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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for the degree ofMaster of Engineering对于价格管制复归的制度变迁分析中2鲜蛋调市。这项工作安排的具体措施是，“工作组”责成市农委和商委对设在各郊县的鸡蛋生产基地逐层下达鲜蛋调市任务，保证鸡蛋日上市总量达到20万斤，调市价格(收购价)定在3.15元一斤的价位。市农委将各鸡蛋生产基地与市内国有副食门市部(110个限价蛋销售点)结成对口单位，由市区内的副食门市部派车到指定鸡蛋生产基地去收取原由生产单位送到市区的鸡蛋，然后按市里统一规定的每斤3.30元价格销售。其差额为销售利润。3层层补贴。1995年前后，天津市每斤鸡蛋的成本逐步由3.15元上涨到3.35元左右
5、(其中包括饲料、水电费、兽药、设备折旧及人工费等)(7) 如果再加上0.1-0.2元的生产利润，鸡蛋的出厂价在3.4-3.5元/斤上下比较合理。而在价格管制期间，鸡蛋的收购价定在3.15元/斤。这样一来对养鸡场(户)来说，每出售一斤鸡蛋将损失0.25-0.35元左右。生产不仅没有利润，而且已部分折掉成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营的企业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因此一段时间内，天津市国有副食店的鸡蛋有价无货。考虑到限价收购给养鸡生产基地带来的损失，“工作组”做出决定：各养鸡场(户)每售一斤平价蛋(3.15元/斤)，可得到市财政局0.1元的价格补贴。事实上这对于生产者所受损失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110个定点
6、国有副食店仍然有价无货，限价政策的推行非常困难。对此，天津市农委在财政补贴0.1元/斤的基础上另外再加补0.1元。这既是为了减少生产者的损失，也是出于调动积极性完成鲜蛋调市任务之目的。然而事情远未到此结束，生产者的所得与所失仍未“摆平”，各郊县及乡政府在落实鸡蛋调市任务时仍遇到种种困难。因为在管制实施后，当时不受管制的市场批发价也节节攀升，已经达到了3.8元一斤的水平，有的个体商贩甚至以4元的价格竞争性地向生产者直接收购。面对这种局面，在行政任务的压力下，各郊县、乡政府不得不“上行下效”，对鸡蛋补贴款一再加码。据市禽蛋服务公司当时不完全统计，各郊县(或乡)对调市鸡蛋先后所增加的补贴款分别为：蓟
7、县乡级财政补0.2-0.3元/斤;宝坻县县财政补0.3元/斤，乡财政补0.2元/斤;宁河县财政补0.4元/斤;东丽区区财政补0.2元/斤，乡财政补0.25元/斤。这样，在市财政、市农委及县(乡)财政多方补贴后(年平均鸡蛋总补贴接近0.51元一斤)，生产者弥补了成本损失并已略有赢利。这时，国有副食店才购得鲜蛋。但是，当鸡蛋收购价逐步接近甚至超过固定的销售价时，110个国有副食商店也不可能白白销售鸡蛋，更不可能蚀本经营(因鸡蛋的损耗也很大)。而且他们还有另外一本账，如果不是卖鸡蛋而是销售有利可得的其他商品，就会有更大的收益。所以市财政还必须为这些销售点补贴0.1-0.18元。这样鸡蛋管制下的鸡蛋实
8、际交易才真正有进行起来的条件，价格管制措施才有了开始奏效的基础。这里还需提及的是，补贴的发放不是即时的，而是至少有一至二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时滞。按照规定是一月后，当鸡蛋生产者向上层层把他们的供蛋量票据交到市财政部门，并且与市内各销售点汇集上交的售蛋量票据相一致时(为防止补贴蛋外流，实际上只是流于形式)，才能反过来逆原渠道层层下发补贴额，而实际上这一过程有时要延迟至三个多月。4挂牌销售。据事后调查发现，(8) 此次鸡蛋价格管制期间，市区内110个限价蛋定点销售门市部的组织工作多数比较简单，各销售点均未发放任何凭证，(9) 只是每人限购3斤，反复排队反复购买或为卖而买(自由市场鸡蛋小贩雇人购买)也
9、无人干涉，各销售点排队人数每日一般在200-300人左右。为此，市公安局曾派出100多名干部分别到各鸡蛋销售点维持秩序。物价、交通、工商部门也都抽调大批人员进行监督，防止各种哄抬物价、“卖大号”、走后门、私分等意外现象的发生。(三)市场环境下管制措施的特点：前已提及天津市1995年的价格管制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部分回归。换言之，这种制度安排是发生在市场调节的环境之中的。市场环境是相对于“计划环境”而言的。就是说，1991年以前所实施的价格管制制度是处在计划流通起着支配作用的购销制度结构中，其它形式只是作为一种补充;1991年后，养鸡业的产品及要素价格均放开由市场调节，价格机制成为制度结构中的核心安
10、排，这时鸡蛋的生产、流通处在“市场环境”之中。显然两相比较，市场环境下的鸡蛋价格管制(补贴)制度必具有不同的特点。可以归纳出两种制度环境下价格管制这项制度安排的六个不同特征：实施管制的频率。91年前政府价格管制是以经济计划形式表现的，它具有经常性和一般性;91年后的价格管制是在鸡蛋市场价格突破限价水平时政府对市场进行的干预，其发生具有不连续性和特殊性。管制的渠道与环节。91年前对鸡蛋的管制与补贴渠道单一(财政渠道)、环节较少;91年后管制与补贴渠道较多(市农委及市、县、乡财政)，所经历的环节也较多。补贴的形式。91年前对生产者采取以“蛋料挂钩”为核心的暗补，对消费者发放蛋票给予暗补;91年后价
11、格管制期间对生产者给予价外补贴，对消费者通过限价给予暗补。补贴最终受益者。91年前生产者、消费者均从补贴中获利;91年后价格管制时补贴最终受益者是消费者，对生产者补贴主要是为弥补限价损失。管制的力度。91年前对生产者价格的管制的力度较强，从上到下的指令容易得到贯彻，因为各个层次的独立利益较弱;91年后情况不同了，从事鸡蛋生产和销售以及管理的各有关方面都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这就使管制指令的执行力度受到很大的制约。博弈双方力量对比。91年前市政府通过农委(禽蛋服务公司)就基本控制了鸡蛋生产和销售整个过程。政府的统一安排在控制、引导经济方面有较大的力量优势。91年后政府实行价格管制时事先成立专门
12、机构进行组织协调，在具体补贴时又通过“两层三级”补贴(财政、农委两层、市县乡财政三级)来完成。这说明部门、企业同政府谈判能力大为增强，另一方面也说明政府在控制力和财权上的相对削弱。这就是天津市1995-1996年价格管制制度安排的全部故事。四、价格管制制度对鸡蛋销售中交易成本的影响如何评价天津市于1995年9月至1996年3月期间实施的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得失利弊?显然可直接借鉴的理论供给就是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主要不同点，或者说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制度经济学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的变量，而主流经济学则假定制度不变。在制度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学派是把制度作为影响交易费用变动的基本变量。
13、所以按照制度学派的观点，对一种制度安排的评价，或者说测度一种制度安排是否有效和能否持久存在，主要就是分析这种制度在创建和运行过程中的成本和收益，即是节约还是增加了交易费用。如果是节约了交易费用，这种制度就是恰当的，就有生命力;否则就不是恰当的，不可能长久。我们按制度学派的观点和原则来分析一下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制度对鸡蛋这项产品的交易过程中发生的交易成本的影响。根据高斯(Coase， 1937)等制度经济学家的定义，交易费用就是为了完成一项交易所花费的各种成本的总和。在现实中交易费用很少为零。因为有制度的存在。但有的制度使交易费用减少，有的则使其增加。本文以下讨论的是鸡蛋价格管制制度的实施相对于
14、没有管制即市场调节条件下，对完成鸡蛋从生产者向消费者转移的交易过程中的费用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鸡蛋从生产者手里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如果撇开生产成本不说，则所花费的成本主要就是批发商的运输成本及零售商的销售成本。但是管制条件下不同了，完成这一交易的过程复杂多了。在这一过程中比在市场调节条件下多发生的所用所费都是交易费用的增加。一般说，任何一项政府管制措施的社会成本，从广义上看，都包括下述两种成本：一是“院外成本”，即管制措施的潜在获益者为使得政府管制机构服从其意愿而实施管制所花费的成本;二是“运行成本”，即管制措施的实施和运作成本，这项成本是由社会承担的。(10) 在天津市鸡蛋价格管制案例中
15、，管制的院外成本为零：管制措施是市政府主动采取的行为，其潜在获益者-居民(目标主要是低收入阶层居民)并未花费任何成本去促使市政府采取管制措施。因此在测量管制成本时可以将“院外成本”予以舍象，而只考虑“运行成本”。天津市1995-1996年价格管制的运行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组织成本。这是市场调节情况下不发生的费用。天津市政府在实施价格管制过程中，曾从各级政府本身及有关部门抽调大量人员(包括各级行政负责人及一般业务人员，估计约涉及几千人)组成专门机构，以对限价措施运转进行管理、协调、监督。这些组织包括，市政府成立的领导决策机构“鸡蛋调市工作组”，市农委、商委联合成立的鸡蛋调市实施办公室，市财政局成立的鸡蛋价格补贴发放办公室，市物价局、工商局专门安排的鸡蛋价格监督人员，各郊县乡村成立的相应办公室，市公安局向各限价销售点分派的维持秩序人员，市交通局设专门人员为各销售点运输车发放特别通行证，派专人在各主要交通要道设卡防止鲜蛋外流。所有这些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均需支付两方面的组织成本，一是机构成立的开办费及机构运转所需经常性支出;二是各有关部门为此负担的成本，可用抽调人员后对正常工作造成的损失来衡量。简言之，组织成本应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