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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考改革为何总走回头路作者:中国青年报 新年前夕，2010年广东高考报名工作结束。尽管还未举行，但这次高考注定要在高考史上留下一笔：2010年，广东将实行新的高考方案。实行了11年的X科考试，退出了历史舞台。除了广东的师生，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一变化，更无从知晓这意味着什么。但只要翻翻高考恢复32年来的改革历程，就会明白，广东这次调整高考科目，实质上是宣告了被教育界寄予厚望的“3X”科目设置改革的终结，高考基本上又回到了文理科各考6门的“大文大理”时代。当然，教育部门不会作出这样的宣告，甚至还会否认这一结论，称现在的高考还是“3X”模式。现在各地普遍实行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的高考模式的确还挂
2、着“3X”的外衣，但其实质早已背离了“3X”科目设置改革的宗旨。1999年2月，教育部推出“3X”高考科目设置改革方案，当年先在广东试行，之后试点范围逐步扩大，2002年起在全国普遍实行。本着“有助于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有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有助于高等学校扩大办学自主权”三项原则而推进的这项改革，最大的亮点就是“X”科目。在教育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中这样解释“X”科目：“X”指由高等学校根据本校层次、特点的要求，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6个科目或综合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考生根据自己所报的高等学校志愿，参加高等学校（专业）所确定科目的
3、考试。有人评价，这个方案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高校和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考试科目。但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省份都选择了“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所谓综合，不过只是3门课程的拼盘而已。只有广东和河南采用过改革设计者最推崇的“3大综合1”的方案，但河南只实行了3年便改为“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模式。据中国青年报当时的报道说，虽然教育部门和教师都认为“大综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避免学生偏科，但客观上加重了学生负担，9门课程都要考，各科老师都想方设法挤占学生的时间。此后，改革先锋广东一直孤独地扛着“3X”的大旗，但2007年，该省也最终放弃了“大综合”，改为“文科基础或理科基础”，随着2009年高考
4、的结束，在一片批评声中，被认为最能突出个性的“X”科走到了终点。现在35岁以上参加过高考的人可能都还记得当年的高考科目，文科考6门，理科考7门，除了文理科都必考的数学、语文、外语和政治外，文科还要考历史和地理，理科要考物理、化学和生物。这一模式从1977年恢复高考一直沿用到1992年。如今的“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和这一模式貌似不同，但对于考生而言并无太大区别，文科综合是历史、地理和政治共用一份试卷，理科综合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共用一份试卷。至此，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高考科目改来改去，又回到了老路上。其实，高考恢复32年来，高考改革没少走这样的回头路。2007年，在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
5、时候，包括中国青年报在内的媒体和一些研究者曾经对此做过梳理。 比如，肩负着“打破一考定终身”使命的春季高考，2000年开始在北京和安徽试点时，曾经备受关注和期待，可走过10个年头之后，春季高考已经无声无息。当年参与试点的省份，只有上海还在坚守。前不久，上海媒体报道说，2010年上海春季高考招生计划数为580名，比2009年又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再创新低。而2009年春季高考,考生实际报到率只有 22.22。标准分制度，也是在广东率先实行。在当时的国家教委极力推广下，全国有不少省份也逐渐采用了这一制度。但由于换算复杂，家长和考生意见较大，这些省份又陆续改回了原始分。2007年，先行者广东也走了回
6、头路，改回原始分。目前，全国只有海南一省还在使用标准分制度。高考英语增加听力测试也是1999年发起的新一轮高考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引导中学英语教学重视听说能力培养。广东也是最先试点，2003年在全国普及，但因为听力测试实施过程中事故频出，所以2005年起出现了部分省区取消或淡化高考英语听力的现象。这种从终点又绕回原点的改革还有保送生制度、广西的二次高考等。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在回顾高考恢复后的改革进程时曾总结道：和技术相关的改革，大部分比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历经反复，走的是比较曲折的路。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高考改革时不时要射出回头箭，难免伤及自身。江苏被认为是高考改革
7、最频繁的省份之一，从该省考出来的江江和刘璐都戏称自己是拿来做实验的“小白鼠”，并认为高考套路的变化影响了自己的高考成绩。而处于高考这座独木桥两端的中学和大学对于高考改革也是怨声载道。譬如，在“3X”改革前，有段时间高考科目设置是“32”模式，文科不再考地理，理科不再考生物。在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学自然把地理生物打入冷宫，这两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只能赋闲。“3X”实施后，很多中学一时间难觅教师，又急慌慌去师范院校对口专业找人。而生物在高考中的缺席则严重影响到大学生物系的招生和生命科学的持久发展，以至于1996年8月，71位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呼吁务必重视生命科学，提出“必须立即恢复理科高考中生物学应有的
8、地位”。高考改革为何如此曲折反复？2007年,中国青年报在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的特刊曾经刊文分析说：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和由民间呼声构成的大众力量都在推动高考改革的试验，但“呼声常常只代表某一个利益阶层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统性考虑，在呼声推动下的改革，比较容易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决策偶然，上马仓促，轰轰烈烈推出，撑不了几年，悄无声息结束”。2009年，要求改革高考的呼声仍不绝于耳，各种版本的民间改革方案也纷纷出笼，据说，正在起草的中长期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看来，新一轮的高考改革又将启程，在此，有必要提醒改革的设计者和决策者，好好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不
9、要反复折腾。比如，今年全社会都在讨论“高中是否应该取消文理分科”，事实上，在推行“3大综合1”高考模式的时候，广东和河南都取消了文理分科，但最终没能成功。个中原因，社会大众可以不探寻，但改革者必须深究。正如中国青年报2007年的报道所指出的：“对国家和考生来说，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标和路径对位的改革，而不是为了改而改。”各路诸侯围攻 高考岿然不动 高考改革方案层出不穷亮点少2009年年底，北京大学高考招生“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在一片争议声中落下帷幕。全国各地被推荐的90名学生全部入围，在今年年初就要进入北大为自主招生准备的冬令营。时间倒流：2009年11月以后，76所有自主招生权的高校提前拉开
10、了高考前争抢优秀生源的大幕：四川大学紧随北京大学，宣布也要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5所首批“985”高校在更早的时候宣布五校联合自主招生官方的高考改革方案在2009年12月也密集出台。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五省市2007年开始实行高中新课改，2010年这批学生进入高三，2009年年底它们相继公布了自己的高考改革新方案。实际上，从去年年初开始，呼吁高考改革的声音就从来没有停止过：1月初，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向民间广泛征求意见，高考改革就是其中的热点，各种声音被迅速反馈到“纲要领导小组”；夏季来临的时候，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绘制的“民间高考改革方案”
11、出炉，并被送至“纲要领导小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带领一批人也在对高考制度进行反思。这一年，来自民间的、官方的、高校的，大大小小的涉及高考的改革方案络绎不绝，各方都在为高考改革建言献策。综合比较不同版本的方案，改革的核心似乎都指向一点：改变一考定终身的传统模式，实行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遗憾的是，这一年，尽管高考改革的热度不断升温，来自不同方面的政策与声音不断涌现，但是依然延续过去的路数，并缺少亮点。民间方案：有理念，可操作性不强民间对高考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不满意者，把现行的高考制度批得体无完肤，甚至强烈呼吁取消高考，取消教育部；也有不满意却认可现实者，认为按照中国现阶段国情，高
12、考制度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各方对高考改革的建议多，却无整体方案。去年6月，继2007年给出一个初步的高考改革方案后，21世纪教育研究院公布了一个更详尽的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这个民间方案有两个宗旨，一要“以学生为本”，二要促进教育公平。与其他民间高考改革建议不同，这套方案的设计者希望突出可操作性，但实际上，方案依然过于理想化：它希望打破现有的高考利益集团的平衡，而这个平衡却不是教育部门一家可以决定的。比如，民间方案明确提出降低英语分数的权重，提高对母语的要求。但它的执行难度相当大。一位曾经参加过某省自主命题的老师说，有一年，教育考试部门曾经有过降低英语权重的想法，并拿出方案讨论，最后因反对声
13、音太大，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简单得不能再简单：靠英语吃饭的人太多了，谁愿意丢掉这个大饭碗呢？多元化的人才选拔方式是这套方案的重心。方案提出，要实行多轨道、分层次的统一考试，将高考科目分为多种组合，包括普通文科、理科、工程技术类、生物医学类等，每科考试内容区分不同难度，考生可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与能力，选择不同类别、层次的考试。研究型大学、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职、专科院校，可分别采用不同的考试科目。方案忽略了一个客观事实：人往高处走。无论是学生和家长都希望能进最好的学校学习，他们不会仅仅把自己定位在普通本科院校，或者说，把自己定位为工程技术类就不考理科或者生物医学方向。他们都希望有更多的选择。按照
14、这个方案，学生的考试成本会大大增加。方案也提出院校录取方式的多元化，设计了“全国学业能力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模式、“统一学科知识考试集中录取”模式、自主考试等不同模式。不同层次的院校可采取不同的录取模式，放大了高校的选拔录取权。这个主意不算新。在2008年年底，浙江省提出自己的新课改高考方案中，就有类似的制度设计：对报考一本、二本和专科院校的学生，在三门主科相同的背景下，设置不同的附加科目的选择方案。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带着一个团队，从宪法的角度去考虑大学招生制度。他认为，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广义上国家的任何公权力机构不得对公民给予没有正当理由的区别对待。但是现行
15、的招生指标体系违反了宪法平等的原则。最简单的事实是，各个高校在决定各省的生源比例时，都在为照顾本地考生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站得住的理由。“中国各地的高校招生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囚徒困境。”张千帆说。他认为，在普遍歧视、人人自危的现实环境下，任何放弃自我保护、实行地域平等的省市显然都是“傻瓜”。无论是地方高校，还是部属院校，除了没有太多人关心的民办大学之外，每一所高校的招生方案都是地方保护主义的翻本。时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徐显明曾经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并在2006年提出“中国政法大学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学”这样响亮的口号，建议根据各地人口的多少来配置高校在各地的生源数量，但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在北京的招生
16、数量也只是略有减少。在张千帆看来，招生体制改革需要中央出手。这听起来有些不“与时俱进”：就高考而言，中央逐渐放权给地方，自主命题的省份越来越多，高校自己确定每年的招生人数。中央所做的，主要是确定当年全国的招生人数并进行总量控制。 依然是民间高考方案的理想状态：让更有力的部门来打破已经形成的高考利益平衡。当高考已经集中了太多的关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在年终总结时，都把高考当作自己的一项政绩的时候，一旦这种平衡要被打破，被损害的利益群体，比如说，减少北京、上海这些高教资源集中的城市的招生名额，当地如何安抚利益受损的本地考生？官方方案：保守地前行2004年，广东、海南、山东和宁夏四省区率先开始高考新课改实验。2007年，四省区执行了新课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2009年底,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也相继公布自己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