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图像_的国际视野_指标构建_数据采集及其评估_苏

《完整图像_的国际视野_指标构建_数据采集及其评估_苏》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完整图像_的国际视野_指标构建_数据采集及其评估_苏（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青少年研究2014 年第 4 期青年发展:“完整图像” 的国际视野 指标构建、 数据采集及其评估苏颂兴( 上海东亚研究所 台港澳青年研究室， 上海 200070) 摘要联合国先后提出的青年发展的 15 个优先领域， 是建立世界青年发展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十多年来， 围绕全球化中的青年成长事务、 危机中的青年问题、 现代社会中的青年现象等， 各国构建了青年发展的动态指标; 围绕各国青年发展指标的数据采集及其可比性， 学者强调了国家层面的监测、 青年组织及青年参与的意义。世界青年发展“完整图像” 帮助各国政府寻找差距， 提出具体领域和方面的改进措施。如今， 规范、 细化和量化青

2、年发展指标， 已成常态的议事日程。 关键词青年发展国际视野指标构建数据采集收稿日期: 2014 03 20作者简介: 苏颂兴， 上海东亚研究所台港澳青年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主要研究青年社会学。 在这个纲领中， 青年这一年龄群体被界定为 15 24 岁， 参见联合国 : 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 第二部分第九条， www un org/chinese/youth 这些优先领域划分为三个不同部分 : “全球经济中的青年 ” 、 “公民社会中的青年” 和 “处于危机中的青年” 。参见联合国青年发展指标专家组会议报告 ， www un org/chinese/youth2005

3、年 10 月， 第 60 届联合国大会审议了 1995 年发表的“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 WPAY)和 2003 年联合国大会( 58/133) 决议在各国的实施情况， 要求联合国有关部门在 15 个优先领域尽快建立世界青年发展的指标。这些领域是教育、 就业、 饥饿与贫穷、 健康、 环境、 药物滥用、 少年犯罪、 闲暇活动、 女孩和青年妇女、 青年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 以及全球化、 信息和通讯、 HIV/艾滋病、 青年和暴力冲突、 代际关系。这是联合国提出的世界青年发展指标的一个基本框架。十多年来， 青年发展指标的制定、 监测及其可比性问题， 始终成为青年研究领域的热点。专家学者形

4、成的共识是， 区分青年不同年龄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 以切实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监测青年发展的质量、 水平和进度， 以促进各成员国政府更多的投入和关注; 建立青年发展指标的多维评估框架， 以提升青年问题研究的科学价值和理论层次1 。一、 青年发展指标的动态构建青年发展的 “完整图像” 需要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指标来 “描述” 。这就决定了指标的构建也是动态的， 处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之中。许多人从不同专业角度提出指标制定和完善的建议， 大大拓展了人们认识青年、 研究青年的视野。1 在全球化中把握青年成长事务对大多数国家来说， 目前已建立了一系列指标来衡量国民生存发展对食物、 饮水、 住房、

5、公8共卫生等等的需求， 不过这中间普遍缺乏 15 24 岁群体需求的数据。要获得这些数据确有难度， 但仍有解决的办法。比如， 测量青年人口的营养状况， 就可以通过比照身体健康的标准来实现。以此类推， 从寻找可比照的标准逐步向建立明确的指标过渡。国民教育质量不仅要由最基本的识字率、 入学率、 升级率、 辍学率、 中学文化程度人数、 大学文化程度人数、 平均受教育年限以及师生比等指标体现， 而且还要填补继续教育、 职业培训、 非正规学习， 以及不同文化程度的上网人数、 运用数码能力等教育数据的空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后者对年轻人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重要。国际劳工组织正积极推动为青年创造丰富而体面的

6、就业机会。现有青年就业统计指标是以控制失业率为基准的， 很少有约定的方法来测量就业的质量。鉴于此， 应更多地分析失业青年在青年总人口中的比例、 失业青年在总失业人口中的比例、 不同性别青年就业人口的比例， 并将每小时薪金、 每周工作小时等纳入监测的范围。按自己意愿就业和接受市场的选择， 已成为当代青年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基本途径。面对就业渠道和方式的多样性、 不稳定的经济发展和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 在传统就业指标中增加新的内容。如考虑兼职/全职就业、 自谋/中介职业、 合伙/个体创业、 劳动派遣/非正式就业等， 就能较客观地反映当代青年自由的、 变化着的就业态势。经济全球化给青年带来的影响取代了

7、在国家经济或国际贸易关系中对青年所给予的关注。许多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流出或流入的移民潮。2014 年 2 月， 联合国发布了世界青年报告( 2013) ， 从年轻移民本身的视角深度研究了青年移民问题。报告强调， 移民帮助开辟了新的就业与教育机会， 估计到 2020 年， 国际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人数将达 800 万。在这种背景下，青年发展指标有必要考虑在海外读书或就业的人数、 劳务输出或输入的人数、 享有并使用全球媒体和网络的状况、 通过组织建立的跨国联系， 还有讲外语的人数、 去国外旅行和在旅游部门就业的青年人数等。这类指标在 21 世纪后已经进入了联合国及各成员国政府的视野。2 关注处于危机中

8、的青年问题监测青年发展有不同的层面， 可建立计划性、 决定性、 行为性和冲击性的四种指标类型。以HIV/AIDS 和生殖健康为例， 计划性指标， 主要是政府制定的与青年和 HIV 相关的政策、 学校提供的 HIV 教育、 为青年健康服务的保障机制、 青年接受健康服务等方面。决定性指标， 涉及 HIV预防措施、 青年对避孕套使用教育的支持度。行为指标， 包括 15 岁以前有性行为、 性行为中使用避孕套、 采取安全性行为的情况。冲击性指标， 集中反映怀孕少女、 社区青年、 由性行为而感染传染病的青年对 HIV 的预防。至于生殖健康指标， 可考虑15 19 岁女孩生育、 青少年接受生殖健康服务的状况

9、， 以及提供生殖健康服务机构、 获得产科/妇科开业许可的数量等内容。暴力冲突对青年的影响， 要理解为在青年生命历程中长期存在的阴影。由此， 暴力冲突和团伙暴力造成的影响， 不只是大到残酷的战争， 小到校园暴力、 聚众殴斗， 还有容易被忽视的和平环境中战争文化的影响。比如对核战争的恐惧， 曾经并且至今影响着欧洲几代青少年的社会化。所以研究青年发展指标的特性和张力， 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在每年发表的世界青年发展报告中， 一方面， 某些指标的数据可信度有欠缺， 如因为“青少年犯罪” 概念存在界定上的差异， 各国在这一数据上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另一方面 ， “犯罪” 现在只有罪犯审判体系中的青年数据、

10、作为犯罪人的青年数据， 而没有作为受害人的青年数据。为取得 “青年和犯罪” 的完整图像， 有必要考虑新的数据资源。3 认识现代社会中的青年现象闲暇生活可以分成五个领域: 闲暇文化( 闲暇时间、 闲暇活动、 闲暇预算) ， 传媒文化( 视觉文化、 书面文化、 语言文化) ， 身体文化( 运动、 时尚、 美容) ， 音乐文化( 创作、 生产、 消费) ， 以及公9共文化( 博物馆、 图书馆、 青年中心) ， 每个领域都有相应的指标来反映。从一些已建立的指标来看， 其细化多限于 “性别” 区分， 是远远不够的。要拓展监测的范围， 包括有效的闲暇时间、 闲暇质量， 以及过去 30 天参加的娱乐活动、

11、体育活动、 固定收听的广播和阅读杂志的类别等。代际关系归因于青年与父母， 以及与没有血缘关系的成年人的相互影响 。“代沟” 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天然的消极倾向， 它忽视心理 社会的支持和父母的帮助教育。但现在有许多青年人上大学后仍住在家里， 有的就业赚钱后还赖着不离开， 甚至推迟了结婚或生育孩子的时间。“代沟” 似乎在 “缩小” 。有关代际问题的许多信息分散于家庭、 社会和数据库， 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跨度， 因而需要花精力去收集， 建立起适当的指标， 把握真实的 “代际” 现象。当今世界环境问题令人困惑。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环境指标， 与青年发展关系密切的大致有四项: 舒适的居住社区、 安全的水

12、质、 可改进的卫生设备和服务联络。2002 年成立的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也提出了环境指标， 对青年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 HIV 的流行程度、 城市人口增长和垃圾处理等。我们需要把环境看作是与青年发展存在交叉性的问题。除自然环境需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外， 还要关注青年集会、 运动、 娱乐公共空间的环境安全， 关注青年社区生活环境的和谐和平安。专家认为， 围绕社会环境建设制定青年发展指标至少应该关注如下方面: 过去一年中或听说、 或遭遇到的暴力， 以及得到别人帮助的次数; 过去一年中， 参与对环境、 资源、 规划和服务的志愿活动的形式和频数。上述指标可以社区为基础。青年拥有 ICT( 信息通讯技术)

13、 的经验覆盖了游戏、 博客、 个人通讯、 聊天和技术发展本身，从而出现了网域和青年使用能力的爆发性增长。由于使用有偿和需要注册等必要条件， 一个青年花费在 ICT 上的时间可以得到控制和管理。因此， 当今在这方面建立监测指标的时机是成熟的， 如过去 30 天内的上网时间、 支付费用( 以年龄区分) ， 拥有手机、 电子邮箱、 微博、 微信等现代通讯方式， 以及拥有计算机的人数( 以小学生、 中学生、 大学生、 职业青年区分) 。二、 青年发展指标的数据采集数据采集包括数据的处理、 分析和监测， 其主要任务是: 完善青年发展指标体系和相关数据库的建设， 进行青年发展指标实现度的评估和青年发展状况

14、的综合评价， 从而发现并聚焦当代青年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就数据采集过程而言， 以下方面值得注意。1 重视数据来源和采集人员的作用一是指标的区分及其数据来源。指标类型因不同的衡量标准而有不同的划分。从数据采集的角度， 专家把青年发展指标归为三类: 绩效指标、 动态指标和体现日常政策的指标; 并且认为界定适用的指标时， 要考虑其特征和便于阐述; 要注意国际指标与国家指标之间的差异。对于上述类型的指标， 主张运用政府或统计部门现成的数据。二是青年组织参与数据的采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在建立青年发展指标的过程中缺席青年组织。青年团体、 组织或机构的参与之所以能够促进青年发展指标数据的收集， 是由于这些

15、特定系统内的各个部分( 如组织起来的核心、 区域和本地的代表、 各种既竞争又协作的关系、 不同青年群体的同盟) 、 成员的结构( 包括从属群体的外延， 如街角儿童、 难民和实质上离家出走的人) 及专门的青年规划( 如适合年龄的活动、 循序渐进的文化知识教育、 青年论坛和重大事件) 发挥的作用。这样， 不同青年组织( 机构的建立相对于“草根” 为基础的网络) 扮演了“合伙人” 的角色， 发挥着各自采集数据的资源优势。通过不同年龄的青年群体， 我们采集不同层面( 全球、 地区、 国家、 本地) 的数据就有了基本的保证。三是青年代表参与数据的评估。如果能邀请部分青年代表参与青年发展指标数据的采集，0

16、1那么作为 “民意” ， 不仅有益于一些发展指标设立价值的检讨， 而且能起到对数据本身和相关政策的评估作用。2 依靠政府相关数据和监测的权威性一般来说， 国家( 政府) 层面的统计指标和数据最具权威性， 既是青年发展指标比照的对象， 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青年发展指标数据采集起到了监测的作用。各类“白皮书” 中社会保障、人口管理、 婚姻家庭、 民间团体的部分尤其如此。比如， 人口统计必然包含年龄、 性别、 民族、 出生地、 居住地等静态数据， 有助于我们对青年年龄分层( 高龄和低龄) 、 人口流动分布( 城市和农村) 、 种族结构变化( 黑人和白人) 、 国家民族认同( 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 等动态

17、数据的把握。青年发展指标的数据需要在国家、 区域和基层三个层面分别采集。以官方名义发布的各级、 各种相关的调查研究报告， 可以用来比照、 监测青年发展指标和青年规划的落实。比如， 在许多国家， 每五年或十年要进行的、 由下而上的户口同步普查， 可以把它们的某些调查项目与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编制的青年发展指标一览表作对照， 能有个较清晰的相互印证。专家还建议充实青年权利( 如降低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龄) 和青年参与决策( 如议会中的青年、 选举中青年候选人的比例) 等指标。因为当代青年作为国家公民的组成部分， 已经不仅是未来而且是现实的重要力量了。当代青年不再被社会边缘化， 因而这支现实力

18、量在政治参与、 社会参与方面也需要有量化的展示， 完全符合现代国家治理和发展的大势。3 参照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标和指数从现代化进程来看， 衡量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至少包含以下指标: 人均 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住房使用面积、 人均蛋白质摄入量、 恩格尔系数、 人均预期寿命、 文教娱乐支出比重、 环境中森林覆盖率。在所有这些指标中， 1990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又“提炼” 出预期寿命、 教育水准和实际 GDP 三大指标， 并以此为基础变量组成了综合指标人文发展指数( HDI)2 。上述这些指标和指数， 勾画出了人类发展与进步的蓝图。将体现人类生活质量的指标指数造福于当代青年， 换言

19、之， 当人文发展指数( HDI) 成为青年发展的指数( YDI) ， 成为青年在未来发展中要努力和实现的部分目标的时候， YDI 的落实也就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人类社会“一代胜过一代” 的文学性语言， 在数字化时代可以用数字得到强有力的 “论证” 。三、 青年发展指标的社会意义青年发展指标的制定， 旨在为青年提供一个公平、 安全、 自主、 能积极参与的社会环境和成长条件， 使之自由、 健康、 全面地发展。青年发展指标的制定与监测， 可以发现青年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存在的问题有多大。各国青年发展的现状也因此而可以比较， 帮助政府有关部门寻找差距， 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措施。指标的可

20、比性所蕴含的社会意义， 虽然是一种微观上的认识， 但也揭示了青年发展指标被各国政府广泛关注的原因。各个国家和地区青年发展指标的比较， 离不开对指标内涵的统一界定和与国际接轨的统计口径。然而在实际工作或比较研究中， 我们发现有些青年发展指标有数据但无法直接运用， 有数据但非连续采集， 有数据但该指标的数据在其他国家缺失等问题。下面从一个实例来分析青年发展指标比较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如前所述，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青年发展指标之一。笔者曾参与了“上海、 香港、 新加坡三地青少年犯罪的比较研究” 。框架和提纲拟定后， 遇到了极大的麻烦 : “青少年犯罪” 的概念三地是各自界定的， 统计是用各自的方法

21、做的。疑问也随之而来 : “青少年” 和“未成年人” 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他们的11年龄上限在14 岁、 16 岁还是18 岁或20 岁?犯罪的量刑是纳入还是排斥违反法律、 触犯治安和轻微犯罪那些部分?城市的犯罪统计包括还是不包括郊区人口、 外来的常住人口以及外来的流动人口等?三地对这些指标内涵的理解很不一致。指标量化时， 犯罪率究竟以一百、 一千、 一万还是以十万为统计口径， 三地的做法又很不一样。通过不同理解、 不同方法获得的数据， 指标确实无法加以比较。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技术性、 尝试性的处理。第一， 借用联合国对 “儿童” 的界定作为我们对 “青少年 ” 、 “青年” 概念统一认识的基

22、石。众所周知， 不同的学科、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社会， 人们对少年、 青少年、 青年年龄的划分( 上限和下限) 有很大的差异， 其内涵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我们对青少年犯罪现状和趋势的科学把握。诚如联合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发表的到 2000 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 指出“青年” 为 15 24 岁的年龄组那样 ， 纲领 特别作了说明: 它无法给青少年、 青年以明确的、 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解释而只是一个“统计定义” 。1989 年联合国发布的国际儿童权利公约 把 18岁以下的人口统称为儿童( 覆盖了婴幼儿、 儿童、 少年和青少年) 。儿童作为“未成年人” 没有任何疑义， 可见

23、 “儿童公约” 中这一非常明确的、 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表述， 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把18 岁以上的人口视为 “成年人” 。以此为据， 上海、 香港、 新加坡三地学者把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对象， 明确限制在 18 岁以下， 而不是 14 岁以下。18 岁是作为“成年人” 的开始， 也即“青年” 年龄的下限， 至少在研究领域客观地解决了对 “青年” 概念争论不休的难题， 也为研究、 构建“青年发展指标” 打下扎实的基础。第二， 为解决统计项目缺失的问题， 我们以相近的 “学生” 统计数字来代替“未成年人” 的统计数据。根据上海市公安局提供的资料， 上海市 1977 1990 年间没有未成年人犯罪的统计数据

24、， 而只有学生的犯罪人数。这意味着上海与香港、 新加坡三地将无法进行该历史阶段的青少年犯罪的比较。鉴于上海的法律规定， 一个人从 6 岁开始必须接受 9 年义务制教育， 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上海的学生在完成 9 年义务制教育后， 绝大多数又再接受 3 年的普通高中或同等的职业技术教育， 这样 6 18 岁以下的人口就是全部的中小学生了。虽然“学生” 还包括大学生， 但他们已是 18 岁以上， 不属于 “未成年人” 了。何况在 1977 1990 年间， 上海高校升学率在4% 10%左右， 大学生的犯罪人数可以忽略不计。我们有理由将上述年代“学生” 犯罪人数作为“未成年人” 的犯罪人数， 从而计算其

25、犯罪率与香港、 新加坡未成年人的犯罪率作比较。可见， 制定青年发展指标基本框架和共同的指标选项， 是十分必要的。第三， 以平均推算法获得非人口普查年份的“未成年人” 人口数据， 并解决统计口径。对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的大国来说， 人口普查和每年人口统计的经费投入是巨大的。许多资料或统计指标要么本来就 “先天不足” ， 要么尚无力量去开发。在上海公开出版的各种人口、 社会、 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年鉴中， 我们竟然找不到权威的、 详细的年龄分层统计数据。也就是说， 无法查阅到 0 18 岁未成年人的统计数据。因为中国大陆除了人口普查的年份( 如 1990 年和 2000 年) 有年龄分层的各种统

26、计指标外， 其他年份有的只是 5 年一档( 如 0 4 岁， 5 9 岁，10 14 岁， 14 19 岁， 20 24 岁， 25 29 岁等) 的户籍人口数据。尽管上海公安部门提供了 18岁以下的犯罪人数， 但因为统计部门不能提供确切的每一年 0 18 岁未成年人数， 这样要获得18 岁以下的犯罪率就有了一个障碍。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我们采用了平均推算的方法来获取上海历年 0 18 岁未成年人的数据3 。即从人口普查年份 1990 年及 2000 年 0 18 岁的人口统计数据， 先求出两者之差， 将结果除以 10， 再把此数字从 1991 年起逐年加上， 推算出 1991 1999 年间

27、每一年未满 18 岁的人数。虽然我们知道人口增长不是匀速的， 但这可以比较近似地反映客观状况。香港、 新加坡的未成年人犯罪率以 10 万未成年人为统计指标， 是国际上通行的有关这一指标的统计惯例。于是， 我们在求出上海每一年 0 18 岁人口数字后， 再计算各年每2110 万未成年人的犯罪率。可见， 青年发展指标制订共同的统计口径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四、 青年发展指标的评估框架青年发展指标数据无疑是有可比性的， 但仅以此作为青年比较研究的依据， 在方法论上就存在准确与否的问题。也就是说， 指标数据本身只反映了青年发展的一个侧面， 而数据的解读、数据真正的可比性， 应该通过青年发展指标的多维评估框

28、架来完成。青年发展指标的可比性必须有条件。相同的条件越多， 其可比性越强。反之， 相同的条件越少， 其可比性越差。然而， 当今对青年发展指标水平的评估， 有些仍停留于运用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单一的可变因素。即使指标设计得再严谨再周密， 其采集到的数据所体现的水平， 也不过是运用某一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或城市化进程中所达到的经济水平来衡量的。事实上， 只用一种变量来分析、 评估青年发展的状况是远远不够的， 也是不科学的。因为， 在不同社会制度、 不同经济模式、 不同文化传统、 不同宗教等背景下， 某一指标数据会有不同的“含金量” ， 有不同的价值意义， 进而比较研究不同背景下的青年现象或问题， 也就有

29、一定的局限性。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建立青年发展指标的多维评估框架， 使之成为国际或地区青年比较研究的基础。于是在做比较研究时就需要扩充指标所处的“状态” ， 由“平面” 向“空间” 拓展。在多维状态的坐标系里， 评估的标准应该是 “结构” 性的。除经济维度外， 还有社会、 政治、 文化等维度。尽管制度、 思想、 宗教等因素都是 “软” 性的， 但只要把反映其内涵的指标概念界定清晰、准确， 也能成为 “硬” 性指标而成为不同变量的因素。这样的比较研究更加有说服力。比如上海、 香港、 澳门、 台湾乃至新加坡等地都已有青年发展指标的文本发表， 青年组织团体， 或教学科研机构， 或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还在做

30、进一步的设计、 制定和研究。相同或接近的经济发展水平、 市场运转模式、 文化传统积淀、 观念开放程度的背景， 决定了这些地区青年发展指标在构建上有较高的耦合性和一致性， 建立其多维评估框架后展开的青年比较研究， 也就不仅可行而且更具科学性。当然， 由于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或差异， 也有部分青年发展指标存在不相匹配或受影响明显的状况， 在做青年比较研究时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特别要注意在某些领域比如教育、 闲暇、 社会参与等，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对青年发展的影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即便是在相同或类似社会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国家和地区之间， 运用同一青年发展指标的不同数据做比较， 有时

31、也不能简单或笼统地做出结论， 而要具体分析。像择业和就业过程中对职业地位、 劳动尊严等的理解， 由于受不同社会舆论、 风俗习惯的影响， 各国青年也会有所不同。总之， 青年发展指标的综合评估、 比较研究， 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 ， 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去实践。参 考 文 献 1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 :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06)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481 482 页。 2叶晓婷 : 联合国引入三个新指标衡量人类发展 ， 载 青年参考 ， 2010 年 12 月 21 日。 3卢铁荣 蔡绍基等 : 解构青少年犯罪及对策 香港、 新加坡和上海的经验 ， 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38 页。( 责任编辑: 王俊华)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