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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责任：任：responsibility， duty， liability， obligation， accountability，answerability就accountability一词来说，最初用在会计中，强调责任的经济性、可计算性。20世纪，问责已不再是一个仅仅和财务会计相关的概念，它开始与政治密切地联系起来，并发展成政治学、公共行政学中的核心概念。政治问责或公共问责，通常被视为民主治理的标志，也变成“好的治理”的代名词。有责任的(to be responsible)是指有权力(authority)来行动，有权力(power)来控制，有决定的自由，有能力来理性和可靠地(在好和坏之间)进
2、行区分及行为，以及一致和可信赖地进行内心判断。负责的(to be accountable)是指个人对责任的承担，包括报告、解释、给出理由，给出回应，承担义务，以及提供一个评估并将之提供给外部或者外在的评判。承担义务(to be liable)是指承担起一种行善的职责，以及就错误的行为或糟糕的判断采取恢复、补偿和赔偿等措施。公共官员应该对以公众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承担其责任责任，也应该就他们在职期间已经做的事情或者未能做的事情向外部机构负责问责，应该就内部和外部所判定的他们的错事，在法律或者名义上，承担起矫正或补偿的义务义务。在凯顿的定义中，问责意味着官员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解释其理由，各种恰
3、当和不端的行为都必须记录下来，提交给公共舆论进行审查。在此，问责是不包括潜在的惩罚或者补偿的。然而，正如本恩指出的，将问责转化成对自己的行为或活动负责，好像并不能很好地界定这个概念。因为，这一定义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难道官员对他们的行动提供了解释和说明就足够了吗?不包括惩罚和奖励的问责，真的就能够建立一个负责地使用权力的政治吗?波文斯认为，政治问责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时髦的政治概念，而且是指向一组可以经验性地进行研究的社会关系。具体地，问责可以定义为这样一组社会关系，在其中，一个行动者感觉到(或者被要求)有一种义务，就其行动向其他重要的行动者提供解释和辩护。在明确了什么是政治问责后，最关键也是最难的
4、问题是，如何实现问责?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问责机制。这一机制的设计必然涉及到诸如此类的问题：谁对谁负责? ?对什么什么负责? ?美国学者罗姆杰克（Romzek）和杜布尼克（Dubnick）认为，四种价值取向在公共责任机制中发挥着影响：政治回应性、效率法治原则和对职业专家的尊重。除此之外，效益也应该成为公共责任机制中的一种价值取向。政治回应性主要通过政府官员的政治任命达成。政府中的高层官员多为政治家任命，这种关系能够保证政府高层官员对政治家的服从与效忠。由政治家任命得到政府高级职位的官员直接对政治家负责，这使得他们必须与政治家的立场保持一致，为保证政治家的权威创造了条件。同时，政治家.也应对产
5、生他的普通公民负责，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回应。效率是评判公共部门优良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公共部门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效率低下。法治原则意味着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政府制定的法规进行监督。行政国家时代政府实际掌握的权力大增，为了避免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就必须在政府机构外部为政府设置一个负责对象，让该组织对公共部门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职业专家的尊重是指在公共部门中，要根据专业人才的责任大小而将其安排到适当的职位上，职位、责任和权力应达成高度的统一。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效益越来越成为衡量政府行政状况的一个目标。公众要求政府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消费的资源越少越好，提供的服务越多越好。达成这样的目
6、标需要高素质的文官队伍，先进的行政技术和良好的行政方法，如果某些单位或个人在政府的效益方面造成损失，就需要他们对其行为负责。公共责任机制关注的是用什么手段来保证他们确实负起这些责任。具体而言，公共责任机制是公共部门外部各种主体或其自身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对公共部门及其人员实行必要的约束，确保他们对其行为负责，避免他们滥用权力而设置的一套制度、规则、程序和方法，根据这套制度、规则、程序和方法，那些造成不良后果的部门或个人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公共问责的核心问题是对权力进行控制以防止出现权力滥用。因此，在设计问责制度时有两个问题是最基本的: 谁来 ( 或不能) 使用权力? 如何使用权力? 相应地, 就会
7、产生两类最基本的问责制度分别来解决这两大问题。在现代社会之前, 血缘继承被认为是最主要也最具合法性的权力转移方式。而在现代社会, 选举则成为最主要、最具合法性的权力转移方式。19世纪是选举民主确立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代。在这一时期, 选举发展成为最重要也被认为是最具有合法性的实现权力和平转移的制度。相对于暴力以及血缘继承来说, 选举能够和平地转移权力。相对于暴力、血缘继承、任命和考试来说, 选举制度是民主地、公平地实现权力转移的方式。选举制度只能解决由谁来使用权力的问题, 但是无法解决如何使用权力的问题。鲁宾指出, 选举主要有三个功能, 第一位的功能是权力的转移, 第二位的功能是利益代表, 第
8、三位的功能才是问责。奥多纳：它是指存在这样的国家机构，它们在法律上有能力也获得了授权，事实上也有意愿和能力来采取各种行动，包括从日常监督到对其他代理人和国家机关的(可以被认定为)非法行为或疏忽采取法律制裁或者提出弹劾。垂直问责描述的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某些更有权势的上级行动者使某些权力较少的下级行动者负责”。在此基础上，谢尔德将垂直问责的范畴扩展至包括“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问责。前者的典型代表是官僚问责，后者的典型代表是选举问责。平行问责，“描述了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些人使得其他一些权力大致均等的人负责”。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最经典的平行问责就是议会对政府的
9、监督，或者更准确的说，是议会和政府之间的互相监督。社会问责“是一种非选举的、但仍然是垂直的控制机制，它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公民协会的行动和运动，依赖于媒体，以及各种揭发政府错误行为的行动，将各种新的议题导入公共议程或者激活平行机构的运作”，这种问责机制的效果需要一个有效地组织起来的、活跃的公民社会，这样的公民社会“能够对政治体系和公共官僚施加影响”。社会问责的工具包括制度性工具和非制度性工具。前者如公民社会在监督机构面前启动法律行动或者诉求，后者如社会动员和公开揭露官员的错误行为。尽管社会问责也属于一种垂直问责，但是，社会问责不再像选举问责那样依赖于选民的投票，也不像选举问责那样受制于时间限制，而
10、是可以随时启动的问责。此外，它也不像选举问责那样需要遵循多数原则，它的合法性来源于诉求或请愿的权利。选举问责和社会问责都是通过“呼吁”机制来控制和影响政府。但是，选举问责需要多数人同时呼求同样的东西，而社会问责尽管也许同样需要形成强大而且强烈的诉求，但是不需要如此广泛的代表性。这几年来，在世界银行的推荐和鼓励下，发展中国家在社会问责机制方面的创新所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200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向贫困阶层提供公共服务”。该报告在世界范围内的调查显示，在许多国家，向贫困阶层提供的公共服务都需要进一步改进。面对许多失败的案例，世界银行的结论是，这些国家缺乏社会问责。2005年，世界银行发
11、表了公共部门的社会问责一书，对社会问责的理念以及已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个别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问责机制进行了总结。该书认为，如果社会中的行动者能够在问责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那么，社会问责就可以使得政府更加负责。公共管理中的问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不负责任，遇事推诿；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违反法律，歧视横行；权钱交易，腐败盛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等。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各个方面迅速分化 ，同时也造成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领域的分离。 。市场经济使个人利益得以凸显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必须要协调由于利益分化和冲突所引起的各种利益关系的紧张状态，维护社会的和谐有序
12、。“ 公共性 ”应是公共管理主体的基本的伦理观念和价值追求 , 这主要体现在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中防止部门和个人偏私的利益驱动。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公共组织是公共利益的代表 , 公共组织的一切行为都应建立在社会公共意志的基础上。公共管理不仅是管理理性的领域 , 而且是价值追寻的领域。公共事业伦理包括3个层面，即1.公共事业伦理意识，是观念形态，包括公共事业管理主体对伦理准则意识、伦理责任意识和伦理目标意识。2.公共事业伦理实践，是实践形态，就是一定伦理原则指导下的公共事业管理行为，一般要通过公共事业管理活动、关系、态度、作风、效果等表现出来。3.公共事业伦理评价，是介于观念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态，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政治信念是公共事业伦理评价的三种主要形式。公共事业管理伦理的建设1.道德建设驱动自律2.制度建设驱动自律 法律框架 责任履行机制 行为守则 公民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