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多元化发展方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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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推进城市化建设研讨会Symposium on Rural Economy & City Construction坚持多元化发展方针 加速城镇化步伐建国后,中国工业化道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走了相当长的一段逆城市化的弯路。1949-1979年,三十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8.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8个百分点,比世界同类发展水平国家偏低20个百分点,30年只实现了1亿人口的初步现代化。即便是将最近20年情况考虑在内,那么用50年时间将城市化率由10.6%提高到30%,工业化率由12.6%达到54.3%,与此同时在我国人口增长了1.67倍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化率仍然偏低。这表明

2、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是以往我们长期面对的城乡基本经济格局,按国际城市化规律看,我们有可能迎来改变这一格局的历史机遇。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到了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标志在于:第一,全国的城市化率开始超过30%,按世界标准,城市化率30%-60%将是加速发展时期;第二,全国的非农就业率已达51.5%.,即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比重将进入持续下降的发展时期;第三,受上述两个条件影响,按纯农业的劳均耕地估算,我国将进入劳均耕地数由持续下降,转为逐步增加的时期。同时,全国的农业人口数、农户总数以及乡村总人口数都将由以往的持续增加,逐步转为下降。如何迎接这一历史性变化,处理好改革和发展难题,将会

3、为中国在未来跨世纪发展中争得更多的机遇和主动。 一、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历史现象,其发展水平是国家进步程度的标志。而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关注农村城镇化问题。中国农村城镇化是植根于文明古国历史进程中的独特现象,是特殊工业化道路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它一般特指中国的小城镇发展。就一般情况而言城市化就包含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不应该存在农村城镇化这种似乎是就地转移的情况。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确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现实。这里谈的农村城镇化,区别于规范的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现象,也区别于战后发达国家由大城市向小城镇扩散的都市化现象。而是指中国由于特定的人口迁移障碍背景下,农村依托传统集市和行政中心,

4、在乡村工业化推动下形成的小范围的农村人口集聚和迁移现象,将其称之为农村城镇化或曰小城镇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走上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农村城镇化。开始矫正以往城市化的发展偏差。自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中国城市化进展缓慢,甚至出现城市数量的减少,其中小城市由115个减少到105个,小城镇由5400个减少到2900个。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结构大调整,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一大批崛起的小城镇开辟了城市化的新进程。19831986年,每年平均设镇1600个左右,19871991年,每年平均设镇350个左右。累计80年代小城镇净增加 8192个。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工业化进程打破了城乡

5、分割的体制。截止1998年,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9%。整个乡镇企业吸收劳动力就业达1.25亿,占目前全国城乡非农就业总数的35.7%。其中乡村50%的新增非农就业集中在县城、建制镇和集镇周围,初步形成了约1.7亿的农村小城镇人口(其中标准的城市人口约1亿)。每年小城镇建设方面的农民投资达700-1000亿元,分布在4.5万个乡镇上。用仅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6%的资金,形成了相当于全国37%的城镇人口(口径同上),有效地分流了大中城市发展的压力,弥补了国家资金紧张的不足,拓展了城乡商品市场拉动了城市化需求。 随着中国农产品特别是粮食进入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发展新

6、阶段,原来固有的围绕着以增加粮食总量,促进农民增收为中心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到了应该适当调整的时候了。农业和农村经济阶段性变化的实质反映了国民经济已整体进入结构调整时期,标志着在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市场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时,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必然要相应进入了以解决农村就业为中心,促进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实现小城镇、大战略新的历史阶段。 实践已经走在政策思维的前面。经济发展规律给我们的题解是:工业化城镇化乃至现代化是最终解决中国人地矛盾的必由之路;企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只有经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才可能走上规模经济之路;中国的小城镇既是城乡分割的产物,也是打破城乡分割的标志;中外小城镇的发展,无一例外,

7、都是城市化发展整体中的组成部分。因此,正确理解小城镇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在国有经济改革举步维艰之时中国经济结构变革的突破口。小城镇发展,始终不尽如人意的根本原因,是近十年来城市改革大大地滞后了,拖了整个改革的后腿。当城市改革大踏步推进时,原有城市由于结构调整,可能会减慢发展速度,但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又处在高速增长期,发展速度的过快衰减,会引发诸多矛盾,因此,城乡协调发展必不可少,把握改革和发展的尺度,以小城镇和小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可以减缓矛盾,找到迂回调整的空间,这是利用二元经济格局走出体制障碍的可行选择。因此,提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战略,恰逢其时,是顺应规律的科学选择。 中

8、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三次农产品卖难,两次工业品的市场疲软。应该承认,所谓买方市场,需求不足,实质是农民购买力太低。中国工业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剪刀差式的原始积累早就应该结束了。如果我们仍不从原有思维框架走出来,还要在今后的改革中让农民继续无偿做贡献,那么,我们损失的不仅是机遇,而且是来之不易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效益,甚至于让过高的体制成本吞噬掉改革的成果。当前的消费结构矛盾是:城市住房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体制及教育体制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新一轮消费升级,表现为城市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新兴消费一时还不敢尝试,因为预期消费成本太高;而城里滞销产品转向农民消费的不确定性又很大,如产品不适

9、销对路、农民购买力增幅有限。致使国内市场整体需求不旺。这里的逻辑是:如果能使滞销产品打开农村市场,完成国内产业升级、结构重组的资本积累,那么就可以在新一轮竞争中与外国产品较量。在产品过剩年代,要使传统产品能够向农村扩散,新兴需求成为增长点,还缺乏企业创新的现实机制,而我们正在作的几项改革又是新机制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要使消费增长有持久的发展动力,又要根据市场强化有效供给。政府需要做的,是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投融资体制。而最有可能率先构造这一机制的地方就是小城镇和小城市,因为这些地方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从本质上讲,解决需求不旺问题,就是要锲而不舍地开拓农村市场,就是要创造市场的

10、载体-小城镇。 我认为,如果能够将开拓农村市场问题放在中长期经济发展中去考虑,彻底明白城乡协调发展关系,真正把农民也作为经济增长的生力军,将农村就业问题置于突出地位来考虑,即能够让农民平等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时,国民经济的增长格局的矛盾就可能有解。而发展重点小城镇,提高农村城镇化质量,是今后要赋予独特发展道路的一层新意。小城镇成为产品下乡和农民进城的很好的结合点。在二元结构不可能彻底和短期内迅速打破之时,小城镇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地位既是客观现实也是一时难以替代的选择。 二、1998年的洪灾唤醒了人们的环境意识。但我们同时应意识到流域上游生态破坏还源于流域下游发展模式、增长效益变革滞后和恶化。如果

11、看不到这一点,会使我们在东西部发展关系的把握上有可能缺少支点。有人仅仅从分配角度考虑问题,希望靠转移支付既解决贫穷问题又解决生态环境。但核心是必须解决增长动力问题,否则,再来一次抽肥补瘦,会是得不偿失。实际中国已经到了处处都要为过去付成本,还代价的时候了。现在应该是在国土整治上做大文章的时候了,这不仅包括西部荒漠化、石漠化治理,而且应重点包括中国最具增长动力的东、中部地区城镇化布局的整体规划和调整,这一地区要有适当的国家都市化整治战略。其中,继续校正城乡偏差,应成为下一步改革和发展的主线。可供选择有以下几点。 确定城市带,划清都市圈。城市带即在城市化的战略中要坚持沿海、沿江和沿线的长远战略格局

12、。目前能够首先获得共识的是北起珲春经大连包括环渤海,走烟台、青岛穿连云港到上海,再南下杭州湾经宁波、温州直达台湾海峡沿岸,从厦门绕至汕头连接大亚湾途径香港进入珠江口到达珠海、澳门,最后通过粤西沿岸和湛江到达北海、防城港。数千公里海岸线应该是未来最大的城市带。其次,沿长江两岸沿线,和沿欧亚大陆桥的沿线(即东起连云港西至霍尔果斯口岸),要让内陆的城市向这两线集中,即今后50年内的城市发展的百分之六十要靠近这两条线。这一战略的要点是沿海和沿江铁路必须加速发展,才可能构建未来城市带的骨架。都市圈即包括五大城市群,其整治战略是指辽东半岛的都市圈、环勃海京津唐都市圈、山东半岛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

13、三角洲都市圈,要有这五大都市圈的全面的城镇体系改造规划,改造期内可适当控制人口进入,然后逐步放开;与此同时,还可适时启动成渝都市圈的建设,拓展以武汉为中心的都市圈建设,对福建省的厦漳泉都市圈建设也不要忽视。这是整个中国的多方位的增长级,必须认真培育。 在此整体规划实施的基础上,再去设计除此之外地区的大、中、小城市的建设方针和具体的规划方案。这应该是第十个五年计划乃至未来15年城镇化发展方针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因此无论中国的城市化如何走,是大城市为主,还是中小城市为主,小城镇发展都将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中国多元城镇化道路选择中必然要走的三条道路。事实说明任何一条道路都不可偏废。中国未来20年将是

14、劳动力供给最充裕时期,应该是增长速度较高,发展成本较低的时期,选择三条路共同发展,就是为分担不同的风险,发挥各自的优势。 据测算,农村未来20年仍将有1.2-1.8亿剩余劳动力,目前进入农村非农产业和流动就业的将近2亿劳动力,总计就是3.8亿农村人口要在今后大部分逐步脱离土地进入城镇。将是今后中国多元城镇化道路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引导安置得当既可为大城市发展提供高素质低成本的人才,也可为中小城镇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缓解产业升级换代的就业压力。未来的小城镇将主要是中小企业、第三产业发展的基地,特别将成为各种中介组织、金融组织以及营销组织的天地。因此,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近十年内,小城镇发展是关键时

15、期,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如果我们不尽早规划,引导发展,要么超大规模城市密集发展将激化矛盾;要么过于分散孤立形不成规模分工的小城镇遍地开花也会使经济增长缺乏活力。目前重要的不是追求小城镇的数量,可以说数量增长的高峰期已过。小城镇发展的数量将要在未来15年内达到其上限,平均每年发展数量以不超过450个为宜。要把重点放在追求小城镇扩容上,有规模才有集聚效应。在15年内可以集中发展1万个中心镇,平均每县3至5个,可将未来新吸纳人口的50%,约6000万人集中在这里;另外,还可以由目前平均每个小城镇0.3平方公里扩大到1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投资1亿元计,2万个小城镇中有70%扩容,则可能需要投资总额98

16、00亿元。15年平均下来,每年就要有650亿元,如果计带动效应,则每年有不少于2000亿元的投资,每年约可增加800万人的消费。新增消费额至少每年可有360-400亿元,相当于农村市场扩大每年增长两个百分点,长期累计将非常可观。因此,扩大农村消费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小城镇和促进农村就业是相辅相成的城乡协调发展战略,这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必须坚持的方针。 以上这一切都要求只有在国家的统一指导下才可能见成效。21世纪与20世纪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区别就在于,要增加国家意识的支持、指导力度。要在全国金融改革深化进程中加快改革投融资体制,特别是要多方面筹集小城镇建设的中长期投资资金,因为,如果都市圈战略进入整治实施阶段,其中靠市场机制即可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而小城镇发展则不是这样,按市场规律发展小城镇是要有前提的,第一是有利于大中城市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第二是在城乡二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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