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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怎么样才能当官结构地位与选任社会网络理论在通过具体的关系网络去研究人的行为时，首先要涉及人们所处的社会结构或网络结构；其次是描绘个人在网络中的地位，他在网络中的位置是怎么样的；最后是网络中不同位置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名满足刚性条件的干部，如果他能在此基础上与主要领导建立强关系，那他会在同侪中脱颖而出：这是从非正式制度（关系）这一角度而言的。本文第三章即分析了关系机制与关系机制阙如时信号对于合法性机制的意义。但资源分配受多种机制影响，关系的运作有自身的逻辑与边界：那是在面对无法选择、被动的制度安排，而这种制度的合法修改、解释权和配置权力又只掌握在由领导代表的国家手里时候，一个人所能运用的策略。当
2、地方党政干部选任制度对选任资源的分配加以体制保障时，那些体制的受益者将遵循制度规定，与制度保持一致。制度的报酬是可预期的。这个时候，不是说关系不重要，但性质上是从生的。由制度所导致的结构地位上的优势有两种情形：一是“领导身边的人”，如秘书、司机、办公室主任，因为角色安排得以长期与领导亲密互动，双方深入了解，并内化为领导的“自己人”，在选任时往往成为领导优先考虑的人；另一类是共青团系统干部，作为党的干部后备军，团委出身的干部往往凭借年龄优势迈出比别人快得多的“第一步”。本章着重对秘书、司机、团委干部的选任加以分析。一、“领导身边的人”：由“借权”带来的优势帝国时代基层事务繁多，领官俸的正式行政人
3、员却不多。由于科举制选拔的士人多存在知识面与实际能力的不均衡，他们必须雇佣私人助手，这些人被称为“幕府”、“幕僚”，工资由雇佣者支付。此外，一些非官方的代理人如地保、保甲、“书手”、“牙行”等地方精英也起着助手的作用。在当代政治中，辅助性人员被纳入正式行政编制，领导往往配备秘书、司机、办公室以及庞大的下属机构，他们的作用是决策、协调与贯彻。当然，由于编制的限制，人员的数量都是限定的。这些人中，主要包括秘书、司机、办公室主任三类人。“这三类人比较固定，几乎天天在一起。”由于结构地位的影响，他们不仅具有衍生出来的权力，还有衍生出来的便利。1、 秘书秘书往往存在生活、文字等不同分工。一定级别的干部配
4、备不止于一名秘书。在访谈中，所有的对象都认为作为领导的秘书选任机会都比一般人要好，比一般人更容易受到提拔。“领导秘书统统提拔，都提拔的很好，秘书要比驾驶员好。” （访谈对象7）个案7 P本人出生T县某乡镇，父母务农，1990年代初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分配到T中学任教，这是当地最好的一家高级中学。在T中学P担任了历史科的教师，在带了一届毕业班学生之后，1994年开始担任高一某班的班主任。期间因为其学识和年轻受学校领导器重，第二年学校团委书记调任之后由P接任。由于T中学是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是本县教育的样板，其团委工作一直是本县团委工作的重点。学校团委书记的出路也一直很好，前几任调出后都在
5、本县乡镇一级担任领导副职一级干部。像P这样有学历，又年轻，加上学校的声望，在1997年的夏天带完毕业班之后，P离开了学校，调到县政府信息督导科。过了2年，新调过来的县委副书记看上了他的文笔，于是成为了县委副书记的秘书。2001年，县委班子换届，县委副书记调到市区某管委会（处级单位）任一把手，就把P和司机一起调到了管委会。P现任办公室主任。T县在2003年之前三位主要领导秘书的去向职位 现任职位、级别 领导去向县委书记秘书 市某管委会副主任（副处） 副市长县长秘书 现任县委书记秘书（副科） 双规、查处县长秘书 T县某街道办事处副书记（副科） 市政府秘书长案例证明了领导秘书在选任上要比一般人要好，
6、这既包括职位，也包括提拔速度。从秘书本身而言，秘书通常由被认为素质较高的干部充任，这种素质包括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各个方面。秘书往往被称为“笔杆子”，意思是具有很高的文字运用能力。在地方，中学教师尤其是政治、历史、语文等文科教师往往是秘书队伍的重要来源。这与他们受过严格写作训练，文笔较好，更容易理解上级精神等莫不相关。P本人就是中学历史教师出身，而现任县委书记秘书在大学毕业以后的初职是当地报社的记者。但秘书为什么具有这种优势？是否仅仅因为自身的高素质？答案并非如此简单。秘书对自己所服务的领导负责，对外则代表领导处理相关事宜，充当“拟领导”的代言人角色。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
7、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秘书在体制内承担着传达信息，承担文字工作（包括做会议记录、为领导写讲话稿、向上级写报告等各种文字工作），辅助决策等功能。 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信息是领导决策的基础。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特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常常导致了信息的纷繁杂乱。而秘书就处在下级与领导沟通信息的中介地位。这是一个制度保证加工信息权力的位置。在无数信息中，注意什么，忽略什么，强调什么，隐瞒什么，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
8、多说少：面对优势权力地位的领导，秘书拥有信息的地位优势。这种处理信息的结构地位以秘书服务职能面目体现，但实际上造成了领导对秘书的依赖。“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 这是其一。其二，秘书长时间在工作中与领导互动所产生的非正式关系。这种非正式关系衍生于正式关系，有时也是个人自主建构的结果。它有两种类型：
9、一种是情感性关系，出自领导对秘书的赏识、关怀、爱护和偏爱，或者秘书对领导的尊重和爱戴，并不特别需要借助物质利益维护；另一种是通过物质媒介（礼物或其他）维护的工具性关系，庇护、寻租、交易、利益共同体，都属于这一类型。这往往形成强大的势力对抗外界，是所谓“派系”的典型体现。在此类工具性关系导向之下，秘书的提拔是一个利益分配与再生产的过程。2、 司机 县级机关（两套班子加上机关有关部门）的司机一般由机关事务管理局管理，其他两套班子（人大、政协）的驾驶员由各自办公室管理。市直部门的司机相应由办公室管理。司机不属于公务员，只是职工编制。因而司机的向上流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身份的改变，即转变为公务员，成
10、为吃国家财政饭的国家干部；二是身份不变，但担任车队负责人。在W市，一把手的司机全部留在机关事务管理局，没有自己跑出外面任职的。本部门的车队队长、副队长、分管车队的副局长都是一把手的司机出身。但相比之下，“政协、人大、组织部、纪委的司机都出不去。”（访谈对象7）在T县，从1990年以来替两套领导班子开车的共6人。其中进入机关事务管理局担任副局长的2人，都是由车队长位置上提拔上来的，现已退休；现在职车队长2人；1人随书记外调跟着调离；1人调到电站（当地一个重大投资项目。得到世界银行巨额资助，建成后可以缓解长三角地区紧张的供电）跟随原来一名老县长继续开车。“一般（司机）替老书记开完，只要身体好，新书
11、记来了之后继续开。确实年纪大、身体等问题，可提为车队队长，从事车辆管理（调度等）工作。一般来说，能给书记县长开车的，一般素质较高。领导司机一般担任车队领导，领导关心的，可安排他从事与车辆相关的岗位。提为领导干部的，极为个别。我1990年开始当这个局长，13年下来，提为领导干部的只有1个，此人姓W，替两任县委书记开车，其中一个是Z（前任县委书记，现副市长），W为人朴实刻苦，高中学历，是部队士官（志愿兵）转业。Z在升任副市长的时候，安排他作了公路运输管理所的副所长一职。这年W40岁。司机一般开车到45、6岁，50岁左右退下来，因为这个时候往往是因为身体原因（如眼睛不行）不能胜任了。”(访谈对象7)
12、领导用司机一般通过亲自点名或者机关事务管理局推荐来确定人选。 “这些人一般能力、素质、思想水平都不错。”司机一般高中学历，主要要求驾驶员技术过硬，但“领导的司机除了驾驶技术，还要有领悟能力。”与领导接近带来的好处有时不止于自身。“自己的直系亲属没有工作的，（领导）都加以安排。一般进工商、城建等，都是正式工。领导关心下属，驾驶员更卖力，家属都满意。”在T县，1990年的时候书记、县长都不是专人专车，现在副职也固定了专人专车。这直接导致了司机人数的扩张。1990年T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共有9名司机，到了2003年底，人数已经增至32位。司机在结构地位上的优势逊于秘书，这与职能分工、自身素质有关。但与同
13、等条件的其他人相比，领导的司机也和秘书一样，占有提拔的优势职位。司机没有像秘书一样具备处理信息的制度性结构位置。但作为“领导身边的人”，司机同样会在正式的工作关系中与领导产生非正式关系。领导对司机家属工作的安排就是一种关系转换的照顾。“驾驶员更卖力，家属都满意”，司机不再是因为工作角色规定原因而给领导开车，而是带上了“恩报”的情感回报动机。但无论这种非正式关系的动力机制是情感性关系还是工具性关系，司机和秘书在实践中都造成了政治运行中一种独特的日常权威优势：角色不是这种优势的决定因素，它更多是受到地位、结构以及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这种日常权威的优势来自于一种被人确定或者认可的权威（如领导）介
14、入到某一关系网络中，由此造成与此权威者有特定关系的人可以“借权”而建立起自己的优势。因为“借权”的存在，“领导身边的人”各方面都会看好，机会自然大大增加。 “日常权威”的概念指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认为他们不应该拥有权威，而他们却能支配他人的现象。见翟学伟，2004，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力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43148页。 夏维中在描述明末宦官专权时指出皇帝疏于政事，宦官常常借其名义“矫诏”，即使是内阁首辅等重臣也区分不出到底是不是皇帝的意思。在帝国历史上，外戚、宦官、摄政者对此屡试不爽。这也许是“借权”的历史形态。见夏维中，1998，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江苏人民出版社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