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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文学写作理论第一节鲁迅论写作鲁迅(1881-1936年)，姓周，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1918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开始使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伟大的习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一生著述甚丰，主要作品有：呐喊、啁俚、故事新编、野草、朝花夕拾、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习编、且介亭杂文末编、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等，后均收入鲁迅全集。鲁迅的写作理论散见于他自己和他人著译文集的序言、后阁和有关的文章、书信当中，其中常常是借助于自己对写作实践的体会来阐述有关问题。鲁迅认为，文艺是社会生活的产物，但又能对社
2、会产生积极明影响。他在1933年12月20日致徐懋庸信中说：“文艺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这正如芝麻油原从芝麻打出，取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一样。”因此，鲁迅对文艺作用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文艺有两大作用，一是使人“兴感怡悦”，陶冶精神；二是具有宣传工具作用。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又说：“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他认为，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文艺作品对人的感召力最强，所以他强调指出：“盖人文之遗留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文章之用”甚至比科
3、学著作的对人的感召力“益神”；“盖世界之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决阅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它“虽缕判条分，理密不如学术，而人生诚理，直笼其辞句中，使闻其声者，灵府朗然，与人生即会”。因此他说：“善于改变精神的是，当然要推文艺。” 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说：“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他曾经驳斥过文学不是宣传的观点：一切宣传品固然不都是文艺，但文艺作品一定都要宣传。他在势所必然，理有固然一文中尖锐地讽喻：“假如文学真的毫无什么力，那么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 不过，
4、鲁迅又认为，文艺作品的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不能把它的宣传作用过分夸大。他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一文中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因为文章“与个人暨帮国之存，无以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摩罗诗力说)。所以他不相信“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对于“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观点，“总觉得怀疑”，认为用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的文章是“无力的”。他甚至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兼不开口，就杀人。”他打比方说：“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
5、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因此，他提示人们，学文学对于战争，没有益处，最好不过作一篇战歌，或者写得美的；便可于战余休憩时看看，因为“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革命时代的文学)。也许正是出于对文艺作用有限的原因，所以鲁迅在逝世前告诫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艺术家。”然而，他毕生更多地是将文学当作战斗的武器，认为它有匕首和投枪的作用。 鲁迅的写作理论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鲁迅的写作理论，虽然基本限于文艺写作方面，但涉及的问题或内容都相当广泛、全面。就一般文艺写作理论而言，鲁迅论述了文艺的作用问题、写作目
6、的问题、革命文学问题、作家思想修养问题、创作途径问题、创作方法问题、文风问题；就文体写作理论而言，鲁迅论述了小说创作问题、杂文写作问题等等。即使对于其中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其内容也是很全面的。例如鲁迅在论述作家思想修养这一具体问题时，他就论述了“弄文学的人”，“要(1)坚忍，(2)认真，(3)韧长”的问题，也论述了革命文学家思想革命化、做“革命人”，即“革命”和“文学”的关系问题，另外，还论述了革命文学家深入“实际的社会斗争”问题。又如，关于杂文写作问题，既论述了杂文的作用、杂文的写作艺术，又论述了批判地继承传统艺术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关于杂文写作艺术问题，又包括“取型”艺术、笔战艺术和讽刺
7、艺术等具体情况的阐述。第二，鲁迅写作理论的具有革命性。我们说鲁迅的写作理论具有革命性，首先是因为他的写作理论是“为人生”或“改良人生”的进步理论。“为人生”或“改良人生”不仅是他小说创作和其他文艺创作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写作理论的思想基础。他认为，当时“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中国人民的“精神”即暴露“旧社会的病根”，“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几个重要问题)。 我们说鲁迅的写作理论具有革命性，又因为他的理论提倡“革命文学”。他说过，“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过，在20年代末以前，鲁迅认为中国还没有产生真正的“革命文学”，甚至连真正的“平民文学”也没有，但到2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不但产
8、生了“革命文学”，而且还在“不断”地发展着，最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乃至“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种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好像压于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样，在曲折地滋长”。他大力鼓吹这种文学，把“无产文学”看作是无产阶级“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并希望用无产阶级的文学来取代一切非无产阶级文学，认为“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毫无其他文艺”(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现状)。他对当时诞生的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诗集孩儿塔评价甚高，认为
9、这部诗集是“东方的微光”、“林中的响箭”、“进军的第一步”、埘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其原因是这诗属于别一世界”。为了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要求作家要成为革命文学家，而革命文学家一定要思想革命化，要做“革命人”。他认为，“革命人”是与“文章有关系的”，不过“革命人”是第一位的，“革命文学”是第二位的：“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革命时代的文学) 第三，鲁迅的写作理论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首先，他的写作理论都是为解决现实社会发生或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理论。鲁迅最重视战斗性极强的杂文，当然，他也不轻视小说、散文和诗歌。鲁
10、迅的成功即始于小说和散文，他曾把小说视为“为人生”或“改良人生”的有力工具。但那些小说和散文，基本都是1926年以前所作，到他逝世以前的十年激烈的社会动荡时期中，基本没有再创作小说和散文(只有在19341935年的两年中作过故事新编中的五篇新编历史小说，包括理水、采薇、出关、非攻、起死)，而把重点放在杂文写作上。其原因就是，他认为杂文在风格上“生动，泼辣”，具有战斗性的特点，在内容上具有“言之有物”的特点，在效用上“有用，而且也能移人情”。但当时所谓“第三种人”主张创作一些超阶级的“属于将来的东西”，鲁迅则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
11、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论“第三种人”)其实，在此前的1926年，鲁迅就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说：“在我们不从容的人们的世界中，实在没有那许多工夫来摆臭绅士的臭架子了，要做就做，与其说明年喝酒，不如立刻喝水；待21世纪的剖拨戮尸，倒不如马上就给他一个嘴巴。”(有趣的消息)当时有人攻击杂文的“意义”“极端狭窄”，说它不会造就“伟大的作家”，因而别有用心地“劝告”鲁迅放弃杂文写作，而去从事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的长篇小说创作。对此，鲁迅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
12、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 我们说鲁迅的写作理论是战斗的理论，还因为他的写作理论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腐朽、反动的文化思想。他极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和新旧八股的文风。在二十四孝图中说：“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文中还一再地说：“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并且说，即使他从“半天空”或“象牙
13、之塔”上“跌下来的中途，当还没有到地之前”，他“还要说一遍”这样的话。 他认为，那些以为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的“高雅人”，“真是可怜煞人”，这些“做了人类想成仙；坐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热风随感录五七)。至于八股文，鲁迅认为，“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这是因为，“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他指出，老八股“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是一块“敲门砖”，对社会和人生毫无用处。新八股也是如此，因为它“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
14、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伪自由书透底)。 鲁迅写作理论的战斗性，还体现在批判“中庸之道”上。他说过：“人世上并没有”“骑着而又两脚踏地”的“一道矮墙”，有些人说话“即使吞吞吐吐，也还是将自己的魂灵枭首通衢，挂出了原想竭力隐瞒的丑态”。因此他坚决批判样子“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个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叭儿狗”，提倡痛打“落水狗”精神，反对“费厄泼赖”，同时也坚决反对所谓“第三种人”。最后从语言上看，也能直接在形式上看出鲁迅写作理论所具有的战斗性。鲁迅写作理论的语言极其尖锐、犀利。其原因，与他的写作理论大多是运用杂
15、文写作而成有关。关于这一点，从上述鲁迅的言论中即可以明显的看到。 鲁迅的写作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明显的战斗性，是因鲁迅本人是一个斗士，并且立场坚定，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他认为：“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他又说：“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就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因此他主张，为文时要“热烈地主张着所是”，“热烈地地攻击着所非”，“热烈地拥抱着所爱”，“热烈地拥抱着所憎”，否则，那作者不是“近
16、乎婊子”，便是货真价实的“和事佬”(再论“文人相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鲁迅，具有这样的写作思想，加上他所“遇见”的大多都是极其令他“所非”和“所憎”的丑恶的事物，他的写作理论具有明显的战斗性，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鲁迅的写作理论虽然在思想、观点和语言上都极其尖锐、犀利，倾向鲜明，决无“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现象，但却很少存在着片面性或绝对化倾向。他对某一事物或问题的判断，总是限定在特定的环境之中，或历史地看问题，或发展地看问题，或全面地看问题，使他对问题的分析具体而微，因而使他对问题的判断精当而准确。例如，他对“为艺术而艺术”派的批判便是如此。他在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中说：“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