y）国家，白人比重将降至 49%，拉丁裔大幅增至 30%，非洲裔 14%，亚裔 9%。 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使美国人口地理正发生长期且重大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少数中的多数”县正在出现。1980 年时，白人在美国近 50%的县中占到 98%以上;但到 2016 年，白人超过 90%的县仅余下 5%。8更令白人擔忧的是，这一发展在有的地方明显更快。在 20002018年间，22个州的 109个县从白人占多数变为少数种族占多数;到 2018 年美国共有 293个县已是少数种族占多数。在美国人口最多的 25 个县中，有 21 个是少数族裔占多数，其中 8个在 2000年时仍是白人占多数。 种族多样化发

14、展使美国白人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进而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日趋负面。例如，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美国人对移民的文化影响的认知基本是均分的。9但自特朗普参加 2016年总统大选起，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看法渐趋消极。2017年，有 65%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自 20 世纪 50年代以来变坏了;有 4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事态变化如此巨大，我经常觉得害怕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有 6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美国正面临丧失其文化和身份的危险，美国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保护。相比之下，整个美国只有 55%的人持这一观点，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认同这一观点的只有 4

15、4%。10 为维持自身种族纯洁，美国白人不仅渐趋反对外来移民，更明确排斥与其他族裔通婚。尽管公众对种族间通婚的态度正变得积极，但实际上种族间通婚率仍低得惊人。根据一项研究，从户主角度看，拉丁裔由于其肤色仍是白色而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略高与白人为 2.1%，与亚裔为 1.48%，与非洲裔为 1.37%;但亚裔和非洲裔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相当低，其中尤以亚裔最低;2008 年，亚裔与白人的通婚率为 0.75%，与非洲裔为 0.56%，与拉丁裔为 0.54%。11由于白人数量更大，因此其与其他族裔的通婚率就更低。 第二，令其种族身份危机更加严峻的是，美国白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面临的经济困难日益

16、严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正式确立，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达到建国以来的顶峰，并形成了 20世纪 40年代至 60 年代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伟大压缩”。但自那以后，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到特朗普时期达到顶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朝后工业化方向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白人占多数的制造业。在整个 20 世纪 60年代和 70 年代，制造业曾经吸纳了 1/3 的美国劳动力，其中大多数男性工人没有大学学历，1979 年制造业工人达到近 2000 万的峰值。但随着 20 世纪 80年代初经济衰退开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 300 万个左右。在制造业集中的城市，

17、就业机会消失的影响是重大的。到1998 年，美国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仍达到 1800 万，占美国就业人口的 11%;但到 2018年，制造业仅能提供 1350万人全职和兼职就业机会，仅占就业人口的 6.7%。在 19982018年间，美国 GDP 增长了 47%，但制造业仅增长 5%。12由于移民进入也意味着就业竞争，因此移民往往成为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泄愤对象。 第三，出于种族纯洁关切和经济困难泄愤而来的移民仇视甚至排外主义，因移民对故土的持久情感而被严重扭曲，条件成熟时极易转化成对内部“敌人”的界定。 无论走到哪里，移民对故土的情感都难以割舍。这首先表现为其对移入地语言的学习态度上

18、。总体来说，大量移民来自非英语国家且不再处于语言学习黄金年龄，因此英语水平和说英语的意愿都可能不尽如人意，尽管其学习意愿可能仍然较高。根据 2015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所有美国移民中，能够很好地讲英语的占 53.1%，能较好地讲英语的也有 20.5%，真正不太会讲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占 26.4%。13当然，无论是出于便利考虑还是故土依恋，移民往往在家庭中更多地使用母语而非英语。例如，2017 年，美国移民中只讲英语的比例仅占移民总数的 17%，但有多达 43%的讲西班牙语，此外也有不少移民讲中文、印地语、菲律宾语、越南语等语言。 虽然更多是相对衰落，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仍

19、是重要的，这也正是奥巴马强调“重振美国霸权”、特朗普强调“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根本出发点。因此，识别出潜在的“敌人”并加以遏制甚至扼杀，对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当重要，这正是美国当前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动力。 白人身份危机与内部“敌人”的寻找 尽管美国自诩为“种族大熔炉”，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等级制仍充斥着美国社会各个角落。自特朗普参加 2016 年总统竞选起，种族主义回潮现象便愈演愈烈，2020年 5 月白人警察对非洲裔的不当暴力执法便是最新例证。在种族主义回潮的背后，事实上是美国白人的身份危机：一方面是随移民增加而来的对白人种族纯洁度受损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对移民可能成为外国“特洛伊木马”

20、的无端恐惧。因此，对外来移民的排斥甚至在其中寻找潜在“敌人”，在美国社会中正日益变得合理。 第一，自 1965 年移民與国籍法通过以来，美国白人的种族主导地位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口已在 1950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 3.09 亿。但与之相随的是，“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老，越来越多样”。1950年当特朗普 4岁时，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87.5%，非洲裔仅为 10%，拉丁裔更少（2.1%）;但到 2010年，当特朗普 64岁时，美国的非拉丁裔白人已经下降到 63.7%，拉丁裔上升到 16.3%，黑人也有 12.3%。7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趋势评估，美

21、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持续。到2050 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中的多数”（majority-minority）国家，白人比重将降至 49%，拉丁裔大幅增至 30%，非洲裔 14%，亚裔 9%。 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使美国人口地理正发生长期且重大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少数中的多数”县正在出现。1980 年时，白人在美国近 50%的县中占到 98%以上;但到 2016 年，白人超过 90%的县仅余下 5%。8更令白人担忧的是，这一发展在有的地方明显更快。在 20002018年间，22个州的 109个县从白人占多数变为少数种族占多数;到 2018 年美国共有 293个县已是少数种

22、族占多数。在美国人口最多的 25 个县中，有 21 个是少数族裔占多数，其中 8个在 2000年时仍是白人占多数。 种族多样化发展使美国白人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进而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日趋负面。例如，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美国人对移民的文化影响的认知基本是均分的。9但自特朗普参加 2016年总统大选起，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看法渐趋消极。2017年，有 65%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自 20 世纪 50年代以来变坏了;有 4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事态变化如此巨大，我经常觉得害怕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有 6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美国正面临丧失其文化和

23、身份的危险，美国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保护。相比之下，整个美国只有 55%的人持这一观点，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认同这一观点的只有 44%。10 为维持自身种族纯洁，美国白人不仅渐趋反对外来移民，更明确排斥与其他族裔通婚。尽管公众对种族间通婚的态度正变得积极，但实际上种族间通婚率仍低得惊人。根据一项研究，从户主角度看，拉丁裔由于其肤色仍是白色而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略高与白人为 2.1%，与亚裔为 1.48%，与非洲裔为 1.37%;但亚裔和非洲裔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相当低，其中尤以亚裔最低;2008 年，亚裔与白人的通婚率为 0.75%，与非洲裔为 0.56%，与拉丁裔为 0.54%。11由于白人数量更

24、大，因此其与其他族裔的通婚率就更低。 第二，令其种族身份危机更加严峻的是，美国白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面临的经济困难日益严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正式确立，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达到建国以来的顶峰，并形成了 20世纪 40年代至 60 年代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伟大压缩”。但自那以后，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到特朗普时期达到顶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朝后工业化方向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白人占多数的制造业。在整个 20 世纪 60年代和 70 年代，制造业曾经吸纳了 1/3 的美国劳动力，其中大多数男性工人没有大学学历，1979 年制造业工人达到近

25、 2000 万的峰值。但随着 20 世纪 80年代初经济衰退开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 300 万个左右。在制造业集中的城市，就业机会消失的影响是重大的。到1998 年，美国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仍达到 1800 万，占美国就业人口的 11%;但到 2018年，制造业仅能提供 1350万人全职和兼职就业机会，仅占就业人口的 6.7%。在 19982018年间，美国 GDP 增长了 47%，但制造业仅增长 5%。12由于移民进入也意味着就业竞争，因此移民往往成为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泄愤对象。 第三，出于种族纯洁关切和经济困难泄愤而来的移民仇视甚至排外主义，因移民对故土的持久情感而被严重扭

26、曲，条件成熟时极易转化成对内部“敌人”的界定。 无论走到哪里，移民对故土的情感都难以割舍。这首先表现为其对移入地语言的学习态度上。总体来说，大量移民来自非英语国家且不再处于语言学习黄金年龄，因此英语水平和说英语的意愿都可能不尽如人意，尽管其学习意愿可能仍然较高。根据 2015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所有美国移民中，能够很好地讲英语的占 53.1%，能较好地讲英语的也有 20.5%，真正不太会讲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占 26.4%。13当然，无论是出于便利考虑还是故土依恋，移民往往在家庭中更多地使用母语而非英语。例如，2017 年，美国移民中只讲英语的比例仅占移民总数的 17%，但有多达 43%的讲西班牙

27、语，此外也有不少移民讲中文、印地语、菲律宾语、越南语等语言。 虽然更多是相对衰落，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仍是重要的，这也正是奥巴马强调“重振美国霸权”、特朗普强调“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根本出发点。因此，识别出潜在的“敌人”并加以遏制甚至扼杀，对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当重要，这正是美国当前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动力。 白人身份危机与内部“敌人”的寻找 尽管美国自诩为“种族大熔炉”，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等级制仍充斥着美国社会各个角落。自特朗普参加 2016 年总统竞选起，种族主义回潮现象便愈演愈烈，2020年 5 月白人警察对非洲裔的不当暴力执法便是最新例证。在种族主义回潮的背

28、后，事实上是美国白人的身份危机：一方面是随移民增加而来的对白人种族纯洁度受损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对移民可能成为外国“特洛伊木马”的无端恐惧。因此，对外来移民的排斥甚至在其中寻找潜在“敌人”，在美国社会中正日益变得合理。 第一，自 1965 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以来，美国白人的种族主导地位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口已在 1950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 3.09 亿。但与之相随的是，“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老，越来越多样”。1950年当特朗普 4岁时，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87.5%，非洲裔仅为 10%，拉丁裔更少（2.1%）;但到 2010年，当特朗普 64岁

29、时，美国的非拉丁裔白人已经下降到 63.7%，拉丁裔上升到 16.3%，黑人也有 12.3%。7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趋势评估，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持续。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中的多数”（majority-minority）国家，白人比重将降至 49%，拉丁裔大幅增至 30%，非洲裔 14%，亚裔 9%。 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使美国人口地理正发生长期且重大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少数中的多数”县正在出现。1980 年时，白人在美国近 50%的县中占到 98%以上;但到 2016 年，白人超过 90%的县仅余下 5%。8更令白人担忧的是，这一发展在有的地方明显更快。

30、在 20002018年间，22个州的 109个县从白人占多数变为少数种族占多数;到 2018 年美国共有 293个县已是少数种族占多数。在美国人口最多的 25 个县中，有 21 个是少数族裔占多数，其中 8个在 2000年时仍是白人占多数。 种族多样化发展使美国白人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进而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日趋负面。例如，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美国人对移民的文化影响的认知基本是均分的。9但自特朗普参加 2016年总统大选起，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看法渐趋消极。2017年，有 65%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自 20 世纪 50年代以来变坏了;有 48%的

31、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事态变化如此巨大，我经常觉得害怕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有 6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美国正面临丧失其文化和身份的危险，美国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保护。相比之下，整个美国只有 55%的人持这一观点，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认同这一观点的只有 44%。10 为维持自身种族纯洁，美国白人不仅渐趋反对外来移民，更明确排斥与其他族裔通婚。尽管公众对种族间通婚的态度正变得积极，但实际上种族间通婚率仍低得惊人。根据一项研究，从户主角度看，拉丁裔由于其肤色仍是白色而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略高与白人为 2.1%，与亚裔为 1.48%，与非洲裔为 1.37%;但亚裔和非洲裔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相当低，其中尤

32、以亚裔最低;2008 年，亚裔与白人的通婚率为 0.75%，与非洲裔为 0.56%，与拉丁裔为 0.54%。11由于白人数量更大，因此其与其他族裔的通婚率就更低。 第二，令其种族身份危机更加严峻的是，美国白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面临的经济困难日益严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正式确立，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达到建国以来的顶峰，并形成了 20世纪 40年代至 60 年代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伟大压缩”。但自那以后，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到特朗普时期达到顶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朝后工业化方向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白人占多数的制造业。在整个 20 世纪

33、 60年代和 70 年代，制造业曾经吸纳了 1/3 的美国劳动力，其中大多数男性工人没有大学学历，1979 年制造业工人达到近 2000 万的峰值。但随着 20 世纪 80年代初经济衰退开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 300 万个左右。在制造业集中的城市，就业机会消失的影响是重大的。到1998 年，美国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仍达到 1800 万，占美国就业人口的 11%;但到 2018年，制造业仅能提供 1350万人全职和兼职就业机会，仅占就业人口的 6.7%。在 19982018年间，美国 GDP 增长了 47%，但制造业仅增长 5%。12由于移民进入也意味着就业竞争，因此移民往往成为白人特

34、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泄愤对象。 第三，出于种族纯洁关切和经济困难泄愤而来的移民仇视甚至排外主义，因移民对故土的持久情感而被严重扭曲，条件成熟时极易转化成对内部“敌人”的界定。 无论走到哪里，移民对故土的情感都难以割舍。这首先表现为其对移入地语言的学习态度上。總体来说，大量移民来自非英语国家且不再处于语言学习黄金年龄，因此英语水平和说英语的意愿都可能不尽如人意，尽管其学习意愿可能仍然较高。根据 2015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所有美国移民中，能够很好地讲英语的占 53.1%，能较好地讲英语的也有 20.5%，真正不太会讲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占 26.4%。13当然，无论是出于便利考虑还是故土依恋，移民往往

35、在家庭中更多地使用母语而非英语。例如，2017 年，美国移民中只讲英语的比例仅占移民总数的 17%，但有多达 43%的讲西班牙语，此外也有不少移民讲中文、印地语、菲律宾语、越南语等语言。 虽然更多是相对衰落，但对美国决策者而言，“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仍是重要的，这也正是奥巴马强调“重振美国霸权”、特朗普强调“让美国重新伟大”的根本出发点。因此，识别出潜在的“敌人”并加以遏制甚至扼杀，对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相当重要，这正是美国当前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动力。 白人身份危机与内部“敌人”的寻找 尽管美国自诩为“种族大熔炉”，但种族主义、种族歧视、种族等级制仍充斥着美国社会各个角落。自特朗普参加 201

36、6 年总统竞选起，种族主义回潮现象便愈演愈烈，2020年 5 月白人警察对非洲裔的不当暴力执法便是最新例证。在种族主义回潮的背后，事实上是美国白人的身份危机：一方面是随移民增加而来的对白人种族纯洁度受损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对移民可能成为外国“特洛伊木马”的无端恐惧。因此，对外来移民的排斥甚至在其中寻找潜在“敌人”，在美国社会中正日益变得合理。 第一，自 1965 年移民与国籍法通过以来，美国白人的种族主导地位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美国人口已在 1950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达到 3.09 亿。但与之相随的是，“美国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老，越来越多样”。1950年当

37、特朗普 4岁时，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87.5%，非洲裔仅为 10%，拉丁裔更少（2.1%）;但到 2010年，当特朗普 64岁时，美国的非拉丁裔白人已经下降到 63.7%，拉丁裔上升到 16.3%，黑人也有 12.3%。7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趋势评估，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持续。到2050 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中的多数”（majority-minority）国家，白人比重将降至 49%，拉丁裔大幅增至 30%，非洲裔 14%，亚裔 9%。 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使美国人口地理正发生长期且重大的变化，即越来越多的“少数中的多数”县正在出现。1980 年时，白人在美国近 50

38、%的县中占到 98%以上;但到 2016 年，白人超过 90%的县仅余下 5%。8更令白人担忧的是，这一发展在有的地方明显更快。在 20002018年间，22个州的 109个县从白人占多数变为少数种族占多数;到 2018 年美国共有 293个县已是少数种族占多数。在美国人口最多的 25 个县中，有 21 个是少数族裔占多数，其中 8个在 2000年时仍是白人占多数。 种族多样化发展使美国白人产生了严重的身份危机，进而对移民问题的态度日趋负面。例如，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美国人对移民的文化影响的认知基本是均分的。9但自特朗普参加 2016年总统大选起，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

39、的看法渐趋消极。2017年，有 65%的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相信，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自 20 世纪 50年代以来变坏了;有 4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事态变化如此巨大，我经常觉得害怕自己国家里的陌生人”。有 68%的白人工人阶级认为，美国正面临丧失其文化和身份的危险，美国生活方式需要加以保护。相比之下，整个美国只有 55%的人持这一观点，在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中认同这一观点的只有 44%。10 为维持自身种族纯洁，美国白人不仅渐趋反对外来移民，更明确排斥与其他族裔通婚。尽管公众对种族间通婚的态度正变得积极，但实际上种族间通婚率仍低得惊人。根据一项研究，从户主角度看，拉丁裔由于其肤色仍是白色而与其他

40、种族的通婚率略高与白人为 2.1%，与亚裔为 1.48%，与非洲裔为 1.37%;但亚裔和非洲裔与其他种族的通婚率相当低，其中尤以亚裔最低;2008 年，亚裔与白人的通婚率为 0.75%，与非洲裔为 0.56%，与拉丁裔为 0.54%。11由于白人數量更大，因此其与其他族裔的通婚率就更低。 第二，令其种族身份危机更加严峻的是，美国白人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面临的经济困难日益严峻。 “二战”结束后，美国全球霸权正式确立，美国白人尤其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达到建国以来的顶峰，并形成了 20世纪 40年代至 60 年代的收入分配差距的“伟大压缩”。但自那以后，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地

41、位每况愈下，到特朗普时期达到顶点。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朝后工业化方向的发展，严重冲击了白人占多数的制造业。在整个 20 世纪 60年代和 70 年代，制造业曾经吸纳了 1/3 的美国劳动力，其中大多数男性工人没有大学学历，1979 年制造业工人达到近 2000 万的峰值。但随着 20 世纪 80年代初经济衰退开始，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了 300 万个左右。在制造业集中的城市，就业机会消失的影响是重大的。到1998 年，美国制造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仍达到 1800 万，占美国就业人口的 11%;但到 2018年，制造业仅能提供 1350万人全职和兼职就业机会，仅占就业人口的 6.7%。在 1

42、9982018年间，美国 GDP 增长了 47%，但制造业仅增长 5%。12由于移民进入也意味着就业竞争，因此移民往往成为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泄愤对象。 第三，出于种族纯洁关切和经济困难泄愤而来的移民仇视甚至排外主义，因移民对故土的持久情感而被严重扭曲，条件成熟时极易转化成对内部“敌人”的界定。 无论走到哪里，移民对故土的情感都难以割舍。这首先表现为其对移入地语言的学习态度上。总体来说，大量移民来自非英语国家且不再处于语言学习黄金年龄，因此英语水平和说英语的意愿都可能不尽如人意，尽管其学习意愿可能仍然较高。根据 2015年的美国社区调查，所有美国移民中，能够很好地讲英语的占 53.1%，能较好地讲英语的也有 20.5%，真正不太会讲或完全不会讲英语的占 26.4%。13当然，无论是出于便利考虑还是故土依恋，移民往往在家庭中更多地使用母语而非英语。例如，2017 年，美国移民中只讲英语的比例仅占移民总数的 17%，但有多达 43%的讲西班牙语，此外也有不少移民讲中文、印地语、菲律宾语、越南语等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