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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二次翻译高潮：明清两代在这次翻译高潮中，首先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 圣教三柱石”(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但是，他们的主要和有影响的译著， 却不是“圣教”类著作，而是西方科技类著作。如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 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科技著作，开凿了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先河。徐光 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 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 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学习与掌握)，只有“会通”才能“超 胜”(超越
2、与争胜)。清末，马建忠在其马氏文通中提出“善译”之说：“必先将所译 者与所以译者两国之文字，深嗜笃好，字栉句比，以考彼此文字孳生之源，同异之故。所有 当相之实义，委曲推究，务审其声音之高下，析其字句之繁简，尽其文体之变态，及其义理 精深奥折之所由然。”这段话的义蕴是相当丰富而全面的。它涉及了风格学、文法学、修辞 学，以至进入一般文化研究的领域。马建忠的“善译”标准，是力求与原文在意思上无一毫 出入，而且使读者读了译文后能达到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这一提法，已与现代等值翻译 理论非常接近。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以翻译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著作为主，如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3、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等，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更为言简意赅地提出了 “信、 达、雅”三原则，被不少人奉为圭臬，历久不衰。除了这三字理论外，严复在翻译主导思想 方面的论述也是我国近代译论的精华。他在1894年写的论世变之亟中，指出世人所注意 的西方“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使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者，“亦其能事 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可见，他提倡翻译西方社会科学，是自觉地抓了根本，是为了 直探资本主义“命脉之所在”。如果说我国的民族资产阶
4、级早在明末、清初就得以萌芽，那 么当时的翻译家们积极译介西方的先进思想、先进技术所从事的艰辛劳动则是功不可没的。 第三次翻译高潮：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后文学革命运动前后，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最有名的早期多产翻译家林 纾，移译外国文学著作达一百七十余种，如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 黑奴吁天录后译为汤姆大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王子复仇记(Hamle t) 等。林纾强调在翻译时译者应该投入自己的主观感情，译者须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的心灵 相交流。其实，周桂笙则更早于林纾，而且译作所采用的不是古文，而是一种平易的报章体 的
5、文字，颇具特色，不过鲜为人知罢了。文学革命运动后，文学翻译更是欣欣向荣、蒸蒸日 上，文学翻译理论家也随之大量涌现。翻译工作在历史上常常是启蒙运动或思想解放的先导， 也是传播人类文明的雄鸡晓唱。“五四”运动前后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被 译成汉文在中国传播，为中国后来的革命作了充分的理论和思想准备。这一时期，大概数鲁 迅先生译得最认真，它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说：“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 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得丰姿”。也就是说既要通顺，又要忠实。所谓忠实，是指内 容上的“信”；所谓通顺，是指表达上的“顺”。瞿秋白在再论翻译?答鲁迅一文中说： “翻译的时候，应当用这种绝对的白话文
6、：一方面和原文的意思完全相同（“信”），另一 方面又要使这些句子和字眼是中国人嘴里可以说得出来的（“顺”）。“信”和“顺”不应 当对立起来，。”鲁、瞿所提倡的“信顺”，是科技翻译、文学翻译所必须遵循的基 本原则，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此外，鲁迅的论述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主 要和突出的是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关于翻译的目的与宗旨。第二，关于“直译”与“硬译”。 第三，关于翻译的言语、句法问题。第四，关于重译（转译）和复译问题。第五，关于翻译 批评问题。因此，鲁迅在三十年代的有关译论，几乎涉及了翻译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并且 都是非常深刻的，是中国现代译学史上最宝贵的财富。“五四”运动后，
7、还有像茅盾、郭沫若、钱钟书、傅雷、陈西滢等一大批翻译家。茅盾在谈 论文学翻译时指出：文学翻译“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通过原作的 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 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合适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 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发挥工作上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 实于原作的意图。”这段话的确把如何进行文学翻译作了完整而又全面的阐述。茅盾还是迄 今所知中国译论史上最早又最明确地提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即强调“神韵”这一 重要观点的。可见，“神韵”这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
8、重要观念是在新文学运动开展以后才被 正式引入翻译理论的。郭沫若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风韵译”和“气韵”的说法。女口：诗的生 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捕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 译”。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 气韵尤其不许走转。郭沫若所强调的“风韵”与“气韵”，与茅盾当时强调的“神韵”是一个意思。可见在这一 点上他们是一致的，都对翻译美学作出了贡献。傅雷毕生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理论方面的“神似”说与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都很典 型，是对文学翻译提出的美好追求目标和最高美学理想。陈西滢则借鉴美术创作的实践和理论，提出了翻译中的“形似、意似和神似”之说，这在中 国译论史上带有创见意义。此外，还有林语堂、朱生豪、艾思奇、贺麟、陈康、朱光潜、金 岳霖等，他们在翻译理论上都有各自独到的见解。因此说，这一时期是文坛和译坛上明星叠 出的时代，也是我国译学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代。
