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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知觉唐纳德格兰伯格（Donald Granberg）陈烈钦 译政治知觉是指人们形成对政治候选人职位、性格、行为模式和规范的印象所依赖的过程。在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当中，我们经常分析这种过程所导出的结果，也就是，一个人对调查问题的回答被设计来表明一些政治知觉。这一章关注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和政治家及其政党个人的意识形态取向。（Berelson，Lazarsfeld，& McPhee，1954）知觉中的刺激对抗产生知觉者的决定因素在政治知觉研究中一个微弱相关的问题是知觉过程主要由外部刺激条件决定还是由产生知觉者的内部特征（McGrath& McGrath，1962；Nimmo& Savage，1976
2、；Sigel，1964）来决定。更精确的来说，我们形容乔治布什总统的那些品质到底是由布什真实的特征决定（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见过布什本人，这里或者指通过大众媒体手段传送的他的影象）？或者对布什的看法更多的来自知觉者个人头脑中的价值，态度，信仰和其他方面？如果有什么依赖于所处背景的问题值得回答的话，这个问题一定是其中一个。为了充分的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建议要同时考虑到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治刺激的知觉。ANOVA认为，在一个相关变量（即，反应者对刺激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的知觉）上关注一定独立变量（即，反应者对一个问题的态度和反应者对刺激的态度）的主要的和互动的影响是不够的。在这样的一个分析中，人们最大的
3、希望应该是展现人们意识中的特征对知觉过程有（或没有）产生可辨别的影响。（Granberg&Brent，1974；Sherrod，1972）由于这项分析中的两个独立变量都是内部因素，这种分析的模式没能提供评估外部和内部因素在知觉中决定系统变量的相对贡献。当两个或更多的知觉也是就，多于一个相关变量在同一个分析中被同时考虑的时候，需要什么是一个更复杂的分析。这可以用MANOVA来完成，它使人们可以将知觉中的变量按比例的分为内部来源与外部来源，至少象它在那样的背景条件下发生的那样。这看起来象是Victor Ottati最近的一些著作的中心主题，他展示了内部形成扭曲知觉的趋势如何为外部刺激条件所限制。他
4、的研究显示出当多于一个候选人的知觉被考虑到的时候，不同候选人的“真实”立场将产生影响。（Ottati，1990；Ottati， Fishbein，&Middlestadt，1988；Ottati&Terkildsen,1989）与知觉刺激和知觉者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对抗相关的是“信息编辑假说”（Googin，1984），它提出人们对一个候选人的知觉产生不同是由于候选人在不同的地方说了不同的东西。不仅仅是候选人采取不同的态度，而且候选人会编辑不同的信息来适合特定的听众。Miller和Sigelman（1978）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明，Lyndon Johnson 在更强硬的听众面前发表了更强硬的演说。与
5、此相似的，布什于1988年在倾向于反对离岸石油钻井的新租约的加利福尼亚公众面前的演说似乎表明他对此也是采取反对立场的，但他在德克萨斯的更受公众欢迎的竞选却好象在传达他支持新租约的信息。做办不到的事不是不可能的，但却是难以应付的。在现代国家竞选中，大众媒体对竞选活动的近距离详细审查限制了候选人及其政党编辑他们的信息来适合（抚慰）所面对的听众的程度。虽然如此，候选人仍然有一定的自由选择他们想强调的主题和态度，他们也可以为特定的情景调整要传达的信息。有时，即使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也可以很大程度的影响到投票人对候选人产生的知觉。回想1960年，当时黑人选票远比近些年更加的分散和不统一。在一个繁忙的竞选过
6、程中，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肯尼迪，抽时间打电话给Coretta Scott King，表达了对她在监狱中的丈夫马丁路德金的关心。这被视为一种重要的象征性的举动，同时这也经常的被认为是那次异常激烈的选举中许多决定性事件中的一个。如果候选人及其政党致力于印象处理，使他们可以谨慎的尝试在不同的情景下，在不同的人面前表现不同，那么这种变化怎样被计算在内呢？此外，如果Lyndon Jonson 在不同的听众面前对越南战争采取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否就表示每一次他对战争的态度是不同的？理论上来说，他能够面对多少种听众就采取多少种立场么？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是将他的每一次公开言论单独来进行考虑，并将此作为引向他在战
7、争上的真正或真实立场的一种不完美指南或暗示。认为候选人或政党的真正或真实立场在一场竞选中是基本不变的假定是不合理的，虽然这很难精确定义或量化。最近，Rabinowitz 和MacDonald（1989，P 98）提出了一个吸引人的“对问题进行投票的指导性理论”，假定“所有的投票者都对相同的候选人刺激作出反应”，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一个候选人的立场在竞选过程中可能发生演变或更加明确。（Page,1978）但总的来说，这不太可能在政党是主要行为体的强有力的政党体系中发生。（Granberg& Holmberg，1990）有很多次政治家显然地改变了他的立场。参议员Arthur Vandenberg
8、从孤立主义到国际主义的转变就是一个有历史重要性的例子。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后来被视为等同于宣战的Tonkin Gulf 决议的时候，只有两位参议员投票反对。（阿拉斯加的Ernest Gruening和俄勒冈州的Wayne Morse）后来相当多的参议员转而反对战争，并公开地放弃了先前的投票。如果说至少在某些方面政治知觉是刺激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政治家及其政党实际上在改变他们的立场的话，在政治知觉中应该存在一个反应性的转变。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政治知觉对内容范围内的变化到底有多敏感。也就是，如果公众的政治知觉仅仅是粗略的印象，任何人不可能希望他们对问题的提出方式和对范围进行修正的极小的变化作
9、出极大的反应。（Schuman& Presser，1981）在这些问题上，1986年荷兰选举的研究提供了不同寻常的丰富的数据资源。首先，很特别的形势是荷兰的主要政党公开的，明确的在竞选当中改变了他们在核电站问题上的立场。在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所有政党对依赖核武器变得更加的反对。一个偶然的巧合使采访式的预选在切尔诺贝利灾难时已经基本结束，采访包括对政党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立场的看法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看法。这些问题在竞选后对相同一批人的采访中再次的被提出来。因而，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以核灾难和随后的政党立场的变化为干预事件，两次采访组成了一种“自然实验”。Figure 4.1 荷兰1986年选举中，
10、自我定位和对三个最大政党在核武力和收入差异两个标准上知觉的平均数。Figure 4.1显示了政党在预选和竞选后的采访中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位置的平均值。毫无疑问，政党真实立场的转变在荷兰民众的知觉中得以反应。这是一个刺激决定型的转变。Figure 4.1提供证据表明回答者自身的态度同样转向反核的方向。1986年荷兰研究的外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包含社会平等或收入不平等的数值范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理由认为公众或政党在预选和选举之后改变了他们实际的立场。与典型左翼在欧洲政治上的看法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政府政策是否应该被用来减少收入上的不平等。在预选采访中，这种范围从左翼支持的平衡收入政策本质上的转变为右翼的
11、反对平衡政策。（例如，支持维持现状）在竞选后的采访中，这种范围发生了扩展，从预先平衡到预先削减，后者指的是支持不断严重的不平等和收入不同的立场。在竞选后的数值范围中，维持现状实际上成为中点。虽然数值范围中这种类型的改变只在一个方向上，却将其自身引向了前景理论的应用。（Ostrom，1966；Upshaw，1969；Upshaw & Ostrom， 1984）。图表4.1表明人们自身的位置从3.7（预选水平）改变为3.2（竞选后水平）。在预选和竞选后形成联合政府的右翼政党中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派的知觉（以及在数值范围内改变了方向的人们）由5.2（预选）转变为4.5（竞选后），在联盟中占少数的自由党由
12、5.9转变为5.5。与此同时，工党的知觉大体上没有发生转变。（2.0 在预选和竞选后两种数值范围内）因而，人们改变他们的知觉来反应数值范围的终点定义的转变，但由于发生在核武器的数值范围内，它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转变。与已经改变的数值范围的终点接近的政党从属于知觉上的最大的转变，但是与已经改变的数值范围的终点最远距离的政党在他所引起的知觉中本质上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一证据显示荷兰的选民是机警的，他们的政治知觉会对政党的实际立场的转变以及所使用的语言上的这种立场范围的不同发生反应。当然，对于政治知觉在多大程度上由刺激决定，又在多大程度上由知觉者决定的笼统问题是没有一个简单的解答的。答案一定与政党和候选
13、人摸棱两可的态度所产生的刺激有关。（Page, 1976; Shepsle, 1972）例如Muzafer Sherif 和Carolyn Sherif （1969）这样的格式塔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家一定会援引一些他们的很笼统的命题，例如结构性的刺激情势是如何限制心理结构中的替代品的。当外部刺激情势更无结构（模糊）时，个人的内部因素在心理结构中所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一个相对有很好结构的政治刺激可以引向一个高度一致的政治知觉，在这样的结构中知觉对现实作出反应，而且这种知觉主要的是由刺激的特征而不是个人带入知觉任务的自身特点所决定。平衡理论在人们被促使更精确（例如，“使之正确”）的假定与人们被促使保持认
14、知平衡的代替假定之间有重要的区分。Fritz Heider（1964， 1958）发展的平衡理论是指导政治知觉分析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Heider的理论关注个人意识中的辨证认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心理学理论。平衡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在其他条件等同的情况下，认知的平衡设置比不平衡设置要更加稳定。人们认为认知的不平衡设置是令人生厌的，并会改变其中的一个或更多使其趋向于平衡的状态。Heider的理论不仅仅解决认知。他的基本的P-O-X模型解决两种态度和一种信念，或者，用一种方式来说，两种情感导向和一种认知。这些组成部分包括P（人，公民），O（一个人，政治家，政党），以及X（一些问题
15、，例如，所有铁罐和瓶子的强制押金）。这种结构的至关紧要的因素是P对O的态度（当O是一位个人候选者或官员时，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态度），P对X的态度，P关于O 对X的态度的印象。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关于O对X的实际定位的问题，而是P关于O对X态度的评价。后者最直接的卷入了对政治知觉过程的研究。前两个因素被认为具有情感上的关联。Heider的理论同样包含有一个一体关系的概念，指的是P和O是否是同一整体的部分（Kinder，1978）。所有美国民众和乔治布什有一种一体的关系，至少是持续到1993年1月20日，因为他是他们国家的总统。这当然无法表明一个美国民众与总统之间的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可以从
16、厌恶，冷淡直到爱慕。Heider关于一体关系的概念还没有取得很多成果，但是这与社会学的成员团体和参照团体的概念极为相似。也就是，情感对于一个一体关系而言，如同参照团体相对于成员团体。（Granberg，1987b；Granberg，Jefferson，Brent，& King， 1981）Heider的理论暗示当P和O共享一个一体关系时，心理压力更多的完成，保持或重建认知平衡状态。Kinder（1978）通过关注人们期待哪位候选人赢得即将到来的选举来使一体关系得以运行。假定是希望尼克松可以当选人会有或希望可以有与他之间的一体关系。一种可供替代的选择是以政党承认或成员资格进行表述。英国工党成员会与工党当前的领导人有一种一体的关系，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他。Heider的理论在推动和指导更多的研究上有相当大的启发性价值。（Luttbeg，1981）一些补充和修正随之而来。例如，Heider的理论无法为人们将发现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