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docx（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
2、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
3、具体如下表：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1942，12，1豫省灾情志略1942，12，1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1942，12，3豫灾弃婴，捐款救济1942，12，4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1942，12，5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1942，12，7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1942，12，8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1942，12，10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1942，12，10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1942，12，11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
4、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1942，12，13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1942，12，14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1942，12，15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1942，12，16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1942，12，18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1942，12，19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1942，12，20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1942，12，21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1942，12，28豫枪决污吏1942，12，29
5、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1942，12，29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1942，12，30国际友人协赈豫灾1942，12，31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
6、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1942，9，12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1942，9，15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1942，9，30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1942，10，1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1942，10，2宣慰豫灾民1942，10，7查勘豫灾1942，10，8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
7、出发1942，10，25豫灾民移垦1942，10，29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1942，11，5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1942，12，3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1942，12，10振济豫省灾民1942，12，28豫省灾荒目睹记1942，12，28天寒岁末念灾黎1942，12，28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
8、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
9、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
10、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
11、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
12、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
13、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
14、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并非如此。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
15、，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