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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祝”拍卖引发著作权风波在音乐舞台和唱片市场上，两部演出频率最高、销售业绩最好的中国作品，一是黄河 ，一是梁祝 。 1996 年 7月 5 日，中央歌剧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了一场音乐会，新任首席梁大南领衔梁祝 。那晚，在美妙柔曼而悲戚哀婉的琴音中，许多听众心情格外沉重而复杂， “这部名曲的版权将被送上拍卖台等待命运的安排，这次演出是拍卖之前的最后一次意义非凡的演出”，在乐队里拉中提琴的景作人，后来写了一篇文章，标题： 梁祝不要离我们远去！他只是1996 年秋天“梁祝”拍卖风波中的一个声音。有关新闻在华语媒体覆盖的版面，超越了作品首演的报道规格。1996 年 5 月 31 日， 1996 西安首
2、届音乐作品拍卖会组委会在京召开新闻座谈会。有关负责人谈到拍卖的创意时说，我们的意图是用公平、公开的拍卖形式，把音乐作品版权所有人的经济利益，最大限度地在竞拍中实现；把中国严肃音乐作品的版权消费，公开推向市场的大舞台；探索一条合理的物质报偿与崇高荣誉相得益彰的途径本报记者身在现场，亲眼目睹与会音乐家激动兴奋，发言踊跃，令人且喜且忧。喜的是音乐家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开始觉醒；忧的是有些音乐家的版权法规常识还显得十分贫弱。 “把自己的艺术成就寄托在一槌子买卖上，未免过于天真” 。身为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理事的何占豪说他和陈钢准备拍卖的版权“纯粹只涉及经济方面的财产权部分” ，并称， 梁祝面世 37 年
3、来，两位作者仅收到上海中唱公司每年每人1 万元的版权费，未经授权的出版、演奏，从未支付任何费用，“盗版和侵权行为十分普遍，令人气愤又无奈” 。从始至终，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并未介入。该会时任常务总干事屈景明个人发言明确指出，拍卖只是一种商业行为， “音乐作品版权走向拍卖市场，是对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尚待完善和健全的版权保护的有关法律的贯彻实施是个冲击。它不符合国际社会关于版权保护的操作常规惯例” 。但，作曲家表现出来热情高涨，他们说，拍卖是为我们作曲家做了好事、 善事， 是音乐界的新事、 大事； “谁要我的歌？我也卖！ ”已故作曲家石夫当时的观点以找回严肃音乐作品的价值和地位为题， “据说中国交
4、响乐团在改革后，要采取一种新办法，即收购作曲家的作品或者是委约作曲家的作品，一律付出相当的报酬，以利作曲家的再生产” 。反对的、矛盾的声音，有的很极端、很尖锐， “卖了梁祝就是卖了民族的尊严”， “只是想得到一笔钱吧！”理性一点、温和一点的说， 梁祝是“要嫁了的艺术” ， “作曲家应多一点奉献精神”， “作曲家的权益岂能靠拍卖商的槌子来保护”倾听音乐创作的背景故事，大多数人发现，这部作品著作权实在不应仅仅属于两个人。 梁祝拍卖以“流产”而告终。两年之后，已故“弓弦大师”刘明源的名作喜洋洋著作权， 1998 年 4 月 19 日公开拍卖。全国各地媒体、香港特区 大公报 、 新加坡 联合早报 第一时间予以报道， “这是中国民乐著作权第一次拍卖成功” ， “意义却不仅仅是一个优秀音乐作品的出售，更重要的是意味着知识产权，具体到民乐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名不愿透露身份人士以 58 万人民币竞价买下，所有收入全部进入中国音乐学院刘明源基金，除每年颁发 1 万 5 千元的奖学金外，还用于民族音乐的研究推广。2009 年 5 月 27 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诞生 50 年。 这部为共和国成立10 周年庆典献礼的 “ 20 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作，无论何时何地重温起来，音乐中的那个故事、那段情感，总会令人无限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