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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两汉散文第一章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言记事文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第一节从甲骨卜辞到春秋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人，所占之事，有的还包括日后吉凶应验情况，刻在甲骨之卜兆旁，此即甲骨卜辞。甲骨文清末发现于河南安阳，是商王盘庚迁殷后至殷亡时的遗物
2、，距今已三千多年。这些卜辞所记的内容相当丰富，包括祭祀、农业生产、田猎、风雨、战争、疾病等许多方面，真实朴素地反映了殷商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状况。甲骨卜辞记事比较简单，不成系统，但未经后人加工，保持了商代记事文字的原貌。这些占卜之辞，短的只有几字，长的有百余字，比较完整。这些卜辞，可看作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同样未经后人加工的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至繁的发展。商周时君王、公侯、臣子都可作铜器铭文，君王所作铜器被视为国之重宝。铜器铭文有长有短，广泛记述了社会生活。商代铭文记事简单，形式一律。周代铭文字数增加了，内容复杂了。不仅有记事文字，还出现了与尚书诰命类似的记言文字。尚
3、书在时间跨度上与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相近。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尚书在先秦时称为书，汉人始称之为尚书，即上古之书，又被称为书经。虞书、夏书不是虞夏时的作品，而是出于后人的追记或经后人加工。商书、周书基本上殷商、西周时的作品，但也经过后人的加工。西周末，尚书已成书，相传孔子曾编定过尚书100篇。秦火后，汉初伏生所传今文尚书只有28篇。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壁时发现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出16篇。西晋末年，古文尚书失传，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奏古文尚书58篇，将今文尚书析成33篇，又多出25篇，流传于今。唐宋时，已有人怀疑梅赜本尚书，清人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以大量的论据，证明了梅本之伪。今本尚书，大约
4、只有今文尚书28篇是可信的。尚书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诰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时期经过孔子编定的春秋，记事系统，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历史的通称，后特指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的编年史。它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的历史，对这一时期的史事作了简洁的大纲式的叙述。春秋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事件，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具备了明确的时间观念和自觉的记事意识。但其记事都很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因此，其记
5、事虽简而有法，却幷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如隐公元年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有，但事件的因果、过程，人物的行为、性格，都无从知道，仿佛一则新闻标题，而不像一篇文章。春秋是“礼义之大宗”（史记太史公自序），维护周礼，反对僭越违礼行为，贬斥邪说暴行，是其主要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在行文中不是议论性文辞，而是在史事的简略记述排比中表现出来。春秋还以一字寓褒贬，在谨严的措词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比如杀有罪为“诛”，杀无罪为“杀”，下杀上曰“弑”等。这种史着中灌注强烈感情色彩的作法，为后代史传文学所继承。第二节左传的叙事和记言左传的成书左传的叙事特征左传的记言文左传是春秋左氏
6、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与春秋有关的还有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两部书侧重阐发春秋经义，叙事较少，以议论为主。公羊传的文章，文风淳朴简劲，语言凝练准确，谷梁传亦文字简朴，议论精深。二书文学价值不能与左传并论，但在经学史、思想史、学术史上都有深远影响，尤其是公羊传在汉代和晚清，都曾为显学。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颜师古注云“名高”。汉书艺文志“谷梁传十一卷”班固自注：“谷梁子，鲁人。”颜师古注“名喜”。见汉书卷三十，第1713页。或说名赤、俶。（春秋谷梁传校勘记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第2363页），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
7、义关于左传的作者，历来异说颇多，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是左丘明所作，并说左丘明是“鲁君子”，“鲁太史”。（史记二十诸侯年表序，汉书司马迁传赞，汉书艺文志）孔子的时代确有一位左丘明，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心，丘亦耻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第1版第2475页）唐宋以后，常有人怀疑左丘明作左传之说，甚至有人认为左传为汉代刘歆伪造。（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惠公元妃孟子条”，皇清经解经部总类，道光九年广东学海堂刊，咸丰十年补刊本。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56年3月第1版第84页）左传的著者也许不一定是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左
8、传不是一部伪书，写定于战国初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看法。左传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与春秋一样，左传不只是对历史事件作客观的罗列，而且还表达了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幷站在儒家立场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作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道德伦理评价，为人们提供历史的借鉴。左传维护周礼，尊礼尚德，以礼之规范评判人物。同时，作者以敏锐的历史眼光，记述了周王室的衰落和诸侯的争霸，公室的卑弱和大夫兼幷，表现了新旧政治势力的消长，揭示了社会变革的趋势。书中还揭露了暴虐昏庸、
9、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尤其是重民、以民为本的思想，更反映了左传进步的历史观。在左传作者看来，有德才能为天所佑；得民或失民，被有识之士当作取国或灭国的重要条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人的地位提高了；在君与民的关系中，民的地位提高了。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
10、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
11、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的战争描写，全面反映了左传的叙事特点。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
12、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鞍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则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罪，对这次战
13、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
14、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当是作者根据
15、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幷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鞍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孙绿怡将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