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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延安开办的日本工农学校记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随后三年时间里，八路军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国名字叫林哲)提议，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反复磋商并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化敌为友的特殊学校。校长由1940年春从共产国际来到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人野坂参三担任。教员由从延安各界调来的精通日语的人员和较早转变思想的日军战俘如吉积清、川田好长、杉本一夫等担任。校址就在延安宝塔山上
2、。1941年5月15日，延安八路军大礼堂座无虚席，主席台上悬挂着毛泽东的肖像，两旁挂满了延安各界送来的贺旗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题词。来自延安党政军的两千多人和许多日本人欢聚一堂，在这里共同庆祝日本工农学校首批学员的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倡导，学校制定了“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的十字校训。学校教育进程大致分三个阶段。刚到延安为第一阶段，约一个月，对学员进行入学资格审查。然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预科生教育课程，接着实施10个月的本科生教育。学员入学完全采取自愿原则。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时事
3、与日本问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讲座；自然科学；特别问题恳谈会；听写及练习中文(文化课)。随着战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的提高，教育内容也逐步由浅至深。到1942年仅日本问题一门课程就增设25个具体讲座，这些讲座涉及日本深层次的现实矛盾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与轴心国两大阵线相战的症结所在，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切身命运及前途等。上课时，教师一般都用日语讲授，而在讨论时，学员必须讲中国话。有的学员，中国话讲得很差，只好用一半日语，夹杂着一半生硬的中国话参加讨论。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员，大部分住在校外。校长野坂住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机关，离校较远。但他一直风雨无阻，坚持来学校处理校务，给学员们
4、上课，参加学员们的讨论会。学员们经常把自己想不明白的问题，提出来和他讨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有学员提出疑问:“现在我们都明白日本侵华战争是不正义的，为什么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不起来反对这场战争呢？”野坂思考几秒钟后说:“现在日本国内的工农群众，已经开始觉醒，起来反对战时的生活恶化。当然，日本人民的斗争，并不仅是为达到经济上的要求，还包含着反战的意义。1937年7月7日，日军向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以后，日本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在政治上进一步欺骗，经济上进一步剥削、压榨。日本工农大众从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亲自体验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只有家破人亡，他们不甘心坐以待毙。他们看清日本统治阶级正在强
5、化欺骗手法，加强剥削程度，驱使他们为掠夺他国人民的财富，侵占他国人民的土地，奴役他国人民而流血牺牲。他们开始把仇恨的目光集中到日本军阀、法西斯政府身上，为自己的生命和利益正进行着坚决的反抗。”学员接着问:“连国内的人民都起来斗争了，那我们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斗争，不是很快就能取得胜利吗？”野坂回答:“不，还不能很快地取得胜利。第一，现在日本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还能起一些作用，还能暂时模糊日本人民对战争本质的认识。第二，军部对日本人民的不满，采取残暴的高压政策，武力解散进步组织，逮捕进步分子。第三，日本国内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完全崩溃的程度，国内人民革命斗争总爆发的条件尚未成熟。第四，日本在军事上还
6、没有遭到盟军和中国的致命打击，还没有濒临失败，所以，日本国内人民的反抗活动直到今天，发展还是不平衡的，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反战势力。因此，现在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的全体盟员，日本工农学校的全体学员，就成了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骨干和中流砥柱。你们要认识到肩负的重任。这是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每一次这样的讨论会，都使学员们得到新的收获。学校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举行由全体师生甚至从前线归来的日人反战组织成员也来参与的各类讨论会，通过自学、自讲，达到自悟、自省。一天上午，学员们又举行座谈会，酒井站起来说:“昨天起，我才感到自己的心，是与中国人民的心相通的。我的脑瓜不能再僵硬了，我要努力学习，迎头赶上去。”
7、酒井的话，使在座的学员们很高兴。酒井当时已42岁，在学员中年龄最大。他来中国战场前，是日本一家工厂的工头。他性格倔强，遇到不称心的事，就瞪起眼睛大吵大闹。当了俘虏后仍一直坚持敌对的顽固态度。他刚到日本工农学校，因一点小事就以绝食威胁学校，要离开延安。他公开说:八路军的教育是“利用”。1940年11月3日“明治节”(日本国纪念日本明治天皇诞生的节日)那天，他带着五个日本士兵，爬到宝塔山顶，遥拜日本东京皇城。现在连酒井也觉悟了，开始痛悔以前的言行，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1941年10月26日这6个人，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开幕式上，举臂宣誓参加了八路军。泷泽三郎发言说:“我经常听到
8、关于劳动者、国际主义精神的讲话，但这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昨晚，我在开学典礼大会上体验到了。当我登上讲台，受到中国同志热烈的欢迎时，我的呼吸短促，眼眶发热，我几乎流出眼泪，我平生从未有过这样的激动。来到八路军后，中国同志从没有把我们当做俘虏，可是俘虏这个观念却像恶魔似地盘踞在我的脑海里，我被这个恶魔苦恼着，使我忧郁，不断叹息。但昨晚，这恶魔竟然离开了我，我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俘虏，而是被中国同志所欢迎的嘉宾了。”这天夜晚，他在校部的窑洞前徘徊了很久，最后，他鼓起勇气走进去，把一张纸条递给学校的负责同志。他在纸条上写着:他本来有一兄三妹，在填表时没有写；他本来住在神户某区的第三町目(作者注:即胡同
9、、巷)，在表上写成第四町目；他本来在大学只念了一年，却写已经大学毕业了。学员小林清接着发言。他说:“俘虏这个词曾使我几乎产生毁灭的意念，在共产党、八路军的国际主义的教育下，这些已从我的心里完全清除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现在我考虑的，不是将来有无前途，而是怎样争取这光明前途的早日到来。对于延安的生活，我感到越来越有意义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战俘学校，而且是培养在华日本人反战人才的一个摇篮。1944年春季后，我军相当一部分对日军的工作都由这些人担负，他们与我军对敌工作组织相互配合，协同作战，共谋胜敌之策，成为不可替代的力量。正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校长野坂参三所言:“反战同盟本身的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但人数增加了很多，而且培养出许多干部。像日本工农学校的教务主任、教员，都是从学生中提拔出来的。在前方更有许多能写很好的传单、标语的宣传干部。”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结束了其历史使命，大部分人员奔赴东北、华北、华中战场，帮助我军接受日伪投降，而后回国。有些人一直留在了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