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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阅读本文档，希望本文档能对您有所帮助!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 漫漫黄沙覆盖着山川，贫穷的农民与他们的牲口一起挤在土房的屋檐下。没有人家有自来水，也没有商店卖衣服，只有用一股股的线织成的上衣和裤子。驴车走在泥泞的道路上，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声。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关于我国甘肃省黄羊川村的描述。就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温世仁，一名台湾电子业巨子、优秀出版人，和他大学同学林光信，从2021年开始一起开展了一个大胆的实验工程以网络带动西部农民摆脱贫困的“千乡万才计划”，并寄望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中国8亿农民身上。 2021年12月7日，就在温世仁的实验工程一切进展顺利之际，他溘然长逝，他的工程遭
2、遇了暂时的挫折。人们在缅怀温世仁，为黄羊川村扼腕叹息的时候，没想到一个更大的“共富工程”将在全中国展开。 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社会公平 2021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我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将在未来的5年，将温先生的一个地方工程变成一个惠及每一个老百姓的国家工程。“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
3、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4、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
5、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张晓晶说，“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张晓晶认为，“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
6、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985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_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他的“先富”理论。 有评论指出，_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躺在北京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来自河南的石先生就是故事中的一个主角。病榻之上，他虽然很痛苦，也有些孤独，但是也掺杂着几丝欣慰，因为他曾经辉煌过，富裕过，身患癌症才有能力到北京来求医治病。他说：“因为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我们才敢去挣钱，才敢去发
7、财。” 石先生的家在大别山下，通常的说法是革命老区，也是国家级的贫困地区。他和他的兄弟经历过1960年前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他的哥哥一家就是在那次灾难中饿死的。石先生16岁就到郑州打工，在打工生涯中学到的一手泥工活，为他以后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十一五规划心得体会的致富打下了基础。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不久的1982年，他成为第一批农民“包工头”，承包了家乡一座桥梁的部分工程。 后来，他的工程越做越大，从老家发展到外地。家庭生活也越来越好，屋子从开始的茅草棚先后5次修缮，直到今天的两层楼房。3个儿子，有一个考上大学，留在了城市工作，其他两个也时不时承包一点工程，日子过得也不错。几个女儿家也都盖起了楼房，温
8、饱不成问题。 像石先生这样，在改革开放的最初10年里，人们刚刚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积极热情地寻找发展机遇。在这一时期内，涌现了许多“万元户”。随后几年中发生的“十万元户”到“百万元户”的社会急速变化，都被社会各界坦然接受，而且并没有造成明显的社会矛盾而影响社会稳定。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1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但是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牺牲农业发
9、展工业的经济模式、牺牲资源和环境追逐低质量的gdp疯狂、试图摆脱政府责任的教育、医疗和住房市场化、差距悬殊的贫富两极分化、久治不愈的官场权力腐败、愈演愈烈的刑事犯罪这些社会利益的矛盾引发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困惑，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 一个最明显的证明就是，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21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
10、.54左右。 有一句话“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石先生在北京治病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个感觉：“不到北京不知道钱少。”石原以为，以自己手头的这十几万元积蓄，应付眼前的这个病差不多了。但是，他从儿子们和闺女们的神情和对话隐约感觉出，已经用掉的钱，远远超出他的想像。他利用孩子们都不在的时间，和临床的病人聊天才知道，光手术和之前的各项检查，他儿子已经为他用掉了整整6万元。如果不转医院，接下来的化疗还得花十多万元。 弄清楚这些后，石先生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他们家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了，可是因生这场病，他家恐怕就会从小康跌入赤贫。如果换成村里其他任何一个家庭，估计就得放弃治疗了。因为邻居们中“穷人”还是最大多数
11、，也就是刚刚解决温饱。 石先生病情已经好多了，能在马路上散步了。每每看见身边飞驰而过的各式各样小轿车，马路对面的高楼大厦，他想起了家乡现在还有人住在茅草屋，田间主要用的还是老黄牛，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地重复了多少年，似乎并没有多少改变。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一度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长也很快，但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使农村区别于城市的制度的、经济的因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有效的改善。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因素在制约农村经济增长方面不断发挥着消极的作用，其后果也越来越明显，城乡间的差距终于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我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
12、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一直以来，我们都是采取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经济模式。1978年以前，我们是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来促进城市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1.3，农业总产值仅增长3.2。1952年至1986年，国家从农业抽走6868.12亿元支持城市工业，占当时农业所创造价值的5。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城市工业产品几次猛涨，又扩大了城乡差距。1994年税收体制改革，实行“分灶吃饭”，地方
13、上的纳税大户都统一归中央政府，导致县、乡财政赤字突出，实际上再次加大了城乡差距。“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王思斌说，如今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已有小成，外资流入规模也在不断增加，即便不令工业反哺农业，至少也应当在政策待遇上对乡村与城市一视同仁。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
14、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但是，现在经济学家对库兹涅茨“倒u型线”假说真实性的怀疑也在不断加重。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示
15、出了一条与“倒u型曲线”不相符合的路径。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9.2，东盟四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平均为6.6，这种持续而高速的增长被称为“东亚奇迹”。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差距总的来说并没有明显恶化，中国香港和台湾、菲律宾和马来西亚还有相当程度的改善。“我们一直讲发展是硬道理，但以前我们的发展观都是狭隘意义上的发展，实际上，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从表象上来看，不仅是经济增长，还包括充分就业、合理分配、可持续发展等很多要素。”王思斌说，现在我们提科学发展观，也正是这个道理，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过去，我们习惯用简单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发展状况，实际上掩盖了居民贫富差距悬殊、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它可能是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而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低增长或无增长。“可喜的是，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调整。”王思斌说。新一届领导人能够对历史的积弊作出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反思，是需要勇气的。不回避问题本身就是我国政坛的一股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