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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当前翻译研究的考虑大凡自人类开始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字翻译活动以来，对翻译的研究便从未中断。每次随着翻译活动高潮的到来，翻译研究就趋向深化，翻译研究中的争论也就愈加剧烈。这是缺乏为奇的。近来争论的焦点算是艺术观与科学观之争了。问题的核心是对科学观的意见不一。认定翻译是科学与不是科学的两派各执一端，但不免各有失偏颇。这其中除对“科学的理解差异外，更主要的似乎还在于持科学主张内部的问题。现就有关的问题谈点我们的看法。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
2、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立?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此后，许多相关学
3、科的开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开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化探究。近一二十年，广阔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展大规模、有益的探究。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一样。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
4、拟于不伦。依此而否认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缺乏为训的。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理论的经历。“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根本上是凭借别人或自身的经历进展翻译。现有阐述
5、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理论经历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认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开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开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刚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考虑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究。提出“考虑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究。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究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既然是探究，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展。无端的否认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
6、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理论，而后又回到理论来指导翻译理论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理论，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理论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说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都感到“翻译的根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详细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
7、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终究对我国的翻译理论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疑心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讨论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成认，语言学的开展给翻译学的开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比照，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本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化的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比照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理论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
8、系统的经历，获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如今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根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理论中某些系统经历，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
9、静态比照，只能考虑其外表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浅薄；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根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兴隆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构造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形式为根底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根底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
10、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标准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成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保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立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按照同一道路开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展。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
11、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历也不尽一样。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上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互相浸透。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究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究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假设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
12、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别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equivalene在自然科学中译为“等值是指“量值或“效应大小方面的“等。在某些学科中也就只译为“类，“代而已。西方人把它应用到翻译中，传入我国后不知怎么地译为“等值。于是就有人便在“等值上做文章。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是一项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之的活动。它涉及到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一系列问题。在东西方之间这一差异尤为显著。
13、为此，在翻译中就存在“不可译的现象，这其中何曾有那么多的“等值可言？况且，至今为止，在人文科学中尚无像自然科学中所具有的量化公式。因此，严格来说，翻译中是无“值可“等的。又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偏低层次的翻译和“偏高层次的翻译，只不过是“直译与“意译的换一种说法而已，无“先进，“落后之分。认识到世界各国都在对翻译学进展讨论，我们就无需对西方的翻译理论顶礼膜拜了。改革开放以来，“和世界接轨已渐渐成为一个很时麾的“名词儿。近来我们的译坛上也时而见到这一提法。我们尚不明白“接轨二字的更多含义，但仔细一琢磨便感到，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开展中不可能有某个国家，或某些民族先走上“正轨，而其他国家或民族随后均应顺此
14、轨道开展。翻译研究中，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由某个民族的学者从他们的翻译理论中概括出全世界普遍适用的规律来。只有懂得东西方语言，具有东西方语言譬如，汉外语言或世界各种语对译丰富经历的人，才有资格讨论翻译中真正、普通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今不可能有，也更不能由只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来建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或民族应该按其自己语言的特点，建立与开展其自身的翻译理论。世界的文化不是朝一元化的方向，而是朝多元化方向开展的。我国的翻译理论要走向世界，但这不应牺牲自身的特点，用西方的概念套我们的翻译理论而造出理论，而是要按我们的翻译理论提出我们民族的东西口在世界文化之林中，越具
15、有民族性的文化就越具有世界性。在探究我国的翻译学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对待我国自成体系传统的翻译理论。罗新漳先生在这方面已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但这方面研究的成果毕竟还不多。要是说我们对国外的翻译理论理解、研究得不够，那可以说我们对本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显得缺乏，因应该把我们当前研究中感到缺乏之处都归咎于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摒弃前人的翻译理论，将之批驳得体无完肤并不有助于我们的翻译理论研究工作顺利向前开展。当然，不能说我们传统的翻译理论是十全十美了，我们可以死抱着信达雅不放，或是说唯有信达雅好。从现代的目光看，我国传统的理论体系有许多缺乏之处，但它毕竟反映了我国翻译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仔细研究国外翻译理论就不难发现，尽管各国都是在其社会、语言、文化的根底上建立起自有的翻译理论，但其开展过程与我国的翻译理论开展过程大致一样。因此，我们不必过多地指责古人的译论。我们不能拿今天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一切。历史地、客观地对待我们的传统翻译理论，就会使我们的研究不至于出现“全盘西化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